沟口健二在《元禄忠臣藏》里埋入了许多"纯艺术"的因素。他拍摄了一系列精致的镜头，努力强化影片的形式感。远在1941年，他就对追求"日本形式"有执著的野心，并利用导演的权力，企图完成这一形式和日本电影的美感。如四方田犬彦《元禄忠臣藏中的女性因素》（《映画监督·沟口健二》，新曜社，1999年）所指明，《元禄忠臣藏》存在女性的叙述角度。确实许多情节的演进都是借女性为主的场面获得。自然，他借此也就塑造了女性的形象本身。
——这就又扯出一个与中国可做对比的话题：日本的女性。
在忠臣藏故事中，除了赤穗藩主浅野的夫人（后称瑶泉院）外，与义士们患难与共，或忍辱包羞、或轻抛性命的女性，大约有：
大石内藏助夫人陆（おりく），为不至于做为家属遭牵连她被大石休弃；与义士叽贝十郎左最终难遂婚约、在十郎左切腹之前自杀明志的江户女子（乙女田おみの）；京都笔店二文字屋女儿、大石内藏助之妾轻（おかる）；义士在四大名家切腹之后，小野寺十内的妻子丹在京都自杀；还有早在复仇酝酿时期，由于与义士桥本平左卫门陷入热恋、于进退两难中双双情死（日语称"心中"）并最早被演义成了净琉璃作品《曾根崎心中》的游女——就是这个故事，最早纳赤穗义士事件于坊间梨园，尤其开创了为大义男女难能如愿、不成眷属舍身情死的故事套路的先河。
更著名的，是大石内藏助的韬晦狎游。
在举事前，大石内藏助曾在京都的袛园等所谓游廊，狎女醉酒、扮演颓废。在四十七士事迹内外，女性的影子出现频繁。游廊妻女，都暗示着一种——对孤立的叛逆的、从女性到文化的共犯。
还有，就是我看过的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第五、六两折里的、又一个轻（おかる）。其实，唯此两折是忠臣藏故事中的纯虚构枝蔓，戏中没有出现摹写真实事件的场面，但日本人不以为蛇足。
这两折戏的剧情是：
武士勘平与轻（おかる），曾在主公出事时缠缱恋情，因此遭人非议。日后勘平沦为猎人，渴望入盟参与复仇，允诺筹画经费。轻为成全恋人，卖身于袛园妓馆，筹银五十两，让勘平能贡献大业。不想持银回家的父亲，半路遭恶人砍杀，银两被刧。那恶人又被勘平误作野猪，火枪击毙。黑夜里勘平自死体摸得钱袋，次日却以为自己杀轻之父，夺轻卖身银。正值武士来取经费，见状蔑视勘平，拒其入盟。他百口难辨，于悲极剖腹。武士不意之间，见老父伤口是刀伤而非枪伤，于是一切大白。得到洗雪的勘平，于弥留之际，在盟书上签下血字。
在沟口健二的《元禄忠臣藏》里，藩主浅野夫人断发的一场戏，演得一刻刻如诉如泣。那朴素而美的形象，令人过目不忘，一个镜头，经多年余味不绝，在心间如镂如刻。一种无言的、比男性更多一分凛然的女性举动，给人冰雪醍醐的感觉，使男性肃然自愧，不敢轻慢。
如嫌这场戏太过于贵族化，影片的结尾，却是由平凡的美野（乙女田おみの）教训了威严的大石内藏助。大石在与她达成了许诺之后，她舍青春而殉死，大石则走向了自己的切腹场。就在这个镜头之中，全篇演完，字幕升起，近四小时的巨片全部结束了。
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中的轻也是一样，不仅卖身筹银的是轻、承受了最多误解的也是轻。大结局到临之时，勘平哪怕腹上插刀、依然来得及血书签名；而轻却依然被卖烟巷，并未得到救助！
凡事关大计，日本女性从来扮演坚贞的助手，只是暗添了一层美。这样的文艺角色，与现实水乳融透，染做了日本女性的本色。在四十七士故事中，若说男性尚有迟疑和逃脱（最初加盟者曾达百余人、最后仅余四十七人）——而女性，无论实事剧中，尤其戏中女角，无一不是烈士。
与这种女性描述相比较，中国不得不垂头丧气。或可说，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女性形象的黯淡，恰似一线相牵。
与《忠臣藏》女性对应的反面例子，莫过于"笔写色与戒、人做汉奸妇"的张爱玲。虽然她作为百年反共工程的女神像，被刻意美化由裙及脚，但她在家国破碎的血泊中，被她所顺从的日本的女性光采，映衬得丑陋不堪。
为她的辨护，还会呱噪不止甚至统治主流，但她已经败了。在一种女性美感的对比中，她败得如风卷纸灰，渐渐无迹无痕。虽然她不会承认：打败她的，正是中国的古典精神。
在豪华的东京歌舞伎座，刚一进剧场我就明白：今晚看不到热闹。
《假名手本忠臣藏》共有十一折，每个演出月份只上演其中两折。今晚上演的第五、六两折，不单不打仗、且是虚构的两折。轮到最后"讨入"敌家，怕还要再等半年以上，而一个月后，我就回国了。
——也就是说，不仅看不到讨入敌家的拼杀，也看不到最后切腹的壮烈。那一股深刻的失望！……我不断忆起鲁迅的社戏。
但是，哪怕只为报答昂贵的门票，我也不能浪费这个晚上。那一晚我真是全神贯注。看不成刀光剑影，我就不眨一眼地注视舞台、争分夺秒地查对简介。我不单琢磨勘平和轻的情节，甚至观察舞台的音效。后来在北京读沟口健二巨片《元禄忠臣藏》的资料，沟口也声明，别想来他这儿看刀光剑影："锵锵啪啦啪啦，我可不拍。"
确实不只是"锵锵啪啦啪啦。"
这一齣戏，如今它已不仅是戏剧而已。我不知道一齣打磨百年的京剧，与它比较是否妥当。它的存在已很微妙，在传说般神秘的歌舞伎座剧场里面，观客的神情令人难忘。我形容不出满溢场内的、那一派"认真的趣味，无言的热烈"。当观客喝彩时，我清楚地觉察到：它与北京人给京剧名角的喝彩不同。多些吟味、好似缅怀。较之观剧，人们更像是在参加仪式。最后演到了勘平在垂危之际，腹上插着一柄刀，喑哑仰身，伸手盟书的时候，我也不禁为第十五代片岡仁左卫门的演技，吁叹不止。
抑或因为我是中国人才多了这些念头？也未可知。
《忠臣藏》，伴随了日本民族的整个近代和现代，历二百数十年，常演不衰。日本人不只是喜爱，已是舍它不能。它高踞艺海上空，它是特殊门类。虽然从来没有过评选，它的地位，无可撼动，地造天成。
（三）泉岳寺
踏着清晨的薄雪，挑着吉良的首级，赤穗志士一行穿过江户，向泉岳寺班师。须知他们是千里之外的异乡人，在江户城并无家屋亲戚。当他们把方向对准了这座寺庙的时候，泉岳寺，被赋予了一层特殊色彩。
在潜入江户之初，他们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岳寺，为主公浅野扫墓。一年另八个月的潜伏爪牙，一个不眠之夜的奔袭斩杀，就是为了此刻，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敌的头。
我也是在观赏歌舞伎之前，先来看了泉岳寺。
那一日秋雨淅沥，泉岳寺里，人影稀疏。山门全用素漆，古朴结实。
入口处立着大石内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家纹。寺左单有一处侧院，里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头井上，刻着"首洗井户"。相传在这口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级。庙里和尚为防落叶飘入，在井口上罩了一个白纱网。雨脚细密打着，那网已经湿透了。
泉岳寺里有一块新刻的碑，是义士始末的精准介绍。如讲浅野"抵抗"吉良的"不辩士道"，说义士们对幕府处断"不能承服"，读着觉得，措词经过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岳寺的途中，大石内藏助做了几件事：
一件是归途路过仙台大名伊达家府邸、和会津藩大名松平邸时，曾被拦住询问，他们因而诉说过原委；再专派吉田、富森两人前赴大目付（相当江户的警备长官）仙石家、主动出头申诉一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现了对赤穗义士的同情，不仅细致听取了申诉，并招待了早饭。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坂脱离行列、逃往西日本去传达成功的消息。因此，寺坂虽然在后日一直活到了八十三岁，但仍名列四十七士——到处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内藏助为首、以寺坂吉右卫门作结尾书写的。
到达泉岳寺后，一行冒雪在井台洗了吉良首级，将其供于主公浅野墓前，烧香瞑告。周围是浅野去年自杀时，身边的"染血之石、染血之梅"。
其实这举步之间，发生了最有意味的事——因为不觉之间，他们把泉岳寺当做了唯一去处。泉岳寺，这座庙宇除了一座浅野长矩的墓，与他们无亲无缘。这故乡远在关西的四十六人，在江户他们需要一个场所，仪礼之场所，宛如孤独的苏菲需要一座麻扎尔（Mazar 波斯语，圣徒墓）。只要脚踏那场所的沙石，意义就能获得阐发。踏上人生绝路的他们，这一隅之地非同小可。虽然能否埋骨尚不得而知，但去那里寄放灵魂，则已经慎密考虑过了。
这就是泉岳寺。
由于四十六人的缘故，这座庙的性质一朝骤改。它不仅变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变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场。
果然，后日东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国般的归宿。闻名四海，八方来朝，死者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许他们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浅野藩主，但这是必要的——泉岳寺因着浅野墓与他们结缘、给他们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们也使江户城的刃伤事件，添加了一个正当的光环。
更重要的是：此庙与著名的长野善光寺、更与靖国神社不同。
因为，前者供养着以军人为主的、据说有二百四十万柱的遗骨亡灵，后者则祭祀着明治以来日本国家的牺牲者。在中国，虽然语焉不详但凡人尽知靖国神社；而善光寺，或许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若尝试通俗地说明，大概是这样的：亡者在靖国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两处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国家体制内的、日本的亡灵。
但这种神佛魂祀，侮辱着苦主的心灵，蔑视着他者的苦难。它们虽然固执于宗教的形式，却与宗教的初衷存在相悖之处。简言之，两者都与"帝国"一语纠缠，缺少宗教的超越国家、甚至反体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评是否离谱？反正，善光寺和靖国神社好似帝国主义的宣传部和民政局，为饱受屠戮侵害的中韩等国所不喜。四十七士不入靖国神社或善光寺的名簿，而选择了泉岳寺安魂。偏踞东京一角的这座寺庙，仿佛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
泉岳寺的和尚一边通过寺社奉行（管理寺庙神社的衙门）报告此事，一边闭了山门。因为谣言已不胫而走，泉岳寺的和尚当然不希望闻风而来的市民阑入寺内，乱哄哄地围观。他们端出"白粥"，款待血迹斑斑的四十六人，据说还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岩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汇报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暂时寄押在细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时许，一行离开了泉岳寺，分别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时抵达完毕。
此时，吉良家一边收拾狼藉，一边搜求那颗丢了的吉良头。大石云，置于泉岳寺，而寺僧则据有司指示，把头送回吉良家。此头葬于东京牛込万昌院，距鲁迅留学的弘文学院不远。
幕府为妥善处理此案用心良苦。对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论"的与强调"法治论"的各各有之；对吉良却是众口一词主张严惩。将军德川纲吉大概因曾经草率处理刃伤事件心中有愧，这一回倾向"助命"，饶恕义士不死。无奈不得幕府评定所提出文书。肇事和造反，毕竟不会得到体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达，判决四十六义士切腹。
1942年沟口健二的电影巨片《元禄忠臣藏》，就以这个镜头结尾。
一切纠葛都已经处理和清算完了，从画面彼岸深处，传来呼唤大石内藏助的点名声。大石站立起来，表情满足而镇定，迎着画面走来。摄影机越过他的头顶，摇向细川宅邸深处、准备万全的切腹场。
庭院四周，高低错落的廊下阶上，排排跪坐着武士，肃穆沉默，一丝不动。镜头俯瞰下来，院落中央，一领白帐搭就了一个凹字屏风，隐约围着一块白布座蓆。前、后、或者左右，都有成组的武士，挟刀跪坐。那一瞬的视觉不能诉说。但那视觉不得延续，因为镜头随着尾声的音乐，一掠即离，不予定格。那一刻的美，确在极致。每个细节都无法看清，每个细节都被充分想象。包括大石内藏助；对他最后的了结，仿佛表演过了，分寸一毫不差。电影结束了，对艺术的惊奇才刚开始。
难以置信——这是一部战争的国策宣传片，伴奏着日本把战争从卢沟桥扩大到太平洋的军乐。难以置信——美感居然能与罪行共存，近乎完美的形式，居然能装入侵犯的内容。
（四）士
我总是忆起自己两次去王屋山、探望聂政故里的往事。
那地方还沿袭古名称做轵城，是一个窝囊的中原农民世界。有意思的是,黑棉袄的农民都知道聂政、深井里，还盖了一座聂政祠，虽然一眼粗看,全然没有烈士之风。
正是这般百姓风景，诱人深思。古代的形象会是怎样？古代，还存留着一点蛛丝马迹么？
今冬等写完了这篇文字，也许我会再走一趟深井里。在报纸上读到一个记者说，他曾在聂政祠，和守祠堂的老汉谈到我的聂政小文。
再去时我的背囊里会多一件东西，不消说,它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
曾有过一瞬想在深井里把文章写完。我拂不去一种预感,我朦胧地觉得，无论日本的四十七士，无论古典的聂政荆轲，他们都要梳理通顺——与那些黑棉袄农民的关系。
不过,一旦拿它与《史记·刺客列传》比较，就会发觉它们之间存在质的差距。《史记》的刺客，虽然也都有巨大的复杂性，但一般说来，他们可能遵从彻底叛逆的思想，即个人的思想。如专渚、聂政是为知己、荆轲乃为祖国，他们都与赤穗义士似是而非，稍存异趣。
此外，中国古典中的这些英雄，大都以一人挑战强权、甚至独自作对国家。而四十七士的仇家只是一人，对幕府则俯首唯诺。
四十七士，勇则勇矣，但稍缺《史记》刺客那强大的个性。不易发觉地少了一丝个性，却大张旗鼓，多了一种集团性——不过，如此感想属于苛评。
这集团性，琢磨不透，古怪暗藏，劳人沉吟。
它迫人不得不追究——包括忠义、牺牲、仪礼在内的思想。四十七士的忠君思想，存在着先天的、源自中国的缺陷——这缺陷也隐藏于太史公的《史记》。当然，更有在日本发育中形成的某种畸形。
古典所谓"士道"，包容深沉。即便《史记》的刺客们，也未必达到了它的境界。古典中"士"的境界，几近做人的极致。何况其"道"，已经近乎社会的理想。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浒》豪杰，实践的不是古典的士道，那只是天下无序的蜂起。
"士"是什么呢？
它虽时而仗剑，但更是文雅修养，是社会变革的目的。士唯公理是从，剑随时威胁君王。这些，都未必能由日本的"武士道"涵盖。
日本的"士"，先是荣誉的名份，二是效忠的武者。他们可以壮烈舍命，但他们并不犯上。明治以来，它渐渐被戴上了"武士道"的帽子，与帝国、右翼、侵略等语结缘。武士道，渐渐与中国古典的士道，分道扬镳。
应当说，四十七士是日本武士系列中的孤例。虽有局限，它毕竟是一次作乱和反抗。它在尽"忠"时，更多实现的是"义"和"殉"，甚至"叛"。民众能从中读取一种异端，并陶醉于这种感觉，这是日本人酷爱四十七士故事的原因。他们喜爱的，其实与古典的精神相近、而与武士道的宣传相远。
畅销欧美的、博士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于1899年的《武士道》一书，表面上以日本武士道比较英国的"绅士道"，用心深处，却是为了谋求西方价值体系对自己的接纳，为了脱亚入欧的政治大计。换言之，那位启蒙思想家是在浅说士道，阿谀洋流。他写作的地点是美国。他写作的1899年，正值甲午战争之后4年、日俄战争之前5年的紧急时刻。新渡户在那样的时刻、地点，放纵文笔，表达了新兴日本及其志士子民的豪迈。因为新帝国的眩目，舆论为之刺激，此书被广泛翻译——但它所写的，不仅远离了"士"的源头，甚至远离了四十七士的寓意，不过是一纸"入欧"的毛遂自荐。
1941年底，导演沟口健二在《元禄忠臣藏》的片头上打出字幕标语："护佑我兵之家"（護れ、わが兵の家）。比起以前的《假名手本忠臣藏》，电影剧本多了赤穗义士面对京都、遥拜天皇的蛇足。
即便没有这些军国符号，古怪的感觉，在看这部巨片时也不断浮现。不知为什么，看电影时，我总是不断联想到皇军吾兵（わが兵）正把战火燃遍中国。清纯的移动图画，姣美的女性形象，抑制不住联想。
倒是电影《切腹》，在士道的思考上，大步超越了沟口健二的局限。这部电影对武士问题的剖析，可说分寸不差毫发。
这部画面干净的黑白电影（桥本忍剧本、小林正树导演，松竹1961年出品），几乎描写了所谓切腹、以及武士、兼及士道的一切大小方面。它尖锐地讽刺了高高在上的武士尊严、控诉了它血腥和非人道的一面。它难得地描画出高于武士名份的人道精神，解剖了日本封建的武士阶层中、严峻的格差及复杂的境遇。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符合士道的、完美武士的例子。他在痛击并战胜了虚伪的武士道之后，切腹自尽，表达了士道的尊严人格、以及这一形式的壮烈。
在众多明星（三国连太郎、岩下志麻、丹波哲郎）簇拥之下、仲代达矢扮演的津云半四郎，魅力无限，凛然矗立。这部黑白的日本电影内含严谨的分寸，是关于日本武士道的一部绝好解说，宛如四十七士故事的一个补充版。它是一种熊熊燃烧的民族精神，灼烤照射，使诸如张爱玲李安的《色·戒》那样在中国层出不穷的下流制作——反衬形秽，崩溃融销，荡然无踪。
是的，聂政荆轲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先是穷极不言义、然后逞富不知耻的中国人，渐渐已不会如古代那样做人。中国虽是"士"的起源，聂政荆轲的故乡，但如今愈是中国人才不敢言及士之风骨。左顾右盼，尽是粉墨乔粧的自贱，对比他人的"切腹"，我们唯羞愧而已！
中国还具备挽救古代传统的可能么？
约束于大事，一诺如千金。当自己也直面着大义与个人的相克，不畏惧舍生取义——古典的精神，似乎早被中华弃之脑后，却被日本视作传家之宝。
古典的本质，渐渐湮灭了。
从日本士道的正反遭遇中，我们的感受也如镂如刻。烈性的美，不能营筑在他人的苦难之上。中华若想重新找回美感，首先不能容许恶行的共生。在走向现代的途中，需要勇敢与献身，以约束和制止强权。它决非"皇民教育"，它与愚昧的忠君尚武，原本不是同道。
说到底，它最终是——美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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