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小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新类型，新时期中的先锋派作家作了引进，譬如马原就有《虚构》《死亡的诗意》等有影响的作品。元小说是一种突出小说情节的虚构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这种小说其实有两套叙述体系，一套在叙述一个虚构的故事，另一套则在讲述虚构世界的创作经过和方法等。后一套讲述是对前一套叙述的解构乃至否定，形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叙事圈套。韩少功对元小说叙事进行了一些革新，创作了数篇新颖别致的作品。《暗香》叙述业余作家老魏，历经多年写了一部小说，描写一个叫竹青的教师的命运沉浮。想不到这个小说中的人物，竟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几次千里迢迢来看望他。作品似在表现艺术形象的强大生命力，作家在创作艺术的同时也在创造生活。《第四十三页》讲述作家“我”创作了一篇小说，描述业余球员阿贝通过时间隧道，乘上一列“文革”时代的客车，所遭遇的奇特经历和列车在泥石流中的车毁人亡。但没有料到那场车祸竟然实有其事，阿贝亲自找“我”指责小说中的随意虚构。作品意在展示生活的急剧变化，揭示人们对历史的遗忘，内涵是深广的。
韩少功具有永不枯竭的创造能力，几乎一篇是一个样式，既不复制自己，更不重复别人。《鞋癖》是一篇关于怀念、寻找父亲的作品，充满了沉郁、悲伤的抒情色彩。《方案六号》由一位移民美国的行为艺术家的劝诫词构成，人物语言犀利、幽默、精辟。《老狼阿毛》以拟人写法，从狗的角度显示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长篇小说《暗示》，是一部苦心经营之作，旨在揭示生活具象在人生和社会中的幽暗真相，以及具象与语言之间的潜在联系，显然是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催生的硕果。创作思路晦涩，但构成的每一局部并不难解读。其中的许多篇章依然是可以独立出来的短篇小说精品。韩少功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实验和变革，无疑是值得赞赏的;特别是在文学处于边缘、低潮的态势下，就更加难能可贵。但探索者往往是孤独的，也会有失误。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并没有得到文坛、读者的足够关注和评论。同时，他的部分作品理性大于形象，有些形式的实验痕迹太重，而思想内容又显得薄弱，超越前两个时期的作品难以看到。这也许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有关，也许与韩少功探索上的失误有关。
在现代、传统之间的寻觅与创新
鲁迅在谈到文艺的发展时说过：“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11 还可以这样引申：凝聚中外、古今之长处，重铸一种新型的艺术还是一条路。大约从2004年开始，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某种明显变化，那就是现实性的加强和向传统古典小说艺术的回归。此前十几年的创作，思想指向自然是紧贴当下生活的，但题材内容却同现实保持了一定距离。新世纪初期后，他的笔触再一次深入到了眼前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此前的创作历程中，他既借鉴西方现代表现方法，也汲取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但从审美追求上更倾向于西方现代艺术。从新世纪初，他调整了创作思路，像蜜蜂采蜜一样，着力于从现代和传统中采撷精华，更多地从古典小说中吸取营养，进而打造自己新型的小说文体。从现代到传统、再到融合创新，这大约是中国当代优秀作家共同的文学轨迹。
一个作家的生存环境和状态，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想和创作。2000年韩少功逃离城市，效仿古代的陶渊明和苏东坡，回到乡村和民间，迁居湖南省汨罗县八景乡的独家小院，开始了悠闲自在的“耕读”生活。虽然每年需要阶段性地赴南方处理公务，但大半时间可以在乡下体验生活、静心写作。他说：“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12敢于舍弃城市文明与生活，自觉自愿地沉潜在底层社会、体察民情、感受自然，并从乡村层面反观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是惟一的。
从五四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已经构成了一个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精英文学传统。它根植于中国的现当代历史，蕴涵着浓郁的现代性因素。韩少功坚持的基本是这样一条文学道路。他新世纪以后创作的小说，虽然仍以乡村生活为主，但城市题材也有了明显增加。《是吗》直接切入城市高级知识分子的治学状态和精神世界，表现了80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学术事业的真诚坚守，对伪学术风气的坚决抵制和机智“斗争”，刻画了一个小有成就便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爬上高位的历史学家的可鄙形象。作品构思巧妙，形象鲜活，语言幽默，可谓短篇小说精品。《报告政府》写的是城市里的监狱生活，一个难度较大的偏僻题材。作品逼真而细腻地展示了监狱里恶劣混乱的生存环境，刻画了众多不同人生、各怀绝技的犯人形象，揭示了犯人同管理者之间的交往、冲突与斗争，其中多有对社会人生的透彻反思。作品情节动人心魄，叙述语言明朗流畅。作者有意识地借鉴了通俗小说的写法，并在通俗的故事中蕴涵了严肃的社会思考。这是作者强化小说的现实性和通俗性的成功实践。此外，如前所述的《方案六号》《801室故事》，也都是反映城市生活的较好作品。 韩少功得心应手的还是乡村题材小说。《西江月》描述了当下乡村社会穷人向富人“复仇”的故事。小叫花子龅牙仔吃尽苦头、顽强等待，就是要寻找欺辱了他姐姐的富豪龙贵。一旦找到仇人，龅牙仔的报复行为竟那样果断、凶狠、残忍。作品强烈地表现了现实社会巨大的贫富分化，尖锐的阶层冲突。作者在荒诞夸张的情节中，揭橥了现实社会的严峻乃至危机，不啻是向人们敲响的醒世“警钟”。《怒目金刚》的故事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乡书记邱天保与村干部吴玉和之间的矛盾、恩怨，是因为上级对下级的“国骂”。行伍出身、作风霸道的邱书记，出口“猪娘养的”“妈的x”，骂了辈分高、有文化、重礼仪的吴村长。吴觉得不仅伤了个人的自尊，而且侮辱了他的亲娘。他抓住把柄，不屈不挠，非要这位邱书记向他和亲娘赔礼道歉不可。邱吴矛盾以及吴的要求，实在有点无事生非、小题大作，但正是在这种司空见惯的冲突中，蕴含了民与官根深蒂固的对立关系。当权者惯用的是专制，老百姓争取的是民主。作家用讽刺手法凸显了荒诞背后问题的严重，表现出深邃的思想洞察力。作品结尾，死不瞑目的吴玉和终于等来了邱天保迟到的跪拜和道歉，在含泪的反讽情节中寄托了作家的美好愿望和对专制者的宽恕。两篇小说，写贫富冲突、官民矛盾，都是当下社会最突出、最敏感的问题，可谓典型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尖锐、精辟、深广，显示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忧患意识。《生离死别》写农村中的老夫老妻俩，活得孤独而无助，相约互杀，表现了农民对死亡的达观和对法律的无知，揭示了农村老年问题的沉重和严峻。《末日》写偏僻的山村面对地震传言，各种各样农民的心理和行为，活画出一幅可笑可悲的民间众生图，揭示出民众愚昧、迷信、盲目、无知的国民劣根性。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但又大量使用了夸张、幽默、荒诞、象征乃至意识流表现方法和手法，使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增添了浓重的现代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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