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知青作家，大都跟韩少功一样，奉行的是五四新小说式的现实主义创作套路。但仔细辨析就会发现，韩少功的小说有其自己的艺术个性。首先是理性思辨，在对“文革”和“极左”路线的揭示，在对知青运动和个人命运的认识，在对农村问题和农民生存的审视方面，他的思索显得敏锐、深刻、强劲，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其次是表现方法的实验，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有以故事为主的情节模式和以人物性格为主的人物模式，还有着重抒情的散文化结构(如《孩子与牛》)，用几个片段形成的组合式结构(如《同志时代》)等。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则自由地运用了象征、幽默、心理描写等。韩少功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已经驾轻就熟、成果卓著。但就在此时，他突然转身，另起炉灶，率先提出了“寻根文学”的口号。那种追随政治、时代的写作模式，已使他产生怀疑和不满，他要用文学去发掘社会深层中的文化乃至人性。
“寻根文学”中的独辟蹊径
1984年12月，一批青年作家、评论家的杭州聚会和对话，激发了“寻根文学”潮流的涌动。1985年4月，韩少功发表的《文学的‘根’》，成为这一潮流的“宣言”。紧接着，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纷纷发表文章，表达对寻根的热情，阐释寻根的意义。这些作家的理论主张加上他们此前此后的一大批作品，形成了一个强劲的“寻根文学”潮流。韩少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⑥ 他主张发掘民族的乃至民间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强调这种发掘必须是在现代思想的支配下去进行“……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⑦在蓬勃的寻根文学潮流面前，韩少功似乎显得更坚定也更清醒。
寻根文学实现了文学从政治向文化的转型，寻根文学把作家推向了同世界文化对话的前沿。其意义和作用是深远的。但寻根文学也是偏激、矛盾、“夹生”的。譬如主张寻“优根”的作家，把地域文化中愚昧落后的东西也当作精华去渲染;譬如主张寻“劣根”的作家，把传统文化中有生命的东西也当作糟粕去批判。他们的文化积累和文化眼光还很有限。寻根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当“先锋小说”兴起、“新写实小说”滥觞的80年代末期，它就悄悄消失了。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和“主将”，但他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观察的态度。他认识到这个潮流其实是“一种早产现象”，存在着“根基不扎实，先天不足”的缺陷，因此他“从来不用这个口号”。然而他寻根的思想理念却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坚定，并充分体现在了他的创作实践中。1985年至1992年，他创作有17部中短篇小说，几乎清一色的寻根之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些寻根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带有鲜明的韩氏印记。
首先是用更理性、开阔的艺术视野，观照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及地方风情。对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80年代中期的作家们多取揭露、批判的态度。韩少功是一个坚持启蒙思想的作家，但他在批判中又多了一种理解、深思乃至困惑。譬如《爸爸爸》中那个象征性形象丙崽。他一方面蕴涵了民族及其文化中的愚昧、保守、陈腐等特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民族及其文化中的顽强、坚韧、生生不息的性格。沉痛的批判中寄寓了一种同情和希望。再如《领袖之死》写小山村民众悼念领袖的逝世，披麻戴孝、组织哭丧，自然是一种迷信和愚昧行为，但其中不也包含了村民们至善至诚的忠诚品格吗?作家在善意的讽刺中多了一种理解。关于地域文化，韩少功对楚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和较深入的研究，但他不满足于那种刻意的地方色彩、奇风异俗的描写，他感兴趣的是楚文化的精神，比如那种人神相通、包容天地的境界等等。譬如《空城》写历史沧桑中的锁城与一位开粉店的四姐的神秘命运，《鼻血》写古老的青砖楼房里一位年轻伙夫与当年的杨二小姐的魂灵相遇，《北门口预言》写古城民国年间的杀人情景与革命党人的悲剧等，无不表现出湖南幽深的历史、神秘的传说和奇特的风俗，传达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鬼神相通交融的楚文化精神。对于湘地的自然风物，韩少功可谓情有独钟，在他的多篇小说如《爸爸爸》《女女女》《诱惑》中，描绘了原始山林、清澈溪流、古老村寨、历史遗迹…… 在凝重、细密、抒情的描写中，折射出神秘奇丽、浪漫幽深的楚文化特色，从中可见从老子到庄子到屈子的文学传统对作家的潜在影响。 其次是用更深入、尖锐的思想智慧，揭示人在特定地域文化中的精神、心理变化。韩少功说：“我看重文化，更看重文化后面的灵魂。”⑧ 寻根文学自然寻找的是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但文化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漂浮物，它总要渗透沉淀在人的精神深处，改变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把握住了人的文化性格，寻根文学才能体现出它的深层价值来。《归去来》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但它的思想内涵却与同类作品大异其趣。“我”——黄治先——走进一个陌生的山寨，却感到似曾相识。而村民一齐把“我”当作曾在这里插过队的“马眼镜”对话、接待，“我”也渐渐成为“剧中人”。“我”究竟是黄治先还是马眼镜?自己也不甚了然起来。小说揭示的是特定的地域环境和人际关系对人的“误读”和“改造”，人在特定场域中的自我迷失和自我怀疑。就像庄周梦蝶一样。“我”到山寨里去寻找什么，但结果把自己也丢失了。这就比一般的寻根小说多了一种哲学意味。《蓝盖子》和《老梦》写的则是“文革”年代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异常现象。前者写知识分子陈梦桃在苦役场干抬死人活儿，吓得精神失常，竟患上一种到处寻瓶盖子的病症。后者写严肃正派的民兵排长勤保，深夜里一次次偷窃食堂的饭碗埋到山坡上，已故的父亲魂魄附体，让他得了一种奇怪的夜游症。在寻盖子、埋饭碗这些匪夷所思的行为中，折射出“革命”年代人的灵魂世界的压抑和扭曲。《雷祸》和《故人》则涉及到了人的国民劣根性。前篇写村民抬着被雷击了的村干部，伤者的死与活，牵动着一帮村民的思想情绪。人们耿耿于怀的是这位村干部的劣迹以及对自家的好坏等等，全然没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示了村民愚昧、功利的文化心理。后篇写荣归故里的台商余先生，不忘土改中杀害父亲的仇人——老民兵彭细保，用自己如刀的眼光报复、征服了面前的穷苦农民，揭示了富商狭隘、狠毒的国民根性。这两篇作品都是在审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劣根，但却是从人的灵魂层面切入的，因此显得格外深切，不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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