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少数有思想立场、对文学有独到领会的编选者，缘于自己的职业责任感，坚持从边缘的、弱势的群体中发掘有特质的作品，但这样的选本，注定要失去一大部分读者。在这样两难境地中，究竟是维护一个文化生产单位的社会责任感还是顾及残酷的市场经济杠杆，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思考的难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边缘性文学作品的出版制度问题，比如，对于那些能够引领人类精神的高雅题材的作品和非叙事性体裁，国家能否作为一项事业去给予扶持？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文化作品都可以成为“产业”去操作和经营，有的领域，是需要作为事业去保护和扶助的。惟其如此，才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
在《2010年中国诗歌精选》的后记中，韩作荣谈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一首写艳事的诗可以写得极其美好、雅致，甚至可以提升人的境界，没有淫秽、肮脏的感觉；可在有的人的笔下，那些伟大、庄重的题材，却写得十分媚俗，裹着厚厚的脂粉，几近于无耻。”那么，在诗歌选本中，到底是选那些极其美好的“艳诗”，还是十分媚俗的“庄重题材”作品？这个本来不是问题，在某些选本中却成了最大的问题。有的时候，编选本等同于杂技演员走钢丝，如何在诗歌题材与技艺之间进行平衡，使读者、编选者、出版社以及相关部门都满意，值得好好思忖。
“年选”往何处走
最近几年，诗歌年选在出版和销售上开始呈现疲软之势，这主要表现在部分选本的出版时间过于滞后，本来应该在次年春天出版，却往往拖到秋天；还有一些年选在出版几期后渐渐地就没有了下文，甚至笔者极为欣赏的春风文艺版年选，也在坚持10年后逐渐疲惫，2010年度的选本至本文完稿时仍未见踪影……与此同时，批评的声音愈发增多，2011年5月，杨克在其博客公布了《2010中国诗歌年鉴》目录之后，网络上很快就出现了多篇批评文章，从年鉴的体例、入选作者的阵容到作品风格，均有涉及。
我们可以列举很多诗歌年选“走下坡路”的原因——“最佳不佳，精选不精”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兴趣；追踪阅读数年后，千人一面的选本使部分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部分年选名不副实，编选者把选稿的任务交给学生或者出版社责任编辑，自己仅仅是挂名；其他类型的选本日益增多，分散了诗歌图书的销量……而窃以为，最致命之处仍然缘于当前诗歌创作的杂芜乱象。随着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普及，诗歌论坛开始大量出现，诗歌创作空前“繁荣”，似乎每个人都是诗人。博客和“造诗机”出现之后，“诗人”更是随处可见。而发表渠道的增多和发表程序的便捷，在一定程度上使诗人们的内心走向功利，他们不再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而是追求点击率、回帖数量，追求表面的虚荣。在这样的状况下，诗歌的整体质量必然降低，“最佳”的标杆自然也随之变矮。当一个严肃的选家面对无数可供挑选的作品，我相信他的内心不会是兴奋，而是茫然——难道这些“诗歌鸡肋”，竟然代表了一个年度诗歌创作的标高？
在这样的喧嚣的状态中，一些底层的诗人们，却表现出蓬勃的创造力。2007年以来，《星星》诗刊连续策划了多个影响广泛的诗歌活动，其中“评选十大农民诗人”、“打工诗歌大赛”、“校园诗人评选”活动，发现了一批尚未真正进入诗坛中心的优秀大学生诗人，以及生活在乡村或在城市一角的诗人作品，这为随后推出的诗歌年选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几乎与此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从2009年开始出版《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至今已经推出了《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也许，四川文艺版和上海文艺版诗歌年选的编选过程和选稿角度，能够给某些选家和出版社一点启示。
■主持人的话
这些年来，出版界盛行着“诗歌年选”的出版，这种在时间上与创作几乎同步的编选实践，实际上还是一种相当特殊的诗歌批评方式，它不仅是对上一年度诗歌创作的集中检阅，还是对诗歌现状的特殊与及时的引导与介入。正是在这样的检阅、引导与介入中，一个年度的重要作品得以确认，而一些值得重视的诗歌动向和重要的诗学问题也被编选者所突出与强调。所以我说，“诗歌年选”其实还是一种反思、一种总结、一种对新的创作倾向与文学可能的揭示与把握。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一位选家独特的诗学眼光与精神关怀，也决定了一部诗歌选本的意义与价值。我一直以为，在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文学史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选本所起到的作用相当独特，“选家”们的独特贡献与他们的重要性，理应得到应有的关注。刘春的文章对新世纪以来各位“选家”的重要贡献深怀敬意，但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时维年末，在种种“年选”正在紧张“生产”的目前，他的文章非常及时。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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