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旧约·以赛亚书》），谨以此文轻轻抚慰那地震中飘散如花朵的灵魂。
震后第一个月祭，人间的中国已走出了大地破碎、山河狰狞、泪雨倾盆的五月，五月撕心裂肺的疼痛也随着花朵的飘散而正在飘散。刚刚踏进六月的河流，空中已飘起反讽的演唱，伴随的是各露本色、原形毕显的众丑喧哗。灾难需要悲痛，悲痛是对于大灾难最好的也是最无奈的抚慰，任何所谓的“心理干预”、道德争论在此都是不合时宜。因为悲痛不是痛病，是对于横空而来的无法接受的现实的本能拒绝，悲痛中脱去了所有的文化装饰。任何对于这种对残酷现实本能拒绝的干预便是对人性本真状态的干预，不但无法减轻痛苦者的痛苦，反而给痛苦者制造更大的痛苦。也许对脆弱的人类来说疗治这种痛苦的唯一方法只有时间和上帝，现在的喧哗显然是有人想代替上帝的工作，但他又无法像上帝一样提供灵魂的归宿。这时候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各种丑陋也都想扮演上帝，暄哗着本相在践踏亡者的灵魂和生者的痛苦。在这样的六月里，中国怎能又如此喧哗，怎能又如此轻易地忘掉了血染的河流，然后为这些喧哗的众丑提供喧丑的舞台。对于灾难的承受者来说，他们听不了任何道德辩论，只需要深深的哀悼，只有在真诚的生命对于生命的哀悼中生命才能走进生命。然而喧哗者依旧进行自己的喧哗，他以为死者喧哗的名义在为自己的伪道德辩护，或者把自己的灵魂真相暴露无遗。在喧哗者看来，亡者的灵魂正在穿上他织作的道德外衣，生者的痛苦也应该把痛苦迅速转化为喧哗中的乐章。纪伯伦说：“你们的衣服遮盖了许多的美，却隐不住丑恶。”不妨我们对这些群丑进行巡礼式的审丑，他们的丑可是在中国的六月，这是一个个亡灵在旷野中徘徊、飘荡，尚未找到家的六月。
由范跑跑的异端催生出郭跳跳的“跳”丑。大地震的瞬间，出于人的避险本能，范美忠只身跑了出来，并发表了证明自身行为的言论，然后国内大哗。先是网民大哗，然后国民大哗，实际是文化大哗，由此激起了文化大哗中的先锋者郭松民的大跳。郭松民的“跳”首先是本性的“跳”，继而分析是文化的“跳”，也就是郭松民代表的文化在真相面前黔驴技穷、无以应对，只有气急而“跳”。回过头来看范跑跑为什么使郭松民为之大“跳”，原来，范跑跑的主要观点是突然地震时首先自保，然后才能救人，救人不能以牺牲自身为代价。再有一点便是范跑跑说如果在一种情况下只有先救的可能是女儿、母亲次之，这也是激起中国文化一“跳”的沸点。这样的言论对于徜徉在中国文化和革命文化里的人来说的确激人一“跳”，因为文化已告诉我们须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卧冰为母也更是千年传颂的美德。面对范跑跑的反“文化”言论，表面上激起了郭松民们的跳，其实，这里则潜藏着中国文化的病根。第一是生命的平等问题。也就是灾难中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进行自保的生命本能，保护自己不仅是生命的本能，还是所有的生命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任何生命都不是手段，生命是目的、是根本。只是过多的时候虚假的文化把生命的本能和目的淹没了，在我们的革命文化里不仅为了别人须牺牲自己，甚至为了几只羊、几棵树、一辆汽车等所谓的集体财产也须牺牲自己。这是革命文化中对自我的压制和对生命的漠视与否定。范跑跑只是重申了一下生命的本能，因为与生命相比，道德是其次的，也是轻微的，在生命面前任何文化也必须让路。范跑跑是想在铁幕一样的集体意识中给个体意识撕开一条缝隙，借以消解道德的权力强制。但是生命的本能也不必过于放大，更不能刻意将其美化，他有理由趋向人类的文明价值指向。第二便是职责与道德的关系。我们文化中的病痛是过多地强调了道德而轻视职责，致使混淆了职责和道德的范围。在高度放大道德者来说往往轻视基本的职责，形成道德论者职责不作为的怪相。范跑跑的职责只是教课，课教得好便是履行了职责，救人只是他的道德范畴，应该是他基本的道德选择自由。只是我们习惯了干预别人的道德选择和自由，把自己作为了道德的评判者，想想看，你有什么资格去裁判别人的道德。现实中的范跑跑极其敬业，是非常优秀的少数有思想的中学文科教师，他对他人的实际好处并不比郭松民们少。因为忠于职守，守护法律和道德底线比高唱崇高更难做到。第三是他对女儿的救助选择实际是对生命顺序的选择。对于母亲和女儿首先施救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千百年来的道德难题和生命难题，而作为生命的自然顺序来讲，失去女儿要比失去母亲痛苦的多，因为按照生命的常规来讲母亲是先于女儿而最终要失去的。因此这种无奈中的选择也是对生命自然秩序的尊重，只是我们的文化尚不能理解和容忍，况且这也是他个人价值选择的自由。按照经验来讲象范跑跑这样愿意讲真话的人不仅职责会履行得很好，对于母亲也会更好，而那些伪道德家郭松民们不一定在生活中按照他所唱的高调来行事。因为道德论者总是把道德施加给他人，而自己则是超越在道德之上的夸夸其谈者。范跑跑的选择和言行本来不足以大惊小怪，他只是伪自由主义的本能夸张，几乎不存在价值判断，只不过宽容一个行为上的另类而已。但是郭松民们坐不住了，他要重申集权主义的卫道方式，结果倒豁免了范跑跑的价值悖论。郭松民挥舞着道德大棒的伪道德之“跳”反照出了范跑跑的真诚、坦率，自己因反对别人的道德自由又被集权意识形态捆绑。所以，郭松民才在与范跑跑的电视PK中撕破了文明面具出尽了丑，不仅出尽了人性的丑，还出尽了文化的丑。
由于丹教唆出成龙的“傻”丑。最近北京电视台播出一档娱乐节目《文武会》，是于丹和成龙的对话。于丹在电视中大讲英雄的含义：英雄便是杀万人而不眨眼，英雄便是视生命如草芥，英雄便是一剑挑杀无数人头。节目中于丹大讲项羽杀人的风度，说项羽在乌江边只剩下二十八骑的情况下为手下将士表演杀人如麻的快感。于丹边讲边沉醉在项羽杀人的幸福之中，一边是成龙笑眯眯地伏案倾听，之后大呼激动，要求于丹老师收徒并立志要做项羽那样的英雄。电视中主持说于丹和成龙在此大谈了项羽的杀人艺术之后便奔赴了汶川，于是便出现了成龙拥抱士兵、于丹为灾区中小学生大讲“淡定、从容”的身影。可以说在这场电视节目中成龙出尽了无知之丑，因为于丹的伪道德之丑已尽人皆知，只是成龙在于丹的映衬下显得异样的傻丑。第一，于丹勾引出了成龙价值判断的丑。成龙一心想当英雄，说最崇拜的是岳飞和楚霸王，尤其认为只有做人做成霸王才不愧一生。然后于丹便为成龙讲解项羽在杀人之时的“骄傲和从容”（于丹语），此刻，成龙的心中自己已是项羽的化身。然而，真正的项羽是什么，是活在我们心中的魔鬼，是活在我们文化中对生命的漠视，是英雄主义对于人间秩序和文明的摧残。英雄的剑锋是千万条鲜活而无辜的生命为其擦亮的，任何个体的生命在英雄的眼里已毫无生命的意义，只是提供给英雄挥洒屠刀的快感。对极尽摆弄慈善形象的成龙来说，崇拜的是这样血淋淋的杀人经典，对于杀人之典没有任何自己的价值批评，任凭俯拜在于丹的鼓惑之下。也许这本身就是成龙的价值判断，他的英雄实施只有象项羽一样杀人。一个心怀这样价值判断的人，有谁能相信他去实施的慈善和环保有多少真诚，说一定是一种狡饰的危险。第二，于丹借成龙暴露了我们文化中的丑陋。于丹和成龙的“文武会”正是沉痛缠绕中国和人类的五月以及悲伤倾瀑的六月，他们不再考虑任何道德指责，完全回归了自身的文化本能。成龙之丑正是我们的文化之丑，这种文化之丑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一方面去同情无辜的生命，做出了慈善姿态，一方面又回到残害其他生命的行为自觉中。就象有的企业家上午刚刚慷慨解囊，施以善举，下午在企业的生产中又偷偷排污，毒害相邻的百姓。这是否是我们文化中的虚伪和狡诈，还是文化中的自卑和狭隘。在我们文化的心中几乎都潜藏着成龙一样的梦想，这梦想都是想把其他的生命作为我们前行的基石，从而笑傲群伦的痛苦。我们的文化只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张扬胜利，从不知道去俯首谛听铺成我们胜利之巅的那些无辜冤魂的呻吟。于是，于丹讲项羽杀人时眉飞色舞、如临其境，成龙听项羽杀人便如痴如醉、无限神往。第三，于丹和成龙极尽了表演之丑。在于丹和成龙一文一武、一唱一和，大淡当英雄须多多杀人之后，两位超级名人便飞赴灾区开始了名星式的表演。在他们游弋灾区的城镇、乡野、学校之时，“文武会”的节目又在重播，一方面他们在欣赏杀人英雄的伟绩，一方面又好象在安抚受灾群众。一个在本质上否定生命的人、或看不到普通生命的人，在灾区的一切举动只能是拙劣的表演。这样的表演一方面把自己美化成道德和慈善的领袖，一方面又准备向刚刚被施与的人嚯嚯磨刀，否则，他们的英雄情节如何了断，英雄梦想又如何实现。这就是作为世界名人的于丹和成龙，我想那些刚刚埋葬了亲人的灾民在看到了他们大淡项羽杀人之美的丑恶之后，不知怎么才能接受他们的善举。莫非他们本身就是两面性的，刚刚杀掉你，马上就能涌出深刻的眼泪。或者在杀掉你之前象鳄鱼一样先流出慈悲的泪水，面对这些不能不使我们惊讶于他们“丑”的老道。
学生家长的悲痛和余秋雨的“冷”丑。地震中由于一些学校粉碎性塌垮，致使其中的任何人没有一点逃生空间从而丧失了求生的机会。并且在建筑物的现场人们也发现了其中的建材质量问题，瞬间丧失子女的家长们悲痛欲绝，要求展开建筑问题调查。由于突袭而来的巨大灾难，中午从家中刚刚走出的鲜活生命转眼之间已经阴阳两隔，作为任何正常的理智都是难以控制的。从正常的心理角度来说，悲痛欲绝的人只有如此寻找心理的转移口才能承受重压，况且学校的建筑本身值得置疑。家长们的举动本没有错，在人绝望的悲痛中也只有用悲痛来为自己疗伤，此时此刻，他们无法去顾及微言大义，这是生命的常态。只是余秋雨耐不住了，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对学生家长们进行劝告，劝告的行为本身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了余秋雨用自己的假道学涂抹自己，从而让生命为国家主义让路。余秋雨说，学生家长这样做已为境外的反华势力找到了攻击的借口，并且已有十三亿人为其子女悼念，他们已转世成菩萨，已经非常安宁。余还说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讲了，如此之震，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请愿者子女的不幸主要是天灾所致。余秋雨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又说“经过这次地震，中华文明必将开创一个以生命、人性、至善、大爱为主轴的新时代。有了这个主轴，其他问题都好办了”。这就是余秋雨利用死去的生命，利用生者的痛苦进行近乎无耻的喧哗。由于余秋雨的名人效应，这喧哗反而真正地暴露了伪道者的丑恶本质。第一，余秋雨只强调了天灾，却否定了个体的生命。余秋雨认为地震中房屋倒塌致人而死是必然的，并且现在政府正忙于救灾，哪里能去解决这些事情，他认为“法律上的事快不得”。也就是我把你杀掉之后因为忙着为你办理丧事就可以不再追究杀人之错，现在的积极行为可以抹掉以前的罪恶。这就再一次证明余秋雨是不为弱者说话的，他认为这种劝告还“需要不小的勇敢”。看来余秋雨的确是勇敢的，现在终于撕下了文明的面具、赤膊上阵了，这究竟是否是哪个“文化苦旅”中咏叹中国文化的余秋雨呢？你又怎么知道那些殉难的花朵已经成了菩萨，并且很安宁呢？这是你面对生命尊严的无情践踏。第二，余秋雨的言论已不是学者。余秋雨向来是以文化学者自居的，自然知道学者的基本精神和使命，起码不是向主流舆论高唱赞歌，而是保持一种独立的清醒思考和批判。大灾难突然来临，可以说人们的情感超越了理智，恰恰这个时候更需要理智和批评。那么外国媒体作为一种旁观者可能比我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或者说他们的批评是错误的。但用不着余秋雨如此为其上纲上线，把这种不同的声音作为什么反华势力的反华声音来挑唆民族主义的烈火。对这种批评中政府尚能理解和包容，而余秋雨又为什么如此愤怒、如此不能容忍呢？余秋雨似乎摇身一变成了政府信访部门的代言人，拉开架式要与“外国媒体”拼死一搏。现在人们的确已在怀疑，余秋雨到底是什么货色。第三是余秋雨认为地震的发生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新文明，这一震将震出一个新中国了。这是一种“破窗理论”在灾难中的平移，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损害有益”论。从中可见余秋雨的险恶，他认为新的文明的到来必须建立在千万个家庭绝望的疼痛之上，也就是进步须有灾难作为前提。这是典型的让“进步”对生命的践踏，是历史主义对生命的轻蔑。即使按照余秋雨的理解，地震中人们的善良反应也并不能够代表已形成“大爱”式的文明了。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所带给人们的救灾反应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对于同类的本能反应，几乎来不及什么价值判断，只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事实判断。瞬间的爱不代表持久的爱，特殊状态下的善也并不能保证有常态的善。一个连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都未能守护的民族，特殊状况下的瞬间之举并不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它并不可靠。就象我们在《文化苦旅》中认识的那个满腹经纶、装满道德、指点江山的余秋雨一样也并不可靠。
体制作家王兆山的“鬼”丑。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本来名不见经传，虽然曾任《山东文学》等体制刊物主编，又是一级作家，但涉文多年的本人并未听说过此人，更未读过他什么文字。只是这位作家近日发表了两则打油诗，令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多元文化下真的有如此奇人奇诗。王兆山自称有地震中的亡灵附体，“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于是大发感慨，认为：“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是他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诗中的主要内容，另一首《钗头凤·川之吟》为赞美抗震救灾军民不再详述。令我们十分惊讶的是他有鬼魂附体，又令我们十分惊讶的是这样的诗即便在文革之中也鲜为能见，看来风向灵活的郭沫若也望尘莫及。倒是其作协副主席的身份稍微减轻了我们惊讶的当量，这就是作协的力量，坐在作协的山头上自然有身处江湖之野的文人们所没有的享受和灵感。因为体制内供养的专业作家自然可以感激体制的好处，但他未能明白是谁在供养着体制，是否也有那些地震中死难的灵魂。因为自己又是作协副主席，自然在这种打油诗里要极尽媚俗之能事，致使前无古人、震古铄金。因为在诗的技艺上实在无法入流，便在诗中的情感上横扫诗坛，让整个文坛刮目相看，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看到了这则诗歌“绝唱”。其实平静下来看“绝唱”不绝，作协之中的许多所谓作家、诗人不也常有此种之作，只是王兆山的“幸福鬼”之创意还是技压群僚。这也便是整个舆论中痛斥的最无耻部分，但他确实代表了当今的作协和作协水平。王兆山最大的丑恶在于为国家主义叫魂，在于他那用伪道德对生命的吞噬。第一，王兆山设计了一种古今中外不曾见到的生命状态，即幸福鬼。也就是生命本不属于自己，是属于一个国家或某种集团，如果生命为其而转化为鬼，只要有悼念之态就是极其幸福的。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纪念中的每一个亡灵也都是幸福的，没有必要再留恋人间。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动用一国之力来拯救濒危的生命，何不让他们都去做幸福之鬼呢？不知道王兆山设计的这种生命方式自己能否先行实践，如果自己不去实践自己所崇尚的幸福之鬼那便是一种反讽。而作为王兆山这类的“幸福鬼”来说反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既然已愿为幸福之鬼，人世间的规则他是没有感觉的了。第二，王兆山在借鬼杀人。按照王兆山在诗中的意思是只要有“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这已经是多少年淡化了的精神迷幻，由于新时代不断的主体觉醒和启蒙，这种精神谎言早已被人们撕碎在风中。因为这样的精神承诺往往是为某种目的借正义之名而让生命为极权铺路，或者让某种目的和主义成为剥夺生命的借口。自古以来，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是被这样的虚幻承诺剥夺而去的，他们在哪里？莫非同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们一样幸福着？只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人已经觉醒了，在生命面前任何为其设置虚幻方式的承诺都是一种无耻的欺骗。设计的目的不为其它而在于杀人。王兆山身居庙堂之上，丰衣足食，靠体制豢养着，无能为文也就罢了，但还要视百姓为草芥，还要为杀人给自己铺张这么多惊世骇俗的理由。第三，王兆山的丑恶也是作协的丑恶。我们知道作协在中国是畸型的机构，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一个怪胎。作协早已权力化、行政化，因为无法正视社会和生命正义，只能靠这些马屁文字来维持生存。因为精神的畸变，使之早已沦落为令人不齿的文学的边缘或反面，作协之人除了互相换发文字垃圾外，也只能如此摇尾献丑了。可以说，王兆山是作协内作家的典型代表，只是其他人没有他的幸运因“幸福鬼”而一夜成名，看来王的功夫略高,给其作协群体树立了典范。如果一日作协这个机构不解散，还会出现更多的王兆山，那样我们将欣赏到更多的也许胜过“幸福鬼”的奇诗异文。只不过王兆山抢先一步亵渎了文学、亵渎了诗歌，也亵渎了生命，同时也为官僚化的作协敲响了丧钟。好在丧钟之下的王兆山因为有体制给予的温暖，有余秋雨的加持护念，纵然做鬼，也是异常幸福的。
司马南因攻击《南方周末》由恶丑变成了“凶”丑。这里的司马南还是那个“反伪斗士”因反对气功而名噪一时的司马南。这几年气功已经不再时尚，司马南也从焦点视线中消失。现在才知道司马南是在闭门铸剑、养精蓄锐，今日狂出，不减当年。只是当年他反对的是伪科学，我也曾为之鼓舞，而今反对的则是一份报纸，实际反对的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此次出山，也是在四川大震之后，似乎是地震给他震出了灵感，震出了机会，他要攻击一种价值了。与前些年攻击一种技术比起来，的确是进步了，从攻击有形到攻击无形可是司马南多年沉寂修养的硕果。但从前几年的攻击技术比起来似乎又倒退了，前几年攻击气功还处处讲道理，找论据，而今天攻击普世价值已没有了以往的耐心，一上阵便是价值宣判。好象司马南早已真理在手，用一种战斗的架式和高亢的语言就可以吓跑了普世价值。殊不知，司马南正是享受着普世价值带给他的权利才有这样表达的自由和空间。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司马南是在多次阅读了《南方周末》后发起进攻的，看来他不仅要咬碎“普世价值”，还要进一步把《南方周末》咬倒。司马南在《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中坚决抨击了普世价值，强调了国情，并把中国比喻成他的“咱家”。在信的后半部分还海阔天空、上下五千年地强调了民族精神和他的爱国，后来又针对笑蜀的文章大加攻击。在司马南的眼里《南方周末》成了西方价值的阵地，是代表西方说话的，说笑蜀的灵魂也被西方收买了，还指责“普世价值”相当于木马病毒和陈冠希的照片。细读司马南的文章会感到这是一次个人力图发起的文革余震，不仅要燃起民族主义的毒火，还要重新高举起三面红旗，进行文化上的无产阶级战斗。尽管司马南口口声声说要客观、平和地讨论问题，但从其咄咄逼人的火药中已毕露了凶残的丑相。第一，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的目地就是坚守专制主义价值。因为在司马南眼里普世价值相当于木马病毒，并且自称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玩艺儿。现在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了普世价值不是西方人独有，应该是每个人享有的天赋权益。可以说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已经被世界各种文明所接受，正是这样的价值普渡才让人类走出了奴役的梦魇。这些普世价值是人类经过无数次的试错和流血之后得出的文明成果，这种成果要移植而来为什么使司马南如此害怕？因为普世价值强调的是每一个生命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一切价值都应该围绕生命的本体价值。这样一来，司马南就会与普通百姓具有了一样的权利，这肯定是司马南所极为害怕的，因为在当前的体制下司马南可以凌驾于百姓之上，可以说得到百姓被剥夺了的更多的利益。第二，司马南强调的“咱家”具有浓厚的封建霸权思想。司马南在信中极力批评西方霸权，但又如此极力强调“咱家”，他的意思是我们都和他有一个共同的家长。可见司马南在骨子里抵制现代国家意义，否认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是家长与组成人员的主仆关系。那么在司马南的这个“咱家”里，任何人也都必须固守家训，不得置疑家长权威，更不能对家规和家长的决策表示任何置疑，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司马南不允许《南方周末》对他的“咱家”进行任何批评，是说那样便成了邻居挑拨、公关成功的结果，还说是在上西方村长的当。怎么看，这个“反伪斗士”的口气都象是慈嬉老佛爷。第三。司马南拒绝普世价值的理由是说这样的药治不了中国的病。那么什么药才能治中国的病呢？他的陈述中一方面是任何时候都要强调“咱家”的特殊性，因为“咱家人口多底子薄”，用不起那西方的药。另一方面就是翻出过去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法宝，然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一切普世价值全部打翻打烂，就会有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司马南的确有毛泽东的勇气，不相信任何牛鬼蛇神，敢于把目前所有实行的普世价值全部砸烂。如果按照司马南的民族主义宣言，我们只能乘驴车了，因为汽车是西方的文明。也只能点灯笼了，因为电灯是西方的文明。环顾我们生活的周围，单元房、照相机、飞机、火车、包括司马南狂攻中使用的电脑也都是西方的科技文明了。那么司马大师到底想让“咱家”的人们去干什么，进行什么样的生活呢？这便是刚刚大灾难之后，作为反伪斗士司马南的民族主义高论，他在这些高论中是否听到了那些地震中冤死的学生的呐喊，是否看到了那些佝偻的生命无助的祈盼。因为正是由于普世价值的安抚才使灾难中的生命得到了尊重，从而减轻了灾难带来的疼痛。其实普世价值本无中西之分，它只是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它无非是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这样就触到了司马的痛处，因为威胁到了他的既得利益。
这就是震后六月的众丑喧哗，地震中的孤魂、鲜血早已灰飞烟灭，只有集权主义、民粹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阴魂在借机复活。灾难中随之降临的普世价值关怀正在被他们翻案，翻案不得人心。他们有的人要我们做“幸福鬼”，有的要我们安心在“咱家”里孤芳自赏，有的人让我们去欣赏他们想象杀人的优雅和从容。这一切正如那一刻，那一刻震出了人的本能，震出了人类对于大自然吞噬生命的抗争，震出了各种道德、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对生命的让步。那一刻突然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原本状态，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高贵而美丽。灾难的硝烟散去，而一切又回到了我们文化的常态，所以那一刻的特殊之举均不能看作是文明的开始。只有常态的文化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还要生活在常态中，只是我们的常态文化又凸显了往日的病相。此时此刻，我们是否需要这些道德喧哗，是否需要各种伪道德的捆绑和伦理逼捐，是否需要接受那些“代表人民”对某种个人自由的道德宣判。越来越明朗的天空下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人都不具有神的胸怀，即便再华丽的道德伪装也无法安抚那破碎的心灵。请把悲伤还给悲伤，把死亡还给死亡，把生命的陨落还给大地和天空。任何人、任何飘扬的彩旗、任何道德至尊都无法提供生命的安息，因为“那穿上道德，只如同穿上他的最美丽衣服的人，还不如赤裸着”（纪伯伦）。
2008年6月14日星期六 石门天低云暗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