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开当代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爸爸爸》，这些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它们到底在寻找什么，这个根又是什么呢？寻根文学的出现当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包括受到像“拉美文学大爆炸”等的影响，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80年代的作家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们的传统不论是民间的或是正统的，都曾给我们带来过很多启发，也有很多困惑，但是想要真正地解决困惑首先就是回到传统、了解传统。只有了解传统，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当下。当代作家不断地调整自我创作方向，不断地尝试多种创作手法，不断地在传统与现代间穿梭。像余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就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先锋文学创作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阶段。其实对于余华而言，90年代的放弃先锋写作姿态，回归现实的土壤，“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真不见得就是一种妥协与倒退。在文学创作日趋边缘的90年代，也许更为扎实、更贴近现实、更接近民间的某种文明的文学创作更容易引起民众的注意，激发他们的悲悯情怀。文学不能迁就大众，但更不能抛弃大众。当我们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当代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另一种挑战，呈现的是另一种信心。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以成为西方文学为目的的，就像叶兆言说的，“为西方写作是个伪命题”。尽管陈忠实《白鹿原》的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有人把它比做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但是《白鹿原》终归只能是《白鹿原》。几十年历史的宏阔变迁，几千年民间文化的传承使我们看到了《白鹿原》艺术手法背后的深层次灵魂，那是中国的历史，鲜活的中国人与他们的爱。莫言说中国当代作家对马尔克斯既爱又恨，他们对于如何学习西方艺术也还有着自己的焦灼。鲁迅在30年代就曾说过“拿来主义”，鲁迅说，“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作为“拿来”的主体，要有真正的主体意识，而这个主体意识首先来自于对自我文化的自信，对自我文化的“自省”，如此才会有辨别，才会有取舍。
自强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强”而“开放”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追寻文学的启蒙，自信强化了传统与现代的互动，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自强开放的特征则推动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紧密交流。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属于世界文学，曾经的我们希望“师夷长技以自强”，但现在的我们更希望中国文学能够在世界文学中呈现自我，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自强”。
20世纪中国文学积极学习西方，从形式到内容进行多方面的变革。20世纪中国几乎每个作家都曾受到国外作家的影响，鲁迅更是说自己的白话小说创作全仰仗之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小说。几乎中国每个文学流派都有自己心仪的国外作家作为自己学习的方向，撇开文研会、创造社、海派等深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流派不谈，但就与中国传统文化连接较为密切的京派而论，其文学美学观也多受利普斯、布洛、克罗齐的美学影响，只是在具体论述时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美学意境，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成功的范例。而当代特别是80年代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受到的国外影响更是不必说，存在主义、解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思潮蜂拥而至，而“拉美文学大爆炸”则直接刺激了中国“寻根文学”的产生，魔幻现实主义的热潮。20世纪中国文学交织着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文学慢慢具备了现代“人本主义”的情怀，虽然“立人”与“立国”的矛盾仍旧存在，但相比之传统儒家“小我”自觉消融于“大我”之中而言，这种矛盾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文学的美无国界。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呼兰区，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成群的外国人去瞻仰萧红故居，这位只活了31岁的女作家，却给中国、给世界留下了惊鸿一瞥的生命传奇。歌德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崇仰托尔斯泰，因为他那伟大而真诚的博爱从字里行间渗入到了我们心里；为什么会如此崇敬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带着我们一起经历了人性的残酷与生命的复杂……
当代的中国，或许缺乏一位如同博尔赫斯般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大师，或许感叹鲁迅不再，但我们从不缺少努力、坚持、秉承“启蒙”、带着良知写作的作家。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文学才有了发展的良好土壤，才会在文学边缘化的当下让人们看到希望。去年张炜的《你在高原》出版，这部文学巨作卷帙浩繁，长达39卷，在一个文学消费的年代，作家如此义无反顾进行不倦的创作，单就这种精神就足以令人感动与尊敬。还有莫言，自80年代开始写作，笔耕不辍，他的小说往往血腥与温情交织，你说他具于魔幻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又是这样贴近乡土中国。从《红高粱》到《透明的红萝卜》《檀香刑》， 他的写作不断地变化，但是又如此一脉相承，他一直在崇尚、在追寻原始生命那种充满张力近乎撕裂般的野性美，追寻得几近走火入魔。他的思想是如此游离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既没有博尔赫斯那种对形而上、对种种二律背反的痴迷，但又绝不流于琐碎。也许有人说这反映了莫言创作的局限，或者矛盾之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恰恰是莫言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伟大，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之处。
中国作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得他们无法割裂与现实的关联，他们关切民众的觉醒，关心社会的发展，发现“生活下面的生活”；但是又出于作家思考的本能，他们对谜一样的人类又有着种种本体性的好奇，这就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特有的景观——求索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因为中国文学的自强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本身的自强，它更关切于民众的自强、国家的自立、人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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