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可能就有人生疑——梁启超乃上世纪的风云人物，虽不敢说如雷贯耳、尽人皆知，但文化与新闻界行走之人提起他，恐怕也多有敬仰。而解玺璋是何许人也？你王久辛竟然将他俩比肩并列，不怕人笑话吗？
解玺璋与梁启超结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78年考入人大新闻系，师承新闻史元老级专家、泰斗方汉奇。解玺璋还保留着记卡片的习惯。大二时，他发现若想真正学懂弄通中国的新闻史——第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梁启超。于是，他便非常用心地跑到国图柏林寺报库，研究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务报》，并凭着少年的意气纵横，写了篇论文《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获得了当年的“青年论文”奖。方先生读了他这篇论文后，发现这个大二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慧心，不仅敢想，而且敢做，便主动提出要给解玺璋同学做指导老师。并将解玺璋找来，教授他怎样查资料，怎样做笔记，怎样做目录、卡片等等，深情蕴于细微的指教，点化在闲谈中挥洒。当然，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梁启超。他对解玺璋说：“你的论文写得不错，但我不能给你五分，只能给你个五减。你对梁启超评价过高啦。”方先生含弘蕴机，温文尔雅。直到今天，解玺璋都敬仰方老师，却也偏爱梁启超，并固执地认为方老师乃至现当代新闻史与文学史对梁启超的认识不足——那是一份挥之不去的情缘，不写出来他不会罢休。转眼30年过去了。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与发现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而待到上海文汇出版社出了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传记之后，希望解玺璋写一本梁启超时，市场上已有《梁启超传》四五种之多啦。而这些书与老解分歧最大的地方是：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梁启超，是用简单的革命与不革命来划分？用激进与保守的两极来评判？梁启超一会儿是民权派一会儿又是国权派，究竟怎样来理解梁启超的“善变”？解玺璋要的是历史真相、要的是血肉丰满的人。他不愿再用所谓革命与不革命来简单理解历史，不愿用非白即黑的方法来看待梁启超早先崇尚西方而后又固守东方文化的言行。老解说：根据我的研究，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发现欧洲的许多问题是不治之症，很难克服，而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不仅可以自治，而且可以医治西方国家的这些顽症痼疾，是完全可以提供给世界的。梁启超的变中有不变，不变的是根本，是严肃而又认真的负责态度，是深深的家国情怀。他说：梁启超到死都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负责任的。
解玺璋也是极其负责任的。按计划，他今年3月就该结尾收笔了。但为了使这本传记更符合历史本真的氛围，他又查阅了大量有关国家制度、法律以及世界历史、包括法国大革命史，不仅工作量与难度加大了，同时，自己的眼界也大开了，观念也大变了。他说：很多教科书写到梁启超都是大而化之，我不，对丰富与复杂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性，我要进行最大限度的发掘与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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