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由黄礼孩、江涛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是观察女性诗歌反思特征的另一个例子。在性别身份之外，如果一位女诗人还拥有作为她感受世界、理解生活，也影响其语言的民族身份，那么，这一身份也会使她们的诗歌面貌呈现出另一种形态。《诗歌与人》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选录了来自14个民族32位女诗人的作品，包括诗歌、随笔、访谈以及有关评论等等。这些女诗人的作品承载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宗教和语言、文化记忆，细加考察，读者甚至可以从诗歌体式的选择和诗歌风格的尝试上，清晰地分辨出诗人的民族背景。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兴趣的诗人，往往通过写作带有叙事性(史诗特征)的长诗，来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
讨论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互联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空间和语境。网络既为写作中的女诗人提供了发布作品、批评交流的平台，也为女性诗歌的传播与影响、为女诗人相互之间的写作砥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网络使中国诗歌场域变得丰富且复杂。主流文学、民间诗歌刊物和网上的诗歌群体(带有同仁刊物色彩的网站)共同构成了相互交叉和渗透的生态场。女性诗歌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2年5月，“翼·女性诗歌论坛”作为友情论坛在“诗生活网”开通，同时，诗生活网还为纸刊的《翼》做了网上刊物。复刊后的《女子诗报》也于2002年6月在互联网的“千秋文学”网站开设“女子诗报”论坛。互联网技术更新快，信息空间利用的新方式的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上诗歌写作的交流。或许，我可以把进入互联网空间的女性诗歌视为女性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全球语境中以汉语写作的女诗人们可以通过论坛、博客、豆瓣、微博等交流平台，随时随地沟通、批评，互联网也缔造了男性批评视点下的“新红颜写作”。
“期待是绝对必要的”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西蒙娜·波伏娃在日本访问时发表过一篇演讲，主题是关于女性与创造力的。波伏娃从这样的发问开始：“纵观历史，显而易见的是妇女在各个领域里的成就——政治、艺术、哲学等等——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讲，都不及男人们的成就大。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说，这个观察与发问迄今仍然有效。而波伏娃以文学为例，讨论了从事写作的女性们的处境并回答了她自己的提问。现代以来，受教育的女性中从事写作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她们中有不少人都写得不错，然而，为什么伟大的女作家依然很少？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只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干而从事写作的妇女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因为“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而这个呼唤通常是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但是，现实社会对于女性的期许从来就是不利于使她成长为一名作家的。虽然女性大多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边缘，她们只通过自己的私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并且“她们比男人们有更多的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们习惯于做旁观者，而这对于任何一个想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有利的位置”，但是，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多地认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一个相对的、附属的存在，缺乏抱负，缺乏与现实的论战与抗争，而创造力的源泉就存在于与现实的论战与抗争之中。 充分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不无同情地体会那被冠之以“新红颜写作”的女诗人们的尴尬处境。据称，“新红颜写作”是第一次对女性诗歌进行命名，概念的提出者李少君认为，这几年出现了许多诗歌个人博客，女性诗人的职业与身份也越来越多样化，她们大体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素养，职业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很多人在开博客写诗时，还很喜欢贴照片展示形象，真正地实现了“诗与人合一”。这种诗歌写作不妨称作“新红颜写作”，一种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与以往女性诗歌写作有所不同的现象。虽然我不反感对女诗人们善意的鼓励与批评性的支持，但是，简单地以网络空间概括女诗人群体，以波伏娃意义上的有闲的女性从事写作来命名女性诗歌，实际上，距离有抱负的、意识到创造力要求的女性诗歌写作相距甚远。网络时代需要警惕的，是写作尤其是女性写作被再次孤立为凝视的客体，成为无关乎更新写作活力的文化消费话语。
虽然网络为女诗人们提供了自己的阵地，有了网上讨论、交流的便利，女诗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女诗人出版诗集、获得关注与批评研究的状况其实并无多大改善。人们仍然只能在每年3月份的期刊上看到女诗人专辑，其他处境下，女诗人还只是花瓶与点缀。然而，对这种孤立女性诗歌的状况的批评并不能仅停留在向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与出版发行体制寻求女性的空间这样一种讨公道的方式上，在我看来，女诗人们可能需要更自觉也更有准备地单独面对世界，把自己主体化为写作者，思考一切连接自我与世界的问题，不断挑战随时可能固定化的自我。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近年的女性诗歌写作，此即个人写作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进而形成的新的女性诗歌群体力量。总之，借用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批评家艾伦娜·西苏的话说，“期待是绝对必要的”。（周瓒）
■主持人的话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一种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活跃和引人注目的文学潮流，女性主义写作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已经泛化为大量个人化的非潮流意义上的写作。特别是在诗歌领域，一方面，翟永明等当年女性主义诗人的女性意识在发生变化，对这种变化，批评界和研究者们不仅不太注意，更未作为潮流性的动向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传播方式特别是网络传播的空前丰富与发达，一批又一批的女性作者加入诗歌界，使我们的女性诗人阵容庞大，人数前所未有地众多，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现象，迫切需要集中的关注与研究。作为一位知名的女性主义诗人和女性诗歌的批评家与研究者，周瓒对新世纪中国的女性诗歌从“女性意识”新的自觉、女性诗歌的主要动向及女性诗歌的问题与可能等几个方面，及时地作了深入思考，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意义。诚如周瓒所引艾伦娜·西苏所说的——“期待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是对未来的女性诗歌，还是对于未来女性诗歌的批评与研究，我们都怀有深切的期待。
——特约主持人何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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