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新的自觉
新世纪以来，“女性诗歌”似乎不再明确地被理解为一种写作思潮或流派，这一方面是因为流派、群体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现象并不多见；另一方面，采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方法而对女诗人的写作所进行的阅读与评论也未得到深化，女性诗歌研究相对薄弱。但是在实际上，女性诗歌的现状亟需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诗歌批评，以借此澄清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女性想象与女性的社会关怀，肯定女诗人们的创造力；同时，还要借助它不断地与那些试图把女诗人的写作进一步孤立起来并视之为次等写作的父权制观念进行斗争。
不过，较之于相对薄弱的批评与研究，甚至较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新世纪以来的女诗人更加自觉、更加自信，也更积极地投入诗歌写作，她们不仅是因有闲暇而从事写作的女性，而且还是西蒙娜·波伏娃意义上的“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的，视文学为“一种使命”的写作者，她们想要“达到创造力的最高水平”，并“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西蒙娜·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03年，翟永明、周瓒、鲁西西、穆青、宇向和沈木槿等人曾经在当年的《扬子江诗刊》第6期发表了题为《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的对话，结合各自的写作经验，对女性诗歌中最常被提到的“女性意识”进行了非常认真与自觉的思考。比如翟永明就指出：“当一位男诗人称赞女诗人写得好的时候，就说她超越了女诗人的范畴。这些意思都透着表现女性意识的诗歌是次等的诗歌，不像男人的诗就不是好诗。如果女诗人因为这样的称赞沾沾自喜，恐怕是并未真正理解‘女性意识’的实质”。而宇向等人却认为：“我个人理解的‘女性意识’更多的是在个人写作之外，也许可以这样说：是与个人写作紧密相连的一种关注女性命运和反思男权话语的‘意识’”(宇向)；“身为女诗人，意味着她拥有着‘男诗人’所可能理解但很可能无法感知和表达的女性意识、女性经验”(沈木槿)；“每个女性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极而言之，可以说没有什么本质化普遍化的‘女性意识’，重要的是每个诗人都要对性别问题保持敏感”(穆青)……从性别身份和立场的角度，女诗人们还提出“双性的话语”、“‘中性’的诗质”和重视两性间的相互“影响”等说法。这次讨论是来自女诗人群体自身对于女性诗歌的反思与构建，关注女性命运、反思男权话语、肯定女性创造力、挖掘女性经验、探悉性别差异、反对性别本质论等等，这都是她们也是女性诗歌在新世纪为我们所提供的多样化的写作抱负。
而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新世纪以来，正如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所说的：“写一首诗、刻画一个人物或描写一个动作都需将现实进行一个想象丰富的转换，但这种转换绝非消极的。这就需要心灵的自由——就像滑翔机飞行员一样自由地踏进你思想的激流，你知道你的动作将延续，你的注意力不会突然转移。此外，如果想象是为了超越和转换经历，那么它必须对也是你自己的现实生活提出质疑、挑战，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你必须能灵活运用这样一个概念：即白天也许是黑夜，爱也许是恨；想象力可以将任何东西变成其对立面，或赋予它另一个名称。因为写作即重新命名”(引自《当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回顾之作》，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沿着“质疑”和“挑战”自己的“现实生活”，并且积极地去思考与探寻其他的“可能性”之路，女诗人们的写作既体现出很多共性，也必然是风格多样，声音各别。
“写作即重新命名”
无论从女诗人群体的构成、写作抱负还是从风格的多样性角度看，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均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总体面貌。不同诗人群落、刊物和网络论坛上都活跃着女诗人们的身影。女诗人、女性诗歌的出版物也相应增多。女性诗歌群体包括围绕《女子诗报年鉴》(1988年迄今，四川——广东)的诗人群、女性诗刊《翼》诗人群(1998年迄今，北京)以及“女书诗社”(2007-2010年，后更名为“桃诗社”)(四川)等。以女性诗歌为主体的出版物有：民间诗歌刊物《诗歌与人》主持人黄礼孩先后与女诗人江涛合编出版的《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中国女诗人访谈录》《2004最受读者欢迎的十位女诗人》《2005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等；晓音主持的《女子诗报年鉴》自2003年以来，共出版七卷。另有《狂想的旅程：新女性新诗歌》(黄礼孩主编，海天出版社2002年)、《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诗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等女诗人诗歌选本。新世纪以来，相当一部分女诗人如翟永明、王小妮、蓝蓝、小安、郑小琼、杜涯、周瓒、鲁西西、马莉、吕约、倪湛舸、池凌云、李小洛、李成恩等都出版了个人诗集，但相比较上世纪90年代有两套女性诗歌丛书出版的盛况，近年女诗人们不被作为群体亮相的方式获得展示的现实，大概也说明女性诗歌群体意识的削弱。尽管如此，大致可以估计，新世纪十年中活跃的女诗人总数超过了20世纪后半叶(亦即当代文学50年)的女诗人的总数。 “写作即重新命名”，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这个说法中包含着一种修正的批评视角，尤其应该成为女性诗歌自身反思的基础。换言之，有着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女性诗歌本身必须带有批评意识。这多少与从事写作的女性的处境有关。要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要有与“整个世界抗辩”的勇气、耐心与毅力，要使女性主义这“最漫长的革命”取得成果，就必须拥有直面自我的真诚与深入现实的眼界。这可以从具体的写作案例中观察到。《中国诗人》2003年第一期以推介女性诗刊《翼》为专题，发表了阿芒、尹丽川、唐丹鸿、翟永明、曹疏影、蓝蓝、燕窝、童蔚、千叶、周瓒、莱耳、宇向等12位女诗人的作品。既有如翟永明的《马克白夫人》《雏妓》那样尖锐地关注女性生存现实的叙述，也有如蓝蓝《自波德莱尔以来……》《伏羲陵前》的对存在沉思式的片段。燕窝的《圣保罗的蝴蝶花》《穿越阳光下的大街小巷》，以幻想使日常生活变形为一种带有尖锐穿透力的超现实景观；童蔚在《最初》中，延续了她诗歌语言简练、准确的特点，而在诗歌的境界方面则日趋开阔；唐丹鸿和尹丽川，一个激情四射，一个冷峭锐利，但都一样具有某种极端性；千叶和莱耳，一个诗行显露出紧迫，一个则表现得舒缓。台湾诗人阿芒对于词语音乐性的把握，使她的诗有一种急促而柔韧的张力；更年轻些的诗人，曹疏影和宇向，则以自己的声音找到各自对经验的贴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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