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袁的《子在川上》(《十月》2011年第1期)通过苏不渔教授和系主任陈季子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现在大学制度的弊病。今天的大学已经完全被课题、论文、课时等格式化了，数字成了表述大学的唯一真理。而思想是真的可以量化的吗？像苏不渔这样强调孔子“述而不作”的教育传统的人最终是要被边缘化的。作者以“子在川上”为题颇有深意，随川而逝的不只是两千年的光阴，还有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承。苏不渔沦为资料室管理员和陈季子的如鱼得水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和对照，而朱小黛这种内心仰慕苏不渔、表面却要跟陈季子周旋的分裂状态恰恰是大多数高校教师的现状。体制是一堵无形的墙，被陈季子加以利用，阻挡苏不渔的去路。作者阿袁是大学老师，对大学的状况有切身经验。大学从来就没有鼓励老师从事创作的传统，虽然每个中文系都有至少一门的写作必修课，开设这门课程的往往是连报刊散文也没有发过，甚至还鄙视当代文学的学院派。阿袁对此应该是心领神会的，她近年以高校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过如果她有借此喻彼的远大理想，则不应该画地为牢，而是应收拾好内心的愤怒，以更加冷静客观的姿态进行叙事。
池莉的《她的城》(《中国作家》2011年第1期)试图以擦鞋店老板蜜姐与工人逢春之间的矛盾与情谊写出武汉城的特点。逢春的尚未实现的外遇被蜜姐发觉并试图阻止，在她们的争吵过程中抖出了一个巨大的包袱——逢春的老公是个同性恋。显然，叙述人对同性恋本身既不了解也没兴趣，她只是要以此为由头表达逢春外遇的合法性。在这样一个老套的故事下面，池莉试图以蜜姐的气魄突出武汉这座城市的特点，用极大篇幅描绘蜜姐的气质、她们家提供的盒饭等等，到底让人有头重脚轻、支撑不稳的感觉。由此看来，池莉的市民气被诟病不是没有道理的。
金仁顺的《梧桐》(《民族文学》2011年第1期)是一个精致的短篇。小说开篇，叙事人对母女两个均以名字相称，叙述快到半山腰才将这种关系显露出来。不能不说作者为此花了不少心思，只有名字才是一个人最客观的符号。父亲过世后，爱母亲的女儿以直呼其名的方式使母亲重生。寡居的老母亲真的恋爱了，女儿的心态变得复杂微妙，既替母亲的前途担心，又想起故去的父亲、想起母亲与自己的过去，尤其是母亲对自己恋爱的跟踪。生活中一个细小的插曲像孩子将一个石头扔进水里，几圈波纹之后复归平静。母女关系依然是世界上攻不破的城堡。对这种细微处的关注与叙事恰恰显示了小说家的眼光。
柏桦的组诗《西藏书》(《花城》2011年第2期)值得慢慢品读。自第一首《无常》到最后一首《汉藏之间》，佛教气息荡漾其中，这大概也是西藏这块土地的神秘魅力带来的。在诗人看来，它有“天地之美，一种抽象的美，它与性命直接相见”。开篇写道“押往刑场的人、网里挣扎的鱼、乡间待宰的猪……你的身体是一件行李，暂寄于此生。”“学会怎么死亡的人，就学会怎么不做奴隶。”末尾是“如旧呵，到处是僧侣、乞丐、饿狗；到处是人们那单调的舞姿在永恒地跳着。”我们的大教育家孔夫子以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智慧地将我们的目光盯紧此生，但是我们是否也因此而回避了更终极的问题？只有把死亡引进生命的形式，此生才会完整和丰富。
在苏兰朵的《寻找艾薇儿》(《鸭绿江》2011年第1期)中，一个“狗贩子”与一个“寻找艾薇儿”的寂寞的“二奶”因为狗的交易而发生了较长的短信交往；小说结尾，两个寂寞的人吃饭聊天，没有发生庸俗的身体交往，而是互相袒露了自己对对方的欺骗。毫无疑问，我们时代的诚信出了问题——我们在城市里可以假装完全没有过去、没有历史包袱地生活，在短信、网络和QQ中，我们都戴上面具，化妆成拥有体面职业很有教养的人，但是我们内心潜藏的渴望总是在最后关头泄密，让我们成为《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口无遮拦的孩子。我甚至不知道残酷的真相和伪装的假象哪一种更好，更能安慰我们。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揭开面具，抵达内心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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