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26日）下午，阎连科小说《四书》以及文论《发现小说》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举行。阎连科在会上感叹，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作家写作到这儿基本上打住了，每一个人都已经没路可走了，“当然这些作家都不会承认，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江郎才尽，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江郎才尽了。”已经完成即将出版的《四书》和文论作品《发现小说》就是阎连科尝试着给自己找的一条新的“出路”。
阎连科最新完成的小说《四书》已经印制了部分亲友赠阅版，而文论《发现小说》已经出版。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认为，《四书》是以非常传奇化、个人化的方式来陈述20世纪历史的沉痛的记忆。青年作家张悦然说，阎连科就像《出埃及记》里面的摩西一样，带大家走出这样一条路，“《四书》和《发现小说》确实是指出路和带着我们走路，我觉得这一点，作家和批评家不一样的是，他会有一种我做给你看的行动。”
为什么写作《四书》，阎连科说，自己总是怀着一种“不为出版而胡写”的梦想，《四书》就是这样一次因为不为出版而肆无忌惮的尝试，虽然并不彻底，“不是简单说故事里讲些什么粗粮细粮，花好月圆，或者是鸡粪狗屎，让人所不齿。而是说那样一个故事，我想怎样去讲，就可以怎样讲，在写作上真正地、彻底地获得语词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叙述秩序。”
写完小说以后，他又发现了很多问题，于是有了文论《发现小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写作基本上到这儿打住了，每一个人都已经没有路可走了。”因此，老作家们要给自己找一个出口，不管是走辅路，还是走天桥，“为什么写《发现小说》，就是给自己一个出路，对别人可能没有什么意义，至少让我觉得，可能这条路我能多走两步，能多上一个台阶，两个台阶。”在本书的后记中，阎连科把自己称为“写作的叛徒”——一种对习惯文学变节的笔墨，“我要努力做一个写作的皇帝，而非笔墨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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