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80年代的台湾美术社会，其“自由开放”的艺术氛围与空间给予了艺坛极大的生命力，然而这同时也使得官方正统性中华文化认同困境重重。在这些反传统的艺术形式之中，传统艺术与文化被进一步解构。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改革与反对势力的发展乃至民进党的成立，又进一步使得这种文化认同的政治基础丧失。主体迷失的台湾社会，作为其文化认同、地理认同来源的本土性乡土元素[14]逐渐偏离传统的政治、文化认同方向，并逐渐被剥离掉中华性传统身份。这甚至表现在传统的水墨画也已不再被称之为“国画”，而成为只是强调媒材本身特色的众多媒材之一。尽管在80年代中期的1985年，因李再钤于北美馆前“低限的无限”的雕塑作品而引来政治风波，凸显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传统型)意识形态认同的监控存在，但是政治体制的松动之下，这种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已然出现了巨大裂缝。1983年党外杂志中所出现的有关“台湾意识”的讨论，更是预示了新的意识形态认同正蓄势而来。这一点从1982年以来台湾所出现的大约16部有关台湾主题的出版物即可看出形势的变化。[15]当然其真正形成还要待到90年代。简言之，80年代中期之前的台湾社会在政治体制渐趋开放之下，其社会性整体意识形态认同表现出对官方主流认同的解构，并由此趋向于更进一步的多元化。具体于美术领域则表现为大量新兴美术社团的兴起。[16]而在此之下，本土性乡土元素却逐渐被纳入进“台湾意识”的认同体系，1987年的政治解严为其最终标志。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专访时指出：
“我们向来都是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允许成立新的政党。” [17](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从这段话之中我们不难看出，80年代中期之前的国民党政府在严峻的岛内外政治危机之下，基于正统性合法性中华认同的前提而展开民主化的政治体制革新，从而开放“党禁”。其基本意识形态认同仍旧秉持着反共复国的正统性中华形象构建。由此这一年的2月28日当艺术家李铭盛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进行表演艺术时，即被“治安部门”予以阻止而未成行。其基本理由即在于“二二八是政治大禁忌，不能拿来做艺术的创作主题。”[18]不过此后一年不到的1987年7月15日情况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政府的“解严”宣告，标志着这种官方政治文化认同构建的衰退，并由此走向瓦解。——1989年针对“五二0事件”，一批艺术家于台湾北投废弃火车站举办了“五二0艺展”，但这次并没有遭到官方的压制。1987年后的台湾社会，在伴随着反对势力的发展以及“民进党”的成立及其在政治上所逐渐获得的“优势”，使得形势变化之下的国民党政府逐渐无力于(或转型)原有的政治和文化认同结构的构建;此外，尽管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一再将当代艺术纳入到其认同构建体系之内，但现代艺术思潮的冲击还是从另一个角度加剧了民众社会对这种认同“无力”(或转型)的冲击。具体于美术领域则表现为政治批判性艺术作品开始大量涌现，并一直延续和兴盛于90年代。[19]
1989年，青年艺术家吴天章开始于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北美馆举办“史学图像”的系列个展。如“蒋经国的五个时代”等;其内容包括蒋介石、蒋经国等历史伟人画像的组合型呈现等。同年陈来兴以“五二0”为主题，通过油画激烈的形色语言突出对政治冲突事件的思考。这些对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性表现，以及出现于官方文化执行机构，显然表明此时的官方政治文化认同已经衰退。[20]而随着这种官方政治认同体系的衰退，传统文化认同失去政治认同的历史关联;与此同时，新兴的反对政治力量则开始表现出基于本土化地理认同，对社会整体性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行重新组合，这使得处于意识形态认同断裂状态的原有“文化(认同元素)”将被重新收编进某种新构建的“认同体系”之内。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认同结构在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系崩溃之下走向前沿。此即伴随着“三民主义”官方认同意识的解构，意识形态认同的符码体系逐渐在崩溃中转向“台湾意识”的认同趋向。具体于美术形式而言，曾经作为国画的水墨与胶彩画渐淹没在诸多新兴的美术形式之中，成为“台湾美术”范畴之内表现“台湾色”的诸多媒材之一。与此同时，各类展览的兴起也打破了代表其美术传统权威的“省展”局面，官方文化认同及其机制崩裂，传统权威随之解构。当然这在进入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后，愈加表现在“主体性”台湾意识的讨论之上，并趋向于白热化。对此，1995年后的文建会政策开始表现出巨大的变化，其“政策呼应了李登辉所声明的‘经营大台湾、从社区建设著手’，转向‘以社区动员、民众参与的方式，促进地方民众对地域文化的认同，藉此发展形成自主性高的草根文化’为目标。”[21]这在艺术活动中则表现为，1996年的北美馆双年展开始将展览主题变为“台湾艺术主体性”，并聘请相关学者撰写相关议题文章。由此可见，台湾8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对传统的主流文化认同产生了冲击，而其在被纳入主导性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认同体系的过程之中，又并未与主流认同达成默契，[22]最终其在国民党主流意识认同体系崩溃下与官方主流识形态并立陌路。当然，艺术其本身也许并无法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认同相关联，但相较于传统中华艺术的文化认同渊源性，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势力(尤其台独势力)的运作之下，台湾当代艺术在主流意识形态危机下表现为取代传统文化认同的艺术而表象为社会主要艺术现象或思潮。 注释：
[1]在这种意识形态渐趋形成的过程之中，同时夹杂着“台独势力”所极力渲染的“台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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