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点,洪再新说:“从85年以来的新潮美术的总趋势是开拓新艺术观念,为此需要批判以前的种种传统意识。它一方面是要求多元化,另一方面又希望一元化。如果要寻找代表人物的话,黄永砯的彻底否定和破坏艺术具有前者的特点,而你《后古典系列》,就成为后者的化身。”据他的观察,到《后古典系列》阶段,王广义就把这种创作“自觉地当作‘图式’了”,并认为唯有这种图式和与此联系的“理性”崇仰才是高尚的,而其他的新潮美术和传统的美术统统是堕落的。这时,洪再新感到,王广义便差不多开始以艺术领域中的理学家、道学家甚至是君主自居了。对此,他语重心长地写道:

王广义:《凝固的北方极地20号》
当你自己的图式在彼消此长的艺术观大变革中面临考验时,你完全可以抱定目标毫不动摇。你对绘画艺术所持的乐观进取的态度也难能可贵。但是,你却同时给持相反见解的作品作家加上“堕落”的罪名,我以为这是一个大误解。在此,我十分欣赏范景中曾对中国艺术封闭情境的描述,很有见地。他说由于是封闭的情境,新潮美术一开始可能受到压制,但反过来当新潮美术主导了传播渠道之后,传统美术也就失去了许多自由。只有放到一个开放的情境之中,才可能真正的多元化发展。……我喜欢你《后古典》,但不是以牺牲其他作品为前提。13
洪再新特别申明,对王广义倡导的“大人类的北方精神”,或者说一种新的宗教精神,他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他在其中嗅到了斯巴达式的专制极权的气息。他说:“对于艺术也一样,我倒是更倾向于福建的校友黄永砯的无政府心理、或者如吴舢专(引者注:原文如此,应为吴山专)那么看重偶然性。同是浙美的毕业生,同是新潮中的弄潮儿,为什么差异悬殊?恐怕又有‘北人’‘南人’的文化地理原因为(引者注:原文如此)作祟吧!因为我担心‘一元化’可能给艺术再一次带来灾难,特别担心你什么时候会变成‘暴君。’”事实上,当北方群体以其足下的土地为本尊,祭起“寒带文明”的大旗,这种危险就开始存在了。他们推崇的“人本的崇高而健康的文化精神”是以排他性为前提的,即排斥被他们轻蔑地称之为“一切不健康的对生命进化不利的东西”。而健康与病态与否,全按照他们对“寒带文明”之强势的假定,并将强势作为标准,于是,“病态的、末梢的、洛可可式的艺术”这些“将助长人类弱的方面”的东西统统应该被排斥14。这是典型的“成王败寇”的逻辑。依照这样的逻辑来看待文明,尼采要不摇身变成希特勒,就是不可能的了。今天,当我们读王广义写的那些信,感受到他心中那按捺不住的想做“超人”的列焰时,常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理性”怎么会以如此急切而冲动的方式被提倡出来?就好象今天的民族主义往往用一种偏执狂的口气被叫喊出来一样。抚今追昔,当我们再次翻到《美术》1988年3月号,读到洪再新的文同时看到王广义的画,就不能不感到洪再新这一番担心的苦口中含有多么深刻的洞见!
在这封信的最后,洪再新评价了王广义第三个图式阶段的作品,即与文中插图处于同一种模式的“图式修正”系列,包括《红色理性——偶象的修正》、《红色理性——使徒的修正》与《黑色理性——病理分析A》、《黑色理性——病理分析B》等。他说:“我感到很惊讶!原来你又将批判的图式用来自我批判了!”照他看来,这种“自我批判”而非大而无当的“文化批判”才是王广义的“图式”得以成立的应有之义。从作品本身来看,洪再新较为赞赏《红色理性》,认为它们保持了一种元气,“和《后古典系列》的气脉相接,能够给人以视觉的展动”。他说:“你能够采用一些分割画面的线块,在这两幅作品上起到了更形而上的效果。说明你有勇气对自身行为做出反思。”不过,他仍然觉得,这种自我否定对王广义来说还多半停留在观念上,图式的体现并不完全。至于《黑色理性》系列中的两幅作品,就明显是“图式出现亏空状态”的表征,这就是说,王广义要作为艺术家获得用图式来把握“理性精神”的能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通过三个人称对王广义的叙述,《美术》1988年第3期给了读者一个从不同侧面再次了解王广义的机会。了解了王广义就等于了解了北方艺术群体,这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因为理论言说在这个群体中并非稀缺之物,它作为艺术群体而被确认,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创作而不是理论。在这个环节上,王广义的三个图式系列作为该群体乃至于理性绘画创作成果的代表,显示了无比的重要性。然而,这种重要性的取得,却不能单独归功于王广义的创作,媒体的传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王广义常叮嘱与他打交道的编辑别忘了登他的文章,但事实证明,真正有传播效果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文章。正是通过美术报刊发表作品,他制造的图式渐为人们所熟悉,并越来越成为北方艺术群体一个标志性的视觉符号。这就是说,是媒体帮助建构了这一符号。对此,从1985到1987年,包括《美术》在内的’85运动中有影响力的艺术媒介此起彼应,可谓著力甚勤。
在1986年7月号《美术》发表《凝固的北方极地》以前,人们已经在其他美术传播媒介上多次看到这幅标志着王广义的“图式”诞生的作品。而《美术》对它的又一次发表,则在不少人心目中产生出一种印象,觉得它的地位最终以权威的方式获得了肯定。而舒群文中的评论更加强了这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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