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受访者认为批评家进高校是好事儿
记者/王 研
批评家纷纷进入大学任教，是最近几年中国批评界的一大现象，围绕该话题的讨论和争议一直在持续。事实上，当下一大批重要的批评家的确都身处学院，曾接受本报专访的丁帆、孙郁、陈思和、王彬彬、陈晓明、郜元宝、肖鹰等著名学者，皆负教授之责，有的甚至还要承担一些学院里的行政工作。对于中国的批评家来说，学院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平静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同时，学院体制也可能使他们的研究陷入另外一种模式的束缚。
有关批评家转向学院的现象，本报此前的系列专访中曾多次谈及，在针对中国人民大学30位研究生所做的问卷调查中，该话题也占据了相当的分量。根据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受访对象赞同批评家转换身份，走进大学。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出，应当警惕文学批评“学院化”的倾向，以免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丧失。
批评家进学院究竟是好是坏？大多数受访对象认为，高校的思想更活跃，学术气氛更浓厚，批评家进入高校会使研究更深入参与本报此次问卷调查的研究生，集中在硕士三年级和博士一年级的阶段，尽管他们仍处于求学时期，但是，也身兼青年学者的身份。他们对文学已经具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能够提供基本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他们正身处学院，对于学院体制给文学批评带来的影响有比较直接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在未来进入高校或其他研究机构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不过，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在学院体制下生长的批评家可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学院环境对批评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
曾接受本报专访的批评家大多谈到当下批评的分类问题，虽然观点不一，但是，大致可以归纳为学院批评、社会批评和媒体批评三种。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进入学院，使学院批评成为目前最重要的一支批评力量。对于批评家个体来说，进入学院除了可以拥有一个较开放较纯粹的学术环境，还能够拥有比较稳定的生活基础。不过，舆论对这种现象多有争议，甚至有学者断言，“批评家大举进入学院必将对批评造成伤害”，认为学院体制会破坏批评的独立性，令批评家受到太多规范的影响而磨蚀了批评的锋芒。对此，南京大学王彬彬就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今天文学批评所面对的窘境与学院体制有一定的关系。他说：“学院体制以及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设置，给文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制约。学院体制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使文学批评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行为。 ”
不过，接受本报调查的研究生们则比较乐观地看待批评家身份的转换。他们认为，高校的思想更活跃，学术气氛更浓厚，批评家进入高校会使研究更深入，因此，选择“批评家转换身份对研究更有利”的达到74%，另外26%认为对研究会产生不利效果。关于不利的原因，一位受访对象回答说：“批评家到高校工作，会被学院体制同化。 ”也有人觉得批评家和大学之间有些不搭调。还有的回答，“容易脱离文学实际，也可能与社会脱节。 ”
九成受访者选择了“身份的变化将导致文学评论发生变化”，“批评家将开始重视课题研究，那些感悟式的批评会逐渐减少”
批评家选择进入学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本报在系列专访过程中所观察，大多数批评家认为，相对来说，学院是当下最适合学者生存和从事研究的地方。而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对象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比上世纪80年代更需要学术背景与学科群体的支撑”，因此，批评家们有必要回到学院中去。考虑到学院环境有利因素的人占26%，而9%则表示，“大学生的活力对学院批评、对教师形成了某种冲击力，能够激活学术思想”。值得注意的是，18%的人没有从标准答案中进行选择，而是专门写出了自己的判断。有人觉得是为了“寻找市场”，有人认为目的是“物质利益”，也有人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提出“文学的边缘化已经使批评家的社会生存面临危机、困境，而高校可以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其社会地位也会受到认可”。 批评家身份的转变，是否会对文学批评造成影响？这是一个看似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是，结果却是压倒性的。九成受访者选择了“身份的变化将导致文学评论发生变化”，因为“批评家将开始重视课题研究，那些感悟式的批评会逐渐减少”，这一结果与批评家们的判断有一定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认为，批评家进入学院，身份的变化并不会抑制批评的活力，他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作用，即便是身处学院，批评家同样可以跳出学院派批评模式的束缚，选择不同的形式来发表意见。真正要避免的是批评的过度“学院化”，而不是批评家进入学院。
从调查结果来看，“学院化”会对批评造成伤害基本成为一个具有共识性的观点。超过七成的受访对象认为文学批评 “学院化”是有害的。其有害之处表现在：一，学术体制的评估标准会影响批评家的研究方向；二，会使学术研究产生新的模式化。对于前者的担忧更要大于后者。认为文学批评“学院化”并不会伤害批评质量的也占了17%，在他们看来，“学院化”可以强化知识的谱系化。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在梳理文学批评发展历程时曾经提到，从上世纪90年代学院批评兴起之后，批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笨重冗长的论著多了，贴近创作而懂得作家甘苦的会心的批评少了，这种状态令他感到十分惋惜。实际上，批评家群体对批评的“学院化”有着比较明确的批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院化”一词甚至已经成为呆板、僵硬、缺乏生命体温的代名词。郜元宝批评那些以追求学术产量和所谓客观、公正、深刻、全面乃至摩登的学术性为目的的学院批评，“文章有意无意写得过于‘学术化’，又并无真学术，只是故作学术状，令读者和同行看不懂或不愿看。 ”
著名批评家孙郁多年来一直担任鲁迅博物馆馆长，近年进入了高校，目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也成为学院中的批评家，不过，他对所谓的“学院化”批评依旧抱持着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学院化的知识操作是当下批评存在的问题之一，“学院派话语用来研究经典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研究当代作家就存在问题了。学院派话语的特点是程式化、模式化，与当下鲜活的生活和作家鲜活的文本之间存在着距离。在这套话语下写出来的文章，读起来不亲切，把本来生动的文本变得不生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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