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曰以古衡今。我们提倡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旨在把前人好的东西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有些批评家，在评价今人的创作成就时，无视或忽视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创新，一概用古人作准绳取舍，看不到书法艺术的时代发展和书家的点滴创新和突破。后人并非不能超越前人，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无论就水平还是成就而言，唐代的颜真卿、褚遂良都超过南朝的羊欣、薄绍之；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也超过了唐代的王行满、钟绍京。可见并非前人一定比后人强，那么今人为什么就不能超越前人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应作具体的分析：要把学书渊源和风格成就区分开来；把继承传统和时代风尚区分开来，不宜笼统地片面地论述，从而得出绝对化的结论。
以上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水平问题，也有个人素养品德问题，一些问题与批评者的生存状态有关。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批评家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力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评者对书法艺术的当代发展以及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宏观的把握，换言之，一些评论家缺乏基本的理论素养，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仓促捉刀，客串表演，以致写出来的所谓评论缺乏应有的学术水平。书法评论，不是仅仅给被评论者唱几句赞歌抑或是作简单的否定，而是应该首先对被评论者的水平和成就作一个准确的理论定位。这种定位必须建立在评论家对书法发展史、对书法艺术规律的洞彻了解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评论家的结论就是盲目的。
二是对当代代表性书家缺乏深入了解和真知灼见。对一个时代书法成就的了解离不开对其代表性书家的深入研究，代表性书家是一个时代书风的标志，往往揭示了一个时代书风演变的方向、特点和规律。而对于当代代表性书家的深入研究，对于其它书家来说，也将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因此，评论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对当代代表性书家的深入剖析，从中建立起对于当代书法的基本概念。
三是理论与创作脱节。古人说过：“善书者不鉴，善鉴者不书”，这是说书法创作与品评鉴赏这两门学科各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但这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不矛盾。书法毕竟具备很强的实践性，从事书法理论的人，如果不勤于实践、勤于思索，且真正有所得，很难想象能把理论搞得很出色。现在一些搞创作的人很少涉足理论，或对理论不感兴趣，更谈不上自觉地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这就造成书法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创作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和印证，理论也没有创作的有力支撑，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
四是一些评论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应有的学术尊严。平日不是主动地去研究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现状，不研究当代代表性书家，不是把对于当代书家的评论作为自己系统研究的一部分，不是完全着眼其艺术水平和成就，而是过多地考虑人情、友情、亲情或其他与书法无关的因素，从而导致严肃的书法评论庸俗化、广告化、游戏化。 （二）
健康正确的书法批评、评论，对于书法家的成长、对于书法艺术的繁荣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种艺术实践，都离不开创作，也离不开理论。艺术活动往往从实践开始，而以理论的形成为其提高、升华的标志。文艺批评是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正确的文艺批评，文艺创作和生产就要偏离方向，文学艺术就难有健康向上的成长。由此，社会对文艺批评寄予厚望。
正确、健康的书法艺术批评，对于书法家、书法艺术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关乎书家探索的成败。古往今来，书家的创新探索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探索是否符合艺术的规律和时代的方向。以王羲之为例，王羲之所代表的“今妍”书风是对“古质”书风的背叛和超越，因此，站在不同的立场，认识会截然不同。所以后世有人说“古法被王羲之写坏”。而李世民则认为，“详察古今”，王逸少才是“尽善尽美”的。孙过庭则进一步指出：“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就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王羲之创新探索的方向和价值。
其次，书法批评关乎书法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关于这一点，也是有史可鉴的。比如书法在经历了尚法的唐代之后，诸法臻于完备，以后如何发展，当时的人们有找不到方向的感觉。宋初欧阳修曾感叹：“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盖唐之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耳。”（元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然而，正是在这时，一种新的书法理念在悄然兴起。苏轼在《论书》中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是苏轼对自己书法的评论，也许正是这一评论，为唐代尚法书风之后书法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揭开了宋代尚意书风的新篇章。
第三，书法评论关乎书法艺术未来的走向。对此，以往人们关注不多，然而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元代赵孟（兆页）开创了秀美甜熟的书风，风靡书坛数百年，经由文征明、董其昌等人而发展到极致。这种情况到了明末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出现了王铎、傅山、黄道周、倪元璐等一批书家，他们从篆隶、章草等多种途径取法中寻求灵感，书风不再追求流畅甜美，而是致力于表现顿挫、厚重与沧桑感。在谈到这次变革的时候，人们引用较多的是傅山的“四宁四毋”理论，较少提及傅山对赵孟（兆页）等人的批评。然而不可否认，傅山的批评虽措辞严厉，但能一语中的，故而影响很大，以至在二百年后的清晚期持续发酵，酿成了一场尊碑抑帖的浩大书法浪潮。这是评论改变书法潮流走向的典型例子。
正由于书法批评具有以上功能，因此可以说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批评是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作为批评家，应该时时感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我认为，批评应该具备如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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