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艺术家毛旭辉与当下热闹的艺术圈总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2010年12月9日，毛旭辉个展《川逝：大毛的艺术》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幕。此次由炎黄艺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展览，是毛旭辉从事艺术以来的首次历史性总结，它完整、体系地呈现了毛旭辉的艺术创作，让人们对于这个身处西南的艺术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正如在作品中对于生命内在以及人类本质情感的表现，毛旭辉热衷于抛离浮躁的社会表象而对时代进行深层的心灵观察。《心灵之路》一文是毛旭辉在1989年完成的一篇心灵日记，此文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艺术家对于时代变迁在心灵层面的解读。
1956年6月一个早晨生在重庆的我，是由一个农村妇女奶大的，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有一个慈爱、丰满的妇女形象。母亲说我的奶妈是最理想的一个，奶水多，而且人善良。我长大后，奶妈还来看过我。那正是我调皮捣蛋的年纪，没有认真记下奶妈的面容，依稀记住的是一个短长发的、微笑着的、健壮朴素的农村妇女形象。父母亲在我生下后3个月就到云南昆明来支边了，3个月的我随着他们乘那种烧天燃气的车行驶了近一个星期才到达云南。应该说到昆明后一直到上小学二年级这个期间，是我至今为止感受到的最幸福的时光了。无论是环境还是生活状况都是美好的。我常想，我之所以始终对云南特有的晴空和巨大的云块以及红土山包、深色的桉树怀有永久的激情，是源于那个时候。父母任教的学校就建在昆明的北郊，背靠着红土山包和石头山，学校真大，有水库，有教职员工开垦种植的大片包谷地、菜地和一排排的向日葵。绿色的瓜苔到处蔓延，草地环绕的运动场十分宽大，那是放风筝的地方，幼儿园就在水库附近。水库四周是浓密的柳树林带，夏天树杆上爬满成片的毛虫与树皮的颜色十分接近，很刺激。水库里养着鱼，逢年过节就捕一次鱼，先用炸弹将鱼震昏，然后用网捕捞。每次打鱼，教职员工、家属都挤在水库上，像过节一般热热闹闹。那时的玩场可多了，养兔、养蚕、打麻雀、开野仗、爬上桑树吃桑仔，又甜又大的紫黑色桑仔把嘴染得就像涂了紫药水一般。躺在包谷地里啃包谷杆，每次不是撕破嘴皮就是划破手。然后用包谷杆和葵花杆做枪炮，打野仗、互相追逐，掉进粪坑里的事时有发生。唯有星期天是件麻烦事，大人硬要我们穿上新衣服跟他们进城逛。每次都必进一次百货大楼，然后上电影院，几乎每次看电影都是熟睡在母亲怀里结束的。
在我上完二年级后，父母调到城里的机关工作，于是，我们进入了都市孩子的行列。过去的天地一下子失去了。现在每天得在大街上走，看着人行道上呆板的银桦树，一样的粗细，一样的高矮。水泥地面硬邦邦的，没有一点起伏。那时人口还少，街上也不拥挤，汽车也没有什么花样。
进城后没过两年，世界发生了一连串的新鲜事。开始是破四旧。我那一皮箱喜爱的连环画，大多是《三国》、《水浒》、《西游记》全被交到居委会一把火烧了。学校停课，一夜之间，屋顶、电杆、水塔上长出了灰色的高音喇叭。机关礼堂几乎每晚都在集会，路边树起了大批判专栏，地上、墙上、柱子上、厕所都刷满了革命口号。火烧、炮轰、拥护和反对……够热闹的，愉快的是居然不上学了，老师、校长们显得灰溜溜的。我们常去帮助机关的大人们去抄写大字报，骑着三轮车，提着石灰桶，拿着排笔上街写标语，想在哪里写就在哪里写，管它什么主义，那些字眼我们根本不懂，完全图个痛快、挥洒，很出风头。那时干过的革命工作真不少，印红袖章、刻蜡板、印发传单，那是一些狂热的日子。运动了，孩子们完全陶醉在游乐之中。
红卫兵串连之后，要建立红太阳广场，文化宫被炸毁撤除。这件事多少使我感到一些困惑。文化宫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遛早冰、露天电影院、图书馆……这下全报销了。从那时起许多东西都报销了。父亲莫名其妙地就不准回家来了。母亲性子开始变得急躁，常打我们的耳光子。吃肉、吃菜都特别难，油又少，买米搭杂粮，包谷面够难吃的，还有老吃不完、泡不完的干蚕豆，甚至常常买来的不是米而是谷子。那时的可笑之处就在这里了，一方面日子过得一团槽，另一方面家里人成天在为什么主义、什么兵团、战斗队争风吃醋，吵来吵去。我当时，只要听到哪个兵团的名字取得响亮就支持哪一派，纯粹是形式上的选择。那时我们能懂得什么，我们几乎成天在大街上逛，常常插进油形队伍，跟着裹着红布标的宣传车呼口号。其实我们哪一派也不是，哪一边都不会认我们这些“小杂种”。那时看连街而立的大批判专栏，就象今天看美术展览一样，不过比看美展要热闹自在得多。那些大幅的刊头画真带劲，黑线、黑块，加上大红色，以及那些超自然的动态和夸张的表情，都是令人难忘的。这些卡通式的“表现主义”是那个时代有力的象征，它对中国那以后许多年的美术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它所造就的结果是令人厌倦的，不过在少年时代所看到的那些最初的“民间形式”是充满魅力的，很难说有一天它那种形式还会对今后的艺术产生某种奇怪的影响，谁知道呢?!那个时代从声音、音量、腔调、用词、造型和用色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且不管那里面包含着多少愚昧、盲目的热情，“形而上”式的疯狂，单从形式上看，它的可爱大于它的愚昧。
令人厌烦的是在那种形式下，掩盖着的是生存的基本事实，一个庞大的种族陷入在一种难以置信的狂乱之中。在当时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简单，仿佛世界被魔鬼操纵了，人们的生存被置于一个精神极度紧张与夸大和低下生活水准并列的框架上。这导致了极不严肃的宗教浪潮的产生，亵渎了所有的人和神。当人们逐渐从一种新鲜的亢奋状态上跌落下来，那些被玩得过火的形式就像一出出滑稽戏，便感到有点活受罪了。当你亲眼看到神圣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无所谓，偶像露出人的本性，人崇尚的东西逐步变为危及自己生存的对象时，必然觉得这个玩笑的确开得太大了。在我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当它拉下帷幕的时候，心灵被抛在巨大的虚空和巨大的生存荒诞感中，这可怕的力量构成了我的人生观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厌倦了所有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宗教把戏之后，实际的生活是极其枯燥和乏味的。革命成了禁欲的代名词，人的正常生活还剩下什么呢?!在文革十年中，是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的，私生活就如同犯罪这种印象在年青的心灵中是太强烈了。还在70年代初，14岁半的我中学毕业后分到百货公司一家鞋帽批发部当搬运工，每月挣20多元钱，是很自豪的事。那时每天劳累下来，晚上必须参加政治学习两小时，疲倦的工友们坐在昏黄的灯下，读着天书一般的社论，调子永远是那么高昂，以致我现在一听到什么高昂的论调就会想它肯定是那个时代的私生子。读完报纸，也总是那么几个老职工发一通不沾边迹的体会，然后就是集体沉默和静坐，一直熬到点，大家才夹着饭盒回家睡大觉。这种难以忍受的日子，周而复始地延续了几年，我的青春年华的每一个夜晚就这样奉献给了“上帝”。在那极度封闭的日子，有一天从一个拉小提琴的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名为《给初学者的几封信》的书，是一个苏联人写给自学绘画的青年的书，内容浅显易懂，而且语气十分亲切。我开始认真做点事，大概是读了这本书以后的事。以前在学校里也胡乱涂涂画画，但这时才发现那些简直是儿戏，于是开始比较正规地学起素描来了。那时我已从搬运工提升为仓库保管员，专门管理皮鞋，这样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又多了一些。在仓库里腾了一个角落，摆上静物，开始了严肃的自学生涯，做起学问来了。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绘画带来的乐趣是令我感激不尽的，但感谢谁，一点不知道，也许是真正的上帝吧!面对一堆静物，一张白纸，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感觉和思考，一切靠自信和毅力去完成。把报纸、社论、最高指示抛在一边，因为那些东西不能帮助我们对生存有起码的理解，引起的只是精神的困倦和烦躁。在绘画的世界里有着多么纯静的空间，这是一种普通的幸福。 新的生活开始了，逐步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知音和画友，去拜访当地的知名画家。昆明的画家群中，有一大特点都爱画风景，共同地表现出与印象主义相同的兴趣，这也许是由于这里气候温暖，四季如春的缘故。常听到一些画家说，昆明的阳光同巴黎的阳光一样的灿烂。大家都酷爱在户外作画，像真正的印象主义者一样，崇尚的是光、强烈的调子、笔触的生动和画刀的随意使用。圈子里传着一本介绍“印象派画史”的书和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的教学笔记。当时看到最多的印刷品仍是苏联画家的东西。灰调子是最正规和尖端的课题。那时我已放弃了呆在家里啃静物的“禁欲主义”方式，有空就往郊外跑，在大自然里作画，失去多年的童年时代的欢乐又回来了，一时间又成了万物的儿女，远离了城市里沉闷的政治喧嚣，写生就如同政治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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