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更加感动的是，即使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郑先生仍然千方百计拼死抢救民族文献，其中就有今存上图的这部滂喜斋《金石录》。1943年8月7日，他化名“犀”(从“西谛”而来)致“蔚哥”(按，指蒋复璁)的隐语信中，就提到：“对此‘滂喜’物，我辈应如何珍视之乎？！与圣翁(按，指当时在上海的老学者、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商谈久之，束手无策，相对长叹。今日之大藏家，南瞿外，便应数到‘滂喜’、‘宝礼’二潘矣。‘滂喜’如散失，诚不可补救之一大劫也。‘滂喜’物中之最精品，有……宋刻《金石录》(即所谓‘金石录十卷人家’之物，闻尚在滂喜)……此等物，皆国宝也……我辈日夜思维，无计可施，不得不恳兄向紫阳(按，指中英庚款董事会会长朱家骅)、颍川(按，指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二股东处极力设法，筹得此款，以便购入。明知处此情形之下，筹款必万分困难，十万之数，尤为巨大，然为保全国宝计，不能不有此迫切之呼吁。且缓不济急，不能不先就此间设法挪借，以期收购……已与此间开明书店略有接洽……”郑振铎并说明，如果得不到拨款，所有的损失都将由他承担。“为了此种‘国宝’的保存，弟等自愿负一切偿还之责，虽家无长物，但尚有破书十数架可以作抵也。”
现在知道，这封郑振铎冒险寄出的信，虽然越过战火弥漫的万水千山，最后重庆有关当局是收到的；但是，汇款之举在当时如此险恶的状况下，还是不能实现。(这也怪不得重庆当局。)看来，当时蛰伏在敌占区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郑先生，书没有买下，还白白损失了一笔钱。此后的故事细节，还有待继续发掘。可喜的是，这部国宝最终没有流失毁坏。据上图的朋友告诉我，滂喜斋《金石录》是在解放后由他们从潘家后人处购来的。我猜想，潘家人也一定受郑先生爱国精神之感动，好好保存此书，一直到售归国有。
这两部宋本《金石录》由上图的专家认真对勘后，解决了迷惑学界三百年的版本之谜。郑振铎、张元济，还有张寿镛、何炳松、蒋复璁等先生，如果泉下有知，得悉上海举办这样的书展，推出这样的图录，一定会欣慰吧！
陈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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