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把蓝色剪刀和一把红色剪刀》，2004年，玻璃钢雕塑
毛旭辉以他的“椅子”和“剪刀”闻名。正如四川美院著名教授王林所说：“毛旭辉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点经营图形，而不再强调场景。他的椅子和剪刀都象征着权力关系，他的椅子更社会性一些，而他的剪刀更具心理性，但这些与他的作品都带着表现主义的倾向、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85新潮”的弄潮儿
在上海红桥画廊1月19日的“道路”毛旭辉个展的开幕式上，记者有机会见到这位“85新潮”的名将，也看到了回顾毛旭辉画廊艺术道路的短片。毛旭辉虽然长期生活工作在西南名城昆明，但他第一个重要的展览却是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举办，那是在1985年与同在昆明的潘德海、张晓刚以及一些上海画家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举办的“新具象”展览。像当年的许多展览一样，这是参展画家自己凑份子办起来的展览，但是却受到了圈内人的关注，“新具象”因此受邀到昆明、重庆等地巡回展览，同年毛旭辉开始了与高名潞的通信往来。
与此同时，毛旭辉在创作上也收获颇丰，从早期的圭山组画，到上世纪80年代的“红色体积”等作品和“私人空间”系列，而他最著名的是1988年起开始的“家长”、“权力的词汇”、“日常史诗”和“剪刀”四大系列，2000年后还有“光荣与流逝”系列。
对政治波普说不
毛旭辉最令人刮目的是在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以及1993年参加香港的“后89新艺术大展”后，风头正健却选择急流勇退，在1994年离开了逐渐热闹的北京退回昆明。说到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说：“我不能赞同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他认为当时的艺术语言相比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退步。从北京回昆明后，毛旭辉看到一些昆明的年轻画家也在模仿一种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的边疆版本，感到特别痛苦。在北京的艺术家做这些很自然，但这些模仿者却显得很造作。
当时，毛旭辉对商业的影响很困惑。他说：“市场资本，对我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他回忆说，“我1971年到百货公司工作，当时觉得很没面子。工农兵学商，商是最末位的，想不到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10年后商就排在第一了。当时，我个人也看不到太大的商业前景，何况伟大的艺术家，印象派、后印象派或之前的艺术家大多在商业上很失败。我们的偶像和商业都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艺术家要有独立的见解，80年代我们艺术家才有机会有独立人格。所以选择了回昆明。”
此外，之所以选择回昆明，对毛旭辉来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在云南有文化地缘上的归属感，昆明的生活节奏、富于梦想，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历史和传统，有利于艺术家自由发展，昆明有我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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