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最明显、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生存困难,美术界似乎还没有非常典型的极端悲惨的例子。
盛 葳:其实在798附近有一些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艺术青年,租不起工作室,只能租个民宅或是几个人合租一个工作室,他们每个周末都来798把各个画廊都扫一遍,好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想总结出一个准确的方向是很困难的。中央美院赵力教授有一个看法,学生毕业后4年之内还处于一个摸索期,漂也好不漂也好,在这个摸索期内的东西变化是很大的。画廊在考察他们时也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方向特别多,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杭:这是由生存困境转向了创作困境。任何一个艺术家,除非有极其强大的个体精神,其创作一般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像盛葳讲的那样来798转转,因为798代表了一种商业体制被接纳的模式或是风格,他们会到这里来寻找出路。
盛 葳:实际上当代艺术的新体制还是设定了一个目标给他们,无论是在创作风格上还是在生活上。
段 君:一个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其实还是希望进入当代艺术的体系,进入之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我认为一个好的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应该是反体系的,在这个体系成型之后要撼动它,重新给它异样的能量。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政治改革还没有达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画廊及艺术家能够共同生存的程度。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强大才会出现北漂艺术家,在西方那种把体系和户籍制度淡化的地方,不一定能出现这种情况。北漂最根本的困境还是源于社会上的体制强压,这种压力对艺术家的创作是好还是坏,应该更细致地进行分析。
随的是“体制”
杭:北漂在中国是作为理想主义和光辉事物的象征而存在的,人们认为北漂最起码在道德上遵守了一个艺术家应该遵守的东西。追溯到根本上,是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主义。整个社会是一个务实状态,每个人都没有归属感。北漂的成功是经济上而不是精神上的成功,很多人来北漂自然也就丧失了对归属感的追求,所以我很怀疑这个年代北漂的精神饱含度。我承认北漂的某些细节仍然蕴含着如同早期的精神特质,但是整个务实主义的运行机制没有办法塑造一个形象或场域,中国缺少的是一个把各个闪光点汇集成太阳的机制,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段 君:我同意杭春晓把北漂和社会思潮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社会不应该把一个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作为道德的象征。北漂艺术家真正的困难,是从别的地方到北京之后不仅找不到创作方向,还丧失了工作的对象。当然,一个艺术家是不是要有工作对象或对手,还值得讨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们不光要在自己的创作风格上找到方向,还应该在社会针对性上找到方向。我们青年一代,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对于中国社会真正的压抑是什么并不太清楚,只有先弄清楚了才能有所创造和突破。其实要进入当代艺术的体系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盛 葳:你刚刚说中国和欧洲的“漂”有出入,我也能理解。在法国,有很多艺术家会去占领烂尾楼或是立交桥下面的空间,政府发现有艺术家在这里创作,就会围起来做成工作室,利用税收来解决这件事。但是在中国,北漂的权力不能诉诸于某个渠道来解决,所以会产生梵高似的英雄主义。
其实画廊所推的年轻艺术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年轻,一般是出生于70年代,晚至80年代初,因为画廊毕竟不可能是完全的赞助机构,所以刚好是中间这一拨最保险。古根海姆有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观察计划,他们寻找一些跟他们的方向相似的艺术家,但是并不急于签约或展览,一般会用1年到2年的时间观察,派专人给他们做记录,觉得他的创作跟自己的方向吻合,才逐步进入合作的状态。
夏:前面提到一个“伪北漂”的概念,我觉得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他们面临的很大问题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伪北漂。我觉得政治的话语权对艺术家的压力并不大,反而是非官方的体制对他们的影响和束缚很大。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最主要还是在于自身的创作。
杭:画廊分为摘果子型画廊和发现型画廊,但实际上画廊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推动一个新的力量,问题在于画廊没有做过研究,到底要推动一个怎样的新力量?现在的中国为什么需要这个力量?所以应该做一个关于艺术之前的研究,一个能引领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画廊,是要研究中国现状之外的状态,这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中国现在提供了什么?
夏:你提的这些问题,是艺术家不会去思考的问题。
杭:画廊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艺术家是跟着画廊走的,最顶级的画廊做好了这个研究,会去寻找类似的艺术家,输入画廊体系以后,会对这个体系下属的其他人产生影响。我根本不相信梵高似的艺术神话,这是极少数天才在偶然的机遇下才会产生的。
李:新兴画廊必须提出符合中国当下的价值体系,如果一个画廊是非主流,这种非主流既是针对体制,又是针对行业内具有话语权的大画廊,那这个新兴画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给整个行业带来新的想法。
杭:我不太认同关于主流和非主流的概念,因为谁都可以成为主流,关键是要做对事情,主流的如果没有做对事情,慢慢也会成为非主流,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线上的动态关系。
段 君:问题是怎么才能确定自己是做对了。如果一个新兴画廊是发现型的话,他们的发现肯定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又应该基于长期的分析和具体研究,这是很难的。一个好的新兴画廊,没有必要局限于只做青年艺术家,或者一定不做成名艺术家,成名艺术家比较好的转型期的作品,可以和符合新兴画廊价值判断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来做。好的画廊应该是研究型、发现型和摘果子型的综合体。
杭春晓刚才还提到一点,就是整个社会缺乏归属感,主要源于社会的不公正。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五四”时期的杂志《少年中国》在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文章《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里提出一个观点:如果年轻人都不关注政治社会的话,到时候出来几个逞英雄的政治枭雄,整个社会又会被暴民统治。
李:虽然外部的政治环境很重要,但我觉得当代艺术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系统的判断。
杭:这个价值系统一定要由前艺术研究来深入……画廊想的是经营问题,艺术家想的是吃饭和生活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会形成恶性循环。中国没有批评家,批评家的定义,是通过批评可以换来有尊严的生活。北漂的问题要解决,需要靠画廊机制,而画廊机制要真正起作用,就需要一个艺术前机制的构建,要有对思想的赞助和支持,这种支持包括对批评家的和艺术家的,但是有谁来成立这样一种东西?
王:我打断一下,这种机制是需要画廊来承担吗?
杭:不单是画廊,是由画廊、基金会等一系列机构形成的平台,谁去搭建这样的平台,5年之内让中国艺术上游的水变得清澈?
段 君:杭春晓现在有一点理想主义,你刚才说的艺术前机制,在中国形成是很困难的。中国是很实用主义的,只有到了一个节点,它需要你的时候才会赞助你。
杭:就是在过渡的过程中有一个混乱期,如果在这个混乱期中,一个方向永远不被确认,就会引发其他的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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