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抽象艺术的生态(2)

　　查：那些都过去了。
　　
　　李：过去了就否定了？你可以说过去，但不能否定。
　　
　　查：这个和共产主义的以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文化逻辑有关系，一个否定的逻辑。我们关于国庆的观念，比如我们说祖国诞生六十年了，祖国这个母亲太年轻了。事实上，我们祖国是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你就是一个朝代经历了六十年而已，就是当朝六十年。我有一个阶段研究过“五四”，发现“五四”还有一个特征，其实反孔但是不反道家。
　　
　　李：不反道家，它也不可能把道教尊到哪个地位上去。那个时候国学示微，但并没有灭绝，北大、清华还有大量国学的老师，以辜鸿铭、王国维为代表的国学大师仍然能够撑起知识分子的半壁江山。尽管他们的下场都不好，但那个时候还是把他们放在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上，放在非常重要的学术阵地里面作为一个旗帜崇拜的。
　　
　　查：今天我们如果还以倡导国学为主流，这就依然活在前现代的、封闭的思维时代。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特征：封闭而无所适从，或者自大，或者自卑，有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史，我们基本上至今没有能够提出“我们是谁”、“我是谁”的问题。这方面的作品，几乎没有，但今天的世界又要求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一个人不能抽象地思维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把自己的“自我”作为客观的对象来反思。他的自我与其肉身不可能分离，他甚至只能以肉身为自己的自我，这就是时下流行的肉身主义的根源。我们的知识分子始终缺乏自我批判的能力，其原因也在此。当然，另一方面，汉语思想的非超越性传统，也是使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部分停留在前现代的权力政治时代的原因。任何文化若不向在上的、神圣者开放，它就属于世界本身的封闭性的文化，它就不可能超越于世界之上来反观自身。从世界所看见的，就只是世界，只是世界中的物质与肉身。其实，抽象艺术不过是人实现这种超越性反观的一种方式，正如宗教信徒以信仰崇拜的方式达成这种反观性的体验。
　　
　　3.上海艺术的生态：个体化
　　
　　李：这个事情咱们这次不谈，还是回到上海吧！跟全国各地相比，上海的艺术生态非常特殊。在其他地方，比如成都就有一种特殊的生态，老中青之间的关系无比地好，何多苓可以和一群90后的人在一起喝酒，一块唱卡拉OK，在上海没有这回事。上海个体化非常强，而且两个人关系越好，作品就越不相同。在成都或者是在北京，你会看到不少圈子里画得很像。上海从80年代初“85新潮”还没到来之前，许多艺术家刚刚开始建立自己风格的时候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以画得像为耻，就是说在上海你要画得像谁，人家说黄渊青你这张有点儿像谁，他当时就把那个画撕了，肯定就不要了。
　　
　　黄：在上海，画得和谁像总被看成低一等。
　　
　　李：不能画得像，跟谁画得像都不行，哪怕跟西方人画得像也不行。画写实的俞晓夫，当时对他的最高赞誉是“真洋鬼子”，不是“假洋鬼子”。但是，在抽象里边就没有这么一说。陈墙那个时候最早的实验就是一个人闭门造车，在那儿画上千张的稿子，闷声不响，他也不急。这些人都是单兵作战的，在很分散的情况下创作，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画了五、六年，甚至十年了。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有很强的自我线索，非常自信、非常决绝地走得非常远。而现在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地方的艺术家刚画了三年、两年，甚至半年，就急不可耐地要做展览、开研讨会。
　　
　　查：你们早期没有走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财富。这也许同海派文化的风格相关。在这里，只有你是一个个体的时候，你才能属于上海艺术圈的一员；相反，在成都，只有你成为艺术圈的一员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一个个体。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成都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在这十年里逐渐销声匿迹的原因，因为那个艺术圈不见了。相比之下，绘画领域在成都却一直延续着以蓝顶、高地为中心的艺术圈。
　　
　　陈：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名叫丁乙的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有时候在展览现场，在媒体、杂志上看到某人画得真不错，一查是上海的，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黄：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李：多年以后大家才找到组织了。
　　
　　黄：而且这些人就在身边，上海就是李旭刚才说的，很个体化，平时关系蛮好的。但不太热络，可能比较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人家说好像你们不团结，不是的。是因为没有团体、领袖的概念，到展览碰到也聊得开心，可能一起吃饭，然后散了就散了，就各自去做自己的事了。有些就成了朋友。
　　
　　查：我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保罗劝基督徒“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好像你们是以抽象艺术的心为心而不是以某个人或地方为中心。
　　
　　陈：上海的特征比较个人性；在北方可能是集体性多一点。
　　
　　查：其实西南更是如此，这或许是现代与传统的观念上的差别。因为在成都，即使今天也没有像样的艺术馆，艺术家很少有机会参加很好的展览。这时，群体的机会显然就比个体更多。相反，上海作为中国艺术的展示中心，美术馆林立，更具有大都市的文化气象，不怕没有伯乐。
　　
　　黄：所以，有一些评论说我们要搞一个上海抽象群体，群体不对，我们还不是群体。没有人说要变成一个团队。有一次，许德民组织抽象艺术家到海南去，我们都去了，因为我们也都是朋友。活动叫做抽象高峰论坛，然后要表决说成立一个抽象上海协会，好像有什么理事长、秘书长，没有一个人响应，都觉得不对了，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组织了呢？
　　
　　曲：后来还是没有做成，其实上海很难建立起什么形式的组织，还是比较喜欢独立的个体完成自身的使命。
　　
　　查：哪一年？
　　
　　曲：2006年春节以后。上海艺术家有一点比较好，没有像集体主义的形式，每个人没有太多应对集体的负担。艺术上的影响和风格建立，并不是在一种宣言或者是集体的意识里设定好来实现，而是在自我的艺术认识里自然得到。不代表任何集体意志的话就会更坦然面对，当然也会更加独立和孤独。
　　
　　陈：艺术本身就是面对个人的，所以我们一般私人之间的交流会比较多，我在大型的讨论会上都会失语，就是找不到语言，因为我觉得面对集体是一种语言方式，面对个人是另外一种语言方式，搞抽象的人大部分面对集体说话，往往都语无伦次。
　　
　　李：但是，私下里聊就是滔滔不绝。上海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是什么？平台少，非常少，还有上海人从骨子里不太喜欢抱团，一旦抱团，上海人对于排座次这个事情就特别反感，所以很难搞成北京那样的学会、研究会。这种东西大家一听就明白，搞抽象本身就不是功利的，但是对于干这件事情的人背后的目的会比较在意，已经这么多年都很孤独地过来了。我都无所谓，凭什么就这样被一个小集团功利进去了，就妥协到一个不明不白的方向上去了。对于抽象展的主办方，我也很挑剔，所以展览我做得并不多。
　　
　　查：你就做最少（笑），最少也就是最多。（本文为对话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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