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作为国家美术馆肯定是保证两点：第一，当然要关注包括当代艺术在内的整个中国美术的总体状况。实际上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收藏，有刘小东的作品、曾梵志的作品等。当然有一些艺术家也很有成就，很有影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还没有藏品在我们这里，但是我们是把他们列入到我们的藏品收藏的计划里，争取条件。大家也都知道今天藏品资源成为整个市场竞争的、热手的对象，所以也有待于不断地为它创造条件;第二，我一直这么多年坚持讲的，当代艺术是非常活动的动态，它有许多是非常原生态的或者初生态的，作为美术的收藏难就难在如何能够站在历史的眼光下来选择，来争取收藏，既要争取又要认真地用学术的眼光来选择，所以我们对整个当代艺术各种现象也是保持着学术的追踪，力求能够选得比较多，能够为后人留下这些作品。”范迪安说到。
不仅如此，“与时代同行”还包括进一步的打开国际视野。中国美术馆在建馆50年过程中，见证、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美术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美术大师，重要的活动、展览、研讨会，展览中的获奖作品在这里面与观众见面，有的成为美术馆的藏品，而美术馆注重公共服务，通过开展工作教育，形成了与公众共享的一个文化的问题。副馆长梁江提到，美术馆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开展了大量的国际艺术交流活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始年代，中国美术馆引进了大型、西方的、古典到现代的艺术展览，为中国美术打开国际视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在范迪安看来：“百年来中西文化相互认知的逆差至今仍然严重，国际艺术学界特别是西方对百年中国美术的了解总体相当不足，因此美术馆必须承担起以作品‘实体’为依据的有效言说。”
虽然本次“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藏品大展”只展出了百年来中国美术作品的收藏部分，但中国美术馆仓库拥有的一批重要的国际艺术收藏仍不可小觑，这其中就包括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的一百多件现代艺术作品，这一百多件作品包括四幅毕加索作品，也包括劳申伯格作品，安迪·沃霍尔作品等。“我们还曾经获得了刘迅先生捐赠的作品，里面有不少俄罗斯、苏联的美术，特别是苏联时期的艺术;还有获得了一批版画家，像王奇先生、李平凡先生他们捐赠的作品中有很多日本的现代版画，这也是很有分量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得到了李松山夫妇捐赠的非洲精彩的木雕，加上美术馆原来积累的一些五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的一些艺术品，以及近些年来我们举办的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国外艺术家的展览里面收藏的作品，有的是国外艺术家捐赠的。比如近两年我们接受了好几次俄罗斯当代艺术家对我们的捐赠，应该说美术馆的国际艺术藏品在数量和分量中当然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范迪安介绍到。范迪安透露，在未来的国家馆也会开设一个国际艺术展区，把中国美术馆的国际艺术藏品能够更好地向观众做介绍。
国家美术馆的“新压力”
博物馆和美术馆作为保存、研究和展示艺术重要的机构与平台这些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建设方兴未艾：前几年新建的江苏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去年上海把原来世博会中国馆经过装修之后定为中华艺术宫，同时还成立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山东美术馆今年也将落成投入使用，此外天津、山西、河北等地方的美术馆也都纷纷落成，连比较缺乏美术馆的西部像甘肃，尤其新疆都在新建美术馆;此外，民营美术馆近几年也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美术馆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范迪安说到。
“国家重视了对美术馆的投入，还包括扶持美术馆能够多收藏作品，扶持美术馆来增加藏品与公众见面的机会，比如说设立了全国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出季的活动。与此同时还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比如馆长培训班、策展人培训班、典藏与修复培训班等等来形成美术馆队伍的建设，一个是基础设施硬件的建设，第二个是专业建设，包括队伍建设，我们称之为软件建设;第三个就是伴随着近两年来全国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更是使得美术馆真正成为美术创作与公共社会交流的沟通桥梁。”
美术馆的蓬勃发展伴随而来的便是展览巡展及借展的压力，尤其作为国家美术馆形象的中国美术馆更是面临不小的压力考验。“去年我们馆藏品的出入库是五千多件，光外借就两千多件。比如去年天津美术馆开馆，范馆长就策展了一个‘与共和国同行’的展览，也是根据他们馆的展陈条件、容量，精选了建国后的作品给他们做展览。还有内蒙古建区六十多年又为他们专门量身订做了展览，还有一些把展览推到大连、广东、江苏等等，我们会派出策展团队，按照他们的条件，也按照他们的要求，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让我们的藏品在安全得到保障。”副馆长梁江说到：“前几天大家刚看到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的苏高礼的写生展，从我们这儿一共借去了六七十件作品。”
大量的美术馆建起来但并没有藏品的积累，这就需要别的美术馆去支持，尤其像中国美术馆这样的大馆，“这几年面临这种借展的压力是相当大，我们也正在考虑能否有一个更好的共享的机制，目前文化部正在建立一个全国美术资源的数据库，除了中国美术馆所有藏品要数字化，全国各地公立美术馆，像广东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央美美术馆也有一部分藏品的积累，都纳入到文化部全国性大的信息资源库里边，这样统一来调配，可以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满足公众新的文化诉求。”梁江说到。
面临这样的状况，范迪安也很纠结：“其他兄弟馆策划的展览借用到我们的藏品，这个数量比较大，我们也是很头疼。一方面支持兄弟馆，发挥藏品走出去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各地条件不尽一致，有时候展出也会相互影响，比如说像这次的展览有一些作品我们的策展小组选到的一些作品，因为还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展出而不能回馆。接下来还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要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形象的展览，也开了很大的藏品借展清单的，我们都觉得要颇费思考，怎么能够使得藏品在安全的保护前提下外出。还有就是中国美术馆这几年做的一些展览到外地展出都是反响很好的，比如说《留学到苏联》展览，刚刚结束在杭州的展出，大概今天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幕，此外还有像黑龙江等地博物馆也要继续巡回展出。今年美术馆也有一些巡展的计划，比如说准备在山西、太原、新建的美术馆做展览，在大连博物馆目前也在洽谈一个藏品的展览。”
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在全国各地受欢迎的情况，更多的时候还面临兄弟馆点名要借的都是一些最重要藏品的状况，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罗中立的作品《父亲》，“我经常说《父亲》很忙，到处都在请《父亲》，包括台湾的一个艺术机构举办罗中立先生展览的时候也希望请《父亲》，上海一个重要美术馆开出了清单里面有《父亲》，当我们说《父亲》去不了的时候，他们说《父亲》没有来，其他都黯然失色。”范迪安说到，“今天早晨我的同事们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说《父亲》不能再走动了，要把它固定陈列在某个展厅里。大家都是对美术馆的关心，如果使藏品又安全又能够多多地跟公众见面，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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