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经有过分裂的状态，又想做书法，又想做摄影，又想做录像，又想做策展人，后来我发觉核心在于搭建起一个互济的平台，让你做的事互相滋养。
《新周刊》：面对重大历史时刻，很多艺术家会有表达欲。你怎么看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
邱志杰：新闻记者是一面准确的镜子，但是艺术家不是镜子，他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盘棋。这是两套艺术理论：Representation是“像”，但艺术是Situation，是“象”。我们跟社会的关系是在这盘棋里面下一步该怎么走，不是去反映这个现实，而是对此刻的局势有所反应。
《新周刊》：有人说当下中国正处在礼崩乐坏的时期，你怎么看？
邱志杰：礼崩乐坏已经喊了几千年了，我们觉得孔子的时代“礼”很好，他也觉得礼崩乐坏。朱熹也这么说，每代人都这么说，所以我不觉得哪个时代有什么特殊性。
礼崩乐坏也不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礼崩乐坏，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礼崩乐坏。西方人也是罚出来的，他之所以显得道德好，其实是因为法律严。全球化创造了大量陌生社会，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道德水准就会比较低，熟人社会不能干太没面子的事情。
《新周刊》：2003年你开始教书，到今年刚好十年。就你观察，艺术院校的学生这十年来有什么变化吗？
邱志杰：我读书的时代，浙江美院每年招六十几个学生，全校两百多个学生，每个学生都是各省的画画第一名，每个人都牛哄哄的。校园里陆俨少、沙孟海走来走去，上国画临摹课时一人发一张潘天寿原作，太贵族了，所以学生的气就足。
扩招之后学生太多，我非常努力地去记都记不全学生的名字。他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成功学的诱惑和蚁民化的恐惧。这十年诱惑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2006年艺术市场爆发之后。
《新周刊》：做了十年老师，你的心态有变化吗？
邱志杰：学生两极分化，农村来的学生有的电脑都没摸过，另外一批学生开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有一个义乌老板的儿子帮我们做展览，爱上艺术，考进雕塑系，他决心好好读书，留校当老师。他爸爸马上追来说，儿子你当大学教授一年工资多少钱？我提前给你五十年工资，回家帮我照顾生意。最后我劝他未来努力做好一个艺术赞助人，回家照顾生意去吧。
我以前特别爱支持有才华和贫困的孩子，但是我现在还挺喜欢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除了从小就跟着父母出国，知识面够宽广之外，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被小利益诱惑，富人家的孩子会把实验阶段持续得更长。
《新周刊》：你有收藏艺术品吗？
邱志杰：我只收我学生的东西。我是资助学生，因为会有贫穷的学生找老师借钱，借是个无底洞，我又不是基金会。那我就有一个规矩，不管你穷还是富，做出好作品我买，但是实际上是对穷的学生倾斜的。
《新周刊》：中国艺术家的开山作往往都很好，往后就很难。你怕不怕干到顶峰之后被淘汰？
邱志杰：我的开山作是《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已经成为经典作品，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做的比那个好多了。
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有一种艺术家是摞砖头，很快到达一个高度，再往上摞就不行了，就开始晃了；有的艺术家是到处打桩的，建金字塔的，我现在讲贯通互济，就是开始连了。
《新周刊》：你是闽南人，这次“中山公园计划”也涉及到台湾的金门、淡水、花莲等，谈谈你眼中的台湾。
邱志杰：我之所以做“中山公园计划”，肯定不是为了帮国台办搞统战，其实是反过来的，是因为中国模式里面如果不加上台湾经验，就可能会沦为邪恶的模式。中华民族既然在台湾设了一片试验田，台湾的成功经验就需要引进。
“中山公园计划”其实是想讨论当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国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成为两岸建立共同体的依据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确保我们的公园依然是天下为公的地方？其实就是公共空间，就是公心。
《新周刊》：你每年总有数月出国工作交流，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人际交往会给你带来文化休克吗？
邱志杰：在美国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当我遇到特别霸道的帝国主义的傲慢的时候，我会反抗。
在美国，我去参加一个晚宴，画廊老板说你必须得穿西装，不能穿唐装。结果我穿着唐装进了，那是在军械库办的一个亚洲博览会，一进去我就笑了，所有最有钱的收藏家全都穿唐装。由于对自己的忠诚，我成了上流社会了。
《新周刊》：44岁，你如何看待生命与时间？
邱志杰：艺术界很流行70后、80后、90后的划分，但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概念。代际和社会事件的影响没那么大，照《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叙述，心灵敏感的人一生都是惊涛骇浪，麻木迟钝的人就算把他扔在法国大革命里，他还是麻木迟钝。
中国文化推崇的不是不朽，而是不息。不朽的太行山遇到不息的愚公他们家就毁了。更何况人类的生理年龄在延长，四十多岁还可以当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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