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及古玩或者文物，往往都想到收藏或者投资回报。每当看到某些人收藏满屋子的各类藏品，总是得不到社会和周围人的认可，有些收藏者倾注一生的精力和财力到头来连自己都不知道收藏的意义是什么？说到文物保护，却不见几件特级、一级或者二级等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藏品；说到文物研究，却不见几件文物具有研究价值，也不见潜心研究的网文、论文或者著作问世；说到文物或者艺术品的适用，却不见家里和藏室能摆几件拿的出手毫无争议的藏品来装饰环境；说到文物或者艺术品投资升值回报，却只见越收藏越贫穷，即便狠心拿出一些藏品变现，藏圈里无人理睬，拍卖行拒收，古玩店和市场给的价格更是低廉的让人崩溃。于是，很多藏家到头来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甚至一度怀疑自己从事收藏事业的结局就是这样吗？
面对这些状况，仔细分析发现，这些藏家只是当初喜欢收藏，见什么收藏什么，耗费一生或者半生的精力，耗费大量时间，耗费大量金钱，并没有对古玩艺术品进行全盘的考量。也就是对古玩艺术品的收藏、研究、适用和投资的区别没有彻底搞明白，就一直盲目收藏。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此惨淡的下场。我们爱好收藏并没有错，长期从事收藏并没有错，错的是没有对收藏理念进行定位，错的是盲目跟风，更大的错误是不能真正的务实，收藏满屋子的赝品垃圾或者古代普品垃圾。所以，作为一个收藏者或者涉足文物艺术品的爱好者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定位是对自己兴趣之内全盘的思考之后做出的选择，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有巨大精力和财力，你的时间和机遇也是有限的。即便你能面面俱到，你的付出都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如果认识不到“文物古玩收藏、研究、适用和投资的各自特性”，失败是铁定的结局。
■关于文物和古玩艺术品的区别
文物和古玩艺术品的收藏，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古玩艺术品。大体来讲，文物一般是指是具有历史价值的物品，它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它可以是完整无缺的，也可以是残缺不全的。它的主要价值是具有历史意义，是某些重要历史事件、文化事件、政治事件、军事时间、经济事件、重要人物事件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见证物。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还原和研究这些事件内容。而古玩艺术品则与文物不同，它首先是指古代物品，也就是古代真品和现代后仿是首要的区分。一件仿制成的精美现代赝品，再怎样逼真，它都不具备古玩艺术品价值。在真品到代的前提下，再谈是哪个朝代的典型器和非典型器。是不是具备艺术价值？是皇家专制还是官造性质？是赏赐还是贸易性质？是官搭民制还是民间征用性质？是完整无缺还是残修后补？物品性质的不同，决定古玩艺术品的品级高低。同样，物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价值不同，也决定古玩艺术品的品级高低。只有到代真品、艺术精品、文化内涵、珍稀品(存世量)四者同时具备，这样的古玩艺术品才真正具有经济价值和收藏流传价值。而我们目前所谓的天价古玩艺术品，同时具备这四种特性的相当少，多则同时具备到代真品、艺术精品、珍稀品三者就已经不错了。也就是说，同时具备古代文物价值和古玩艺术品品级价值的藏品才是顶级的古代艺术品。我国由于文物政策的缘故，顶级价值的古代艺术品收藏仅仅只限于国外艺术品机构和有远见的实力收藏家，国内远远还没有意识到。人为的市场运作和炒作倒成为国内古代艺术品收藏和投资价值的风向标。
■关于文物和古玩艺术品的收藏
无论是资深收藏家或是普通涉足收藏领域爱好者，首先都是从具备收藏兴趣开始的，无论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还是对古代艺术品的喜爱，再还是对这些古物具备经济价值的吸引。感兴趣才谈收藏，不感兴趣就谈不上收藏。收藏是个特殊行业，之所以被古人定为各行之首，是有理由的。因为参与这个行业的人各行各业都有，而且多都是精英阶层。从古代来讲，上至皇帝宰相，中至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志士，下至平民百姓，多都都喜好收藏。收藏倒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为各个阶层拉近距离的独特平台和渠道。往往有些珍惜藏品，只要皇帝喜欢，即便你是平头老百姓持有，就可以一步登天，成为皇帝的座上宾。大家都知道唐太宗为了搞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精心策划派特工到不远几千里的南方卧底骗来真迹。在唐太宗之前，王羲之书法就为人称道梁萧衍《古今书人评优劣评》：“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智永由于特殊原因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保存。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也使得辨才和尚得到李世民的巨额补偿和封号，并大建而扩建破败的永欣寺，使之成为大唐时期的名寺之列。宋代的皇帝宋徽宗，为了收藏和研究古物，把爱好此道的文人雅士多都特招进内府，成立了近似现代意义的收藏研究机构，宋徽宗整日沉醉其中而误国成为阶下囚。清代乾隆皇帝好古如命，都是人人皆知的。清宫旧藏里的宋元明各代瓷器上不惜破坏刻字留诗，暗地里还派人各处盗墓寻物，以满足自己的收藏欲望。和珅由于是乾隆皇帝的收藏同道，即便知道他大量贪污受贿，都姑且留用。可见收藏是一个多么令人迷恋的行业。
正因为古玩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代文化人都乐此不彼的加入其中。现在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文化知识的增加和媒体的大力渲染，民众好古如同炒股票，好像不与古玩沾边就不与时代沾边一样。这种背景之下，大量涌进很多对文物艺术品不是了解的庞大群体。这样多的人，僧多粥少，忽视了古代真品德稀少，忽视了务实收藏真品的残酷性和偶然性。一味的被媒体和拍卖公司大力宣染的“收藏就是投资，投资就能发财”的误导。致使很多人盲目的收藏，畸形的收藏。最可悲的是那些专门收藏疑似国宝的“国宝帮”群体，不但让一些政府高官参与其中，而且让国家专业研究机构的文物专家们也甘愿为其“擦屁股”和“捧臭脚”，败坏了国家机构声誉，败坏了国家的威信。目前中国古玩收藏领域里的糜烂现状，与国家的文物相关制度不健全、与这些有名无实的伪专家、与这些不知道真相的无知媒体、与这些大行其道的“黑拍”公司和胡乱鉴定的“黑鉴”机构都有直接责任。其中有名无实的伪专家是导致乱象的罪魁祸首。当然，很多无知的民众贸然进入这个行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物和古玩艺术品收藏，本是非常严谨的专业行业，并不是谁都适合参与，就是参与，也要必须在诚心诚意喜欢、尊重古代文化艺术、务实学习经验积累、刻苦钻研鉴赏技能、量力而为等基础上才能谈收藏。盲目的跟风收藏，不但害人害己，还成为社会讥笑的笑柄。
■关于文物和古玩艺术品的研究
文物和古玩艺术品的研究是相对于收藏而言的。文物类的研究，一般是指国家性质的研究机构，比如国家考古发掘机构、国家博物馆、国家文物相关院校等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相关研究论证。这些机构对社会市场或者民间的出现的文物研究和如何真正鉴定普遍具有局限性。面对社会上出现的高仿或者精仿文物，这些机构的鉴定人员多都会闹出笑话。由于只关注国家正式的考古发掘物，长期缺乏对众多社会出土文物特征和高仿做旧文物的实战历练，很多人甚至由于无知而卷入很多错误鉴定事件和诈骗大案要案当中。这些现象的发生，国家体制的僵化和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文物研究形式，使得体制内的文物研究机构，不能走出社会进行实战锻炼。加上这些机构本身的官僚化和形式主义，他们多都只重视理论而不重视实战研究，整个体制内真正具备实战文物鉴定的专家屈指可数，很多文物的鉴定领域几乎是空白。虽然社会上流传着：“高仿，使得国家文物体制内专家整体废掉武功”，这种评价虽然有些偏激，但与一些从社会实践中长期磨练出来的“草根专家”们对文物和古玩艺术品综合鉴定的严谨程度相比，这种评价却是不无道理。体制内文物研究专家不能死守着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进行研究，其实多数考古发掘物都有明确的相关铭文印证和明确的文化底层作为参照物，加上传统的标型学和科技作为文物鉴定的辅助，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差错。但研究社会上流散的各类没有参照印证标准的文物、古玩艺术品和各类仿制做旧手段，也是必须要涉足的领域。要知道，国家正式考古发掘物只占到整个各类文物的很少部分，器形和品种也是很少部分，大多数还是在社会上。闭关自守，不能主动的走向社会进行历练和实践，到头来危害更大。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研究人员，不但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培养出大量庸才，还容易大量出现伪专家危害社会的正常收藏秩序。
作为古玩艺术品的研究，体制内除了博物馆和文博院校的少量相关人员在进行而外，主力研究队伍主要在民间。近20年来，随着古玩艺术品收藏的成熟发展，民间多都出于自己收藏而进行相关研究。比如古陶器、玉器、青铜器、古陶瓷等，民间一些务实的收藏家和研究学者所付出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巨大。想想，这些人本着自己的兴趣和对古代艺术品的热爱，在没有国家和社会任何支持下，凭着满腔热情和省吃俭用余下的费用来做这些复杂而专业的工作。
就古陶瓷而言，拿北方来说：河南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仰韶陶器、夏商北方原始青瓷、北朝以来安阳窑、唐代至五代巩县窑、宋代当阳峪窑、宋代登封东沟青瓷窑、汝州境内汝系窑、禹县扒村窑、河南南部与北部钧窑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河北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磁州窑、邢窑、定窑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陕西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秦砖汉瓦、唐代三彩窑、耀州窑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甘肃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马家窑彩陶窑系、天水五代至宋代青瓷窑(秦州瓷窑)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北京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龙泉务窑和北京城区出土的各类等窑口的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
南方比如：浙江藏家和学者对原始青瓷、三国至宋代越窑、东晋至唐五代温州瓯窑(200多处窑址)、南宋官窑、北宋至明代龙泉窑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湖南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东汉末至唐的江阴青瓷窑(含岳州窑)、唐代至五代的长沙窑(铜官窑)、宋代烧制钧类窑变釉的湘乡窑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江苏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东吴后期至唐代生产青瓷的均山窑、宜兴紫砂(从明正德开始至清宣统止)、南京出土各类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福建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唐宋青瓷窑(人称古仿窑)、宋代建窑、宋元青白瓷窑、宋元明清德化瓷窑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江西地区的藏家和学者对启与东晋终于晚唐的洪州窑、景德镇唐五代青瓷窑和白瓷窑、宋代景德镇窑湘湖窑和湖田窑、元明清景德镇窑、宋代吉州窑、宋元时期的白舍窑、南丰窑、赣州窑等窑口的调查和标本收集以及收藏研究。
还有一些民间藏家和学者专门对一些地区的瓷窑进行专项收藏研究和跨区域专项研究。比如长沙窑、越窑秘色瓷、宋代官类瓷(定窑、汝窑、钧窑、南宋官等)、宋吉州窑瓷、西夏瓷、元代瓷(景德镇)、元青花、明清官窑、明代龙泉和景德镇民窑等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收获和成果。更希望地方藏家或者专项研究的学者，对河南宋代东沟青瓷、云南青花瓷、广东石湾瓷更要加大力度进行系统研究和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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