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尼治村
“非主流”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贬义词，至少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中叶生活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那些“非主流”艺术家来说不是一个贬义词。他们信奉波希米亚主义，自称为垮掉的一代，无论是衣着品味、价值观、艺术观都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
这一群人以反主流为乐事，他们信奉波西米亚的精神：流浪、创新、颓废、性爱、反叛。这一群人不仅是视觉艺术家，还有诗人、作家、舞蹈家、表演艺术家等等。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就是他们的聚居地。
在政治和文化激进的60年代，格林尼治村以其文化激进主义与先锋主义引领着社会的思潮，成为二战之后美国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垮掉的一代、反战、反主流文化、性解放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二战之后的现代文化思潮的大戏一一在“村子”里上演。这些非主流的人群与非主流的波希米亚风，影响力越来越大，慢慢变成主流。
随着格林尼治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和大公司的入驻。艺术家渐渐无法负担这一地区的高消费。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视觉艺术作品尺寸较小，视觉艺术家对房间的要求与作家、诗人没什么两样。20世纪50年代之后，抽象表现主义与波普艺术需要大尺寸和多媒介，格林尼治村的小房间不再适合艺术创作的条件。艺术家开始搬到房间更大、租金更低廉的苏荷。
格林尼治村盛况不再，但是作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发源地、波西米亚风格的代言、垮掉的一代的栖息地，格林尼治村这个名字永远留在文化史和艺术史上。
苏荷区
清朝的宫廷画师王致诚在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中提到：康熙皇帝看欧洲建筑图的时候说“欧洲一定又小又穷，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地皮来发展城市，因此人们不得不住在半空之中。”——倘若康熙有机会看到纽约苏荷区那些高大而宽敞的艺术家工作室和住所，他肯定会感到惊讶。
二战之后的纽约，堪比20世纪初的巴黎，事实上纽约也取代了巴黎成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心。格林尼治村和苏荷区取代了蒙马特高地和蒙巴纳斯。二战期间和战后大量的流亡艺术家来到纽约，纽约的艺术因此走在世界之巅，彻底摆脱了巴黎的影响，开始了现代艺术文化的“美国世纪”。格林尼治村和小意大利等艺术区已经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聚居点。
苏荷区原是纽约19世纪最集中的工厂与工业仓库区，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工业的衰退，工厂一家接一家地搬出苏荷区，房东们守着空旷的厂房欲哭无泪，只有一再降低房租。工厂区宽敞的空间、充足的采光和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批艺术家的入驻。
20世纪60年代末，聚居在苏荷区的画家、雕塑家、舞蹈家、表演艺术家已经达到3000多人。1976年，苏荷区的画廊已经超过70家，80年代末，画廊超过了1000家。1978年，苏荷区常住人口8000多人，其中5000多是艺术家，其余的大多是艺术家的情人和孩子。安迪·沃霍尔、李奇斯坦、劳森柏格、约翰斯等著名艺术家都是那里的第一代居民。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量的艺术家搬进苏荷区之后，他们对厂房的改造，以及与房东签订的合约与当时的法律有冲突，纽约市政府从善如流修改了法律，认可了艺术家对房屋的改造和租房的合约。在苏荷繁荣起来之后，恰逢纽约市旧城大改造，市政府并没有对破旧的厂房大肆强拆，而是在保留旧貌的基础上小范围的装修与改造。
苏荷区除了容纳大批艺术家之外，还建立了替换空间(alternative space)给年轻艺术家提供更多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起，在纽约市的博物馆举办一次个人展览变得越来越困难。大量的年轻艺术家没有地方展示自己的作品，由各种基金会赞助的“替换空间”，不以营利为目的，凭借着苏荷区大量的厂房大空间，给新晋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展示个人作品的机会。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租金越来愈高，替换空间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
90年代，律师、医生、银行家等中上层阶层钟情于苏荷区的艺术氛围和高雅格调，开始纷纷把家搬到苏荷区，苏荷区租金因此飙升，艺术家不得不搬出苏荷区，又回到租金低廉的格林尼治村和小意大利区。苏荷区的画廊也被大财团挤了出去。90年代，区内有包括路易·威登、伊芙·圣洛朗、维多利亚的秘密、普拉达和香奈儿在内的600家高级百货店和珠宝店，以及超过100家餐厅。
2000年之后，大多数的画廊已经搬到切尔西区。留下来的画廊也因为营运费用过高而不得不经营更有“市场价值”的作品，而放弃了对实验艺术和青年艺术家的扶持。今天的苏荷区的艺术氛围已经被商业气息所掩盖，苏荷彻底变为时尚消费区和旅游点，但是在艺术史上，苏荷见证了美国现代艺术的崛起，苏荷也成为纽约这个世界艺术之都的一个重要的标识。
切尔西区
纽约切尔西区本来是一个轻工业区和中产阶级聚居点。后来区内的两处废弃建筑的改造成为全美的新闻事件，一是切尔西食品超市的改造，二是把废弃铁路改造成为铁路公园。这两个改造工程吸引了全美的眼球，也吸引了艺术家与画廊的进驻。
90年代的前几年里，在领头羊库柏画廊的带领下，苏荷区几乎所有的重量级画廊全部搬到了切尔西区，大批中小画廊纷纷跟风搬迁，艺术家和画廊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建设第二个“苏荷”。但是时尚集团与连锁企业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时间，甚至在画廊区尚未完全形成之时，各种时尚公司、奢侈品集团、高科技公司和传媒集团就闻风而至，就像它们当初占领苏荷区一样，迅速在切尔西区跟画廊抢占地盘。近两年，很多画廊因为无法负担高涨的租金而搬走。
切尔西区原来有一条废弃的高架桥铁路，铁路桥两旁是杂草重生满目疮痍的废墟。丹托说：废墟意味着时间的无情、权力的腐朽、死亡的不可避免。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切尔西艺术区再一次领略到“时间的无情和死亡的不可避免”。这一次，商业世界留给艺术世界的时间更短了。
结语：纵观西方的几个著名艺术区的诞生、繁荣，再到衰败、死亡，我们可以发现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的艺术区，愈多经典与传奇，距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的艺术圈，愈多遗憾与唏嘘。一切皆因商业化对艺术区的侵蚀越来越快，一个艺术区还没来得及开始它的黄金时代，就已经被时尚集团和高级百货公司带来的高房租击垮。但是西方的艺术区的历史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一没有死于外部的拆迁；二没有死于内部的腐朽；三没有死于意识形态的压力。
一个成熟的社会有很大的文化包容性，无论是蒙马特高地、蒙巴纳斯还是格林尼治村和苏荷区，聚居在那里的先锋艺术家在中产阶级市民看来都是怪人——如果不是脑残的话。艺术家前卫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稀奇古怪的穿戴、穷困潦倒的状态、肆无忌惮的行为，开枪、决斗、酗酒、争风喝醋，这一切都与当时的中产阶级格格不入。资产阶级从来都不喜欢这些艺术家，一直歧视和侮辱他们。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每一次都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引来公众的剧烈抵抗和攻击。但是市民和掌权者都没有因为前卫艺术与主流格格不入而驱逐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强拆艺术家的聚居点。尽管主流社会对前卫艺术家并不认可，但是也不会让艺术区死于意识形态和强拆。
艺术家们的生活尽管潦倒、叛逆、不羁，但是他们都谨守一条底线，把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与工匠区分开来——艺术家从事研究与探索，在前进中他们没有现成的道路，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必须探索。而工匠和手艺人，他们的目标明确，达到目标的道路是现成的，就摆在面前。如果艺术家们为了满足市场与资本的需求，一再重复自己的成功作品，一再重复同样的符号，一再重蹈旧路。那么一个艺术圈就会从内部腐朽，无需强拆和驱逐，艺术区已然内部崩溃。
尽管近几十年来西方的艺术区在商业化的逼迫下节节败退，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艺术区面临的道路更加艰难，回望西方艺术区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很多，但是留给中国的艺术区的时间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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