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现在场馆都还没有完工，这对你的布展工作是否是个挑战？
邱志杰：场馆设计师也非常脑残，完全脑残，我公开的说，有些展厅我想得很完美，给了一个很有名的老外艺术家，结果到完工以后到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墙中间多了一个消防栓，然后我再发邮件过去和人家解释，结果人家就直接不参加了。世界上没有一个美术馆会用这种铁皮的墙。种种不靠谱，比如我们安装一个巨大的装置进去，我们根本进不去，难得美术馆就不能用卷帘门？因为早晚都会遇到某些大的装置进来。本来场地应该9月1号就交给我，现在场馆还未完工，空间都已经在三维软件里面展示过无数次了。现在没办法，就像是在飞夺泸定桥。
“双年展能推动文化的开放”
《21世纪》：你屡次提到了被体制、钱绑架的问题，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会不会被体制绑架？会不会给你带来困扰？
邱志杰：不会，其实我觉得级别高的领导都比较好交流，都很有文化，或者是他怕自己显得没文化，或者就真挺有文化。比如我们那个大烟囱上面，这个老外要在烟囱做霓虹灯的字，他那句是“任何知识如果不引向新的问题很快就会消亡”，因为它无法保持生命所需要的温度，然后我就给翻译成“学而非疑，其命不济”。某领导来，我和他讲这件事，他就说你干嘛这么译，这不就是学而不思则罔吗？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后来我就译成了学而不思则罔，生以恒温不待。其实我觉得跟领导直接的沟通没有问题，跟那些怕领导的人沟通就会有很多问题。
《21世纪》：上海双年展举办主体的变化，以前是上海美术馆，现在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对上海双年展有没有影响？
邱志杰：有，这也是一个机会。今后美术馆本身也要有基金会来运作，我也提出了“三个会”，理事会来管理，基金会来运作，学术委员会来把握学术方向，这在中国的官方美术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如果能够成立基金会，那么策展人就不会这么苦了。我去悉尼双年展，跟他们那里的CEO谈话，我觉得他们的策展人好幸福，就管花钱。
《21世纪》：从本届参展作品和艺术家来看，有什么跟以往不同的地方？
邱志杰：艺术家的国家化比例比以往更高。国内艺术家参加双年展的热情有所下降，我觉得这是进步，他们很忙，双年展不是唯一重要的登场平台，他们甚至重视他在画廊里面的一个小个展。国际艺术家来上海展出的热情还跟2000年的时候一样旺盛，尽管中国想象在变，由一个后共产乐园转变为一个遍地黄金的暴发户想象，但是吸引力是一样的，所以国际艺术家还是一样渴望来上海展出，那我是觉得它的国际化程度越高越对上海本地艺术家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我觉得适当降低中国艺术家比例是好的。
《21世纪》：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对上海双年展的期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野心想把上海双年展做出东方的威尼斯双年展？
邱志杰：老外看到我用的最多的词基本就是野心，我倒也不能说自己没有，但不是在那种竞争的一比高下的意义上，我们有什么本钱去这么做，这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个过程是迫使中国自身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一个过程，就是艺术家来双年展或者双年展和双年展之间不是一个比赛，而是看我们能够展示多少问题让人家觉得有意思再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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