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中国镜像

    思想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接受怀疑。

    20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而20世纪90年代，是这个世纪的最后归结的缩影和新的千纪年诞生的前奏。20世纪的社会风向标标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纪的下半叶是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到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的。而左右着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再是冷战式的二元对立，而是多重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整合"。

    不妨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心之后，决定人类命运已然成为以经济和金融为主轴的"知识型文明"较量，并有可能在"文明冲突"之后走向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对话"。当然，在世纪性的转向中，不仅可以看到经济的迅猛崛起和高度发展，也能看到泡沫现象的不断产生和经济危机的此起彼伏。到了90年代，不仅有亚洲四小龙的神话，也有中华经济圈逐渐形成的奇迹，更有泡沫经济消逝之后的亚洲金融风暴。

    而在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嬗变之外，文化形态上的"主义"的加速更替也是20世纪社会的一个缩影，尤以90年代为烈。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心理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世纪末的近20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墓史。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这个巨变时代所有的"主义"在转瞬更替之时，都出现了激烈的文化论战和空前的大重组大调整。正如经济的膨胀和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东西方"新主义"的排行榜也在快速地洗牌和更迭。

    当然，这种经济、政治、文化和主义迅速更替的世纪聚焦点无疑是90年代。因此处理90年代的文化政治经济问题，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就我的工作平台而言，并非是要处理90年代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所有方面的问题，而仅仅打算以"文化研究"的思维范式作为出发点，从公共空间和个体伦理入手，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作为一种当代"文化镜像"分析视角，去审理90年代中的文化症候和思想景观，关注被各种主义所掩盖的真实问题，以及问题的前提和产生的后果。

    进行"文化镜像"的分析，乃借鉴了著名心理学文化学家拉康"镜像"概念。这一核心范畴意指在人的自我主体心理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主体分化的"镜像阶段"。人入世时本是一个"未分化的"、"非主体的"存在物，此时无物无我，混沌一片。到了其生存史上第一个重要转折点"镜像阶段"时，则首次在镜中看见自己的形象并"认出自己"，这是"主体意识"形成的开始。镜前的自我认识是"自我"的首次出现，这一过程是"首次同化"即主体与镜像的"合一"，也是第一次的"自我异化"，因为此时发生了自我与镜中之我的对立，原始之"我"似乎被分裂了--触摸镜像时发现"自我"并不存在，即作为整体的自我的像而"像"又不存在，这一内在矛盾就是"自我"的异化。人可以从"自我镜像"中看到自己在"世界"中与其他存在物组成了"双边或多边关系"，人不可能再自我中心了，在自我之外有着非自我的无数重要的"他者"。进一步说，镜像阶段虽然展开了主体形成的前景，却并未使"主体"真正出现，因为在镜像中自我只是与镜前之我的"合一"，还不能和"他者"分开，或者说"意识"虽然分解为自身的"像"，却未能与其保持认知上的间距，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无中介的对立。在这意义上，没有"他者"对照的"自我"，只不过是一个不真实的自我幻象或巨型想象而已。

    遁此出发，我将这一理论视角用于世纪末中国文化的审理（80年代的关键词是"反思"，90年代的关键词是"审理"）。这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时期对自我社会文化身份的认知，已经不可能是单一的层面，而只能将自己置于全球化浪潮之"镜"对自我加以重新体认。这种文化形态上对自我镜像的重新体认，一方面带来全新意识和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带来面对"他者"并被他者"同化"甚至"异化"的内在痛苦。

    从事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文化的镜像分析，使我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斋中进行问题的构造和分析，而是关注现实若干知识学和文本政治问题。自90年代初期，我就开始关注各种复杂问题及其问题背后的话语权力运作，并时时提醒自己透过"问题"审视"主义"，不要为一些障眼的现象所遮蔽。进而从思想深处进行自我思想清场--开始了从"审父"到"自审"的思想转型。因为，清醒地"洞悉"问题是写作的基本前提和进入问题的必要条件。如今，那些游戏者之笔已经很多，味同嚼蜡，从新的高度审视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和世界关系已经变得非常急迫。注意百年文化思想问题的学术史清理，考察世纪末人心人性，透视时代的喧嚣浮躁，并写出世界失魂和人灵出壳的真实轨迹，瞩目世纪之交的关键性问题的总结，对我来说，就变得殊为重要了。

    90年代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或许在于，把握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互渗中，中国文化转型对当代文化思想史和艺术审美史发展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使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与80年代相比具有了相当的差异。这一研究不仅是跨世纪文化策略问题，更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问题。就此而言，我就不仅要重视80年代和90年代的联系和分裂、张力和转型，也要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去研究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处于学术和思想之间、经济和政治之间、文化和传媒之间的精神定位，以及知识分子在共识破裂后所出现的种种知识话语论战的局面；还要分析后殖民全球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和"文本中国"的解读，透视后殖民主义氛围中的"国学热"本土化现象、当代的"说不"问题，以及当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纪性论战的思想轨迹；同时，也要辨析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当代问题史的渗透，包括重写文学史和文化史；关注重写女性的心灵史、文化史和艺术史问题，以及在女权主义的渗透下，女性感觉言说方式和私人化写作在今天的意义和困境；至于90年代的文艺问题，尤其是先锋文艺的实验和困境、诗人自杀和散文化浪潮、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大众传媒和非审美化，甚至世俗关怀、宗教情结和终极关怀的内在冲突问题，自然也是我关注的重要层面，并力求在审理中作出自己的思想判断。

    我意识到这众多链状问题的审理，犹如网络的超级连接一样，可能将我引上一条不归路。但我想，只要坚持思想的多元开放性和公共价值的正当合法性，那么即使在进入问题时将寻求"目的"（获得结论）变成寻求"过程本身"（不断追问），又有何妨。

南方评论

主页 > 南方评论 >

王岳川：中国镜像

相关阅读

频道精选

热点资讯

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