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黑，就是黑
黑色帕慕克
红的相对面，就叫黑。不是因为他写过《黑色名册》（《Kara Kitap》英译《The BlackBook》），而是他的获奖引发各方争议，有因为政治的，有因为作品的。
黑色不是死亡、不是神秘，也不是黑暗，更不是一种象征意义。黑色是一种态度，它是一些在红色一统江山的情况下的不同声音。
当代小说至少有三点可以讨论：魔幻现实主义的新国际风格，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之风的20世纪描写方式，还有它解剖自己，展现身份和欲望的描写。读帕慕克的《黑色名册》我就不再想考虑这些问题了，只想成为后现代的忠实拥护者。《黑色名册》是一本假冒的侦探小说，它更是一本自传，一本讲述充满了神秘过去和现代化威胁的当代伊斯坦布尔的书，讲述这个在地理和象征层面横跨欧亚的城市的书。
争议1
评奖标准有政治倾向
争议的第一个矛头指向诺贝尔奖本身，指其评奖标准（尤其是近年）有政治倾向。有人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这个奖本身已经成了政治鼓动的举措”：去年诺贝尔选择了政治上立场鲜明文学上却已久无建树的哈罗·品特，如果说品特在其巅峰阶段的功勋可以让他享用终生，那么，文章作者火药十足地反问：“奥尔罕·帕慕克又做了什么呢？”在他的故乡土耳其，帕慕克可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作为民族主义的激烈的批判者之一，2005年，在接受瑞士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帕慕克批评土耳其政府至今不愿承认20世纪历史上土耳其对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的屠杀。
这番言论为他惹来了极大的麻烦，土耳其第一大报《Hürriyet》骂他为“卑鄙小人”；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举行了一次帕氏作品焚书秀，人们在集会上撕毁他的照片，图书馆里他的书被勒令全部下架。2005年底，他被以“侮辱土耳其民族性”的罪名送上了法庭，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动，马尔克斯、厄普代克、艾柯、君特·格拉斯等国际知名作家都曾因此出来声援。
“就他在国内的政治立场来看，他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那种在国内滋事以换取西方声望的文化政治小丑。”胡续冬说，“但是，和那些标准的国际间文化政治小丑不一样的是，帕慕克的每一次”滋事“都是受本性和良知的驱使而不是以谋取声望资本为要务。”胡续冬还举例说，早在1998年，帕慕克就因为“不愿看他人脸色行事”而拒绝了土耳其政府授予的“国家艺术家”的称号。
书评人云也退则认为：瑞典皇家学院不是第一次把全世界第一文学奖项发给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想必对土耳其方面的反应早有心理准备。“帕慕克的获奖让人想起36年前的索尔仁尼琴，想起22年前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他说。
争议2
是否“真实地”反映土耳其
第二个关于《红》的反面意见是，帕慕克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土耳其。一个与帕慕克出生在同一个城市的纽约作家Melik Kaylan说，“遗憾的是，土耳其绝望地缺乏向世界阐释自我的作家，对于他人来说，土耳其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谜。”他评论：帕慕克的晦涩使他让人难忘，超出了人们的观察视野，那些善解人意的诺贝尔奖挑选者们自欺欺人地辨认了书中所谓的“真实”。
“去年帕慕克的自传性随笔《伊斯坦布尔》在欧洲影响力很大，众人在这本著作中看到活生生的个案。”作家邱华栋说，“在土耳其内部一直有两个声音，立国者在20世纪30年代力图把土耳其改造成世俗化国家，但原教势力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帕慕克作为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者，显然倾向于西方文明。”与上述政治立场和文化心理倾向这些深层因素的质疑相比，另外一个带来争议的原因就显得不那么肃穆了：既然阳春白雪，就该曲高和寡，而身为一本头顶着实验性、先锋性这些销售毒药形容词的诺奖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居然/竟然/竟敢是一本畅销书！这个现象确实比较特殊，可是能否将这个作为质疑的理由呢？
“关于他的畅销性，在我看来不足以引起争议。”胡续冬说，“一些人因为他的著作在全球畅销而对瑞典学院的选择有所抱怨，但畅销并非诺奖的天敌，尤其是在畅销的背后有深厚的文学承传做支撑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对于出版商和读者都是一件幸事。
“奥尔罕·帕慕克的获奖是一个好兆头”，书评人云也退说：“委员会古怪的老先生们终于意识到，庆祝的人群里出版商的数量不应该比读者更多。”
当诺奖爱上政治
达里奥·福、萨拉马戈、库切、品特……现在又来了一个帕慕克。诺奖与政治联姻？书评人、作家、学者各有言说。
书评人云也退
政治立场无法决定作家的文学成就
诺贝尔奖关注政治，但更关注超越于政治之上的富有远见的作家关怀。索尔仁尼琴和肖洛霍夫先后获奖，或许可以说明诺贝尔奖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只看重那些跟政府过不去的人。实际上，诺奖不可能与政治毫无干系，但政治立场本无法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就以帕慕克而言，全世界文学爱好者都会站在他的一边：因为他的才华有目共睹，他的争议来自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创作成就却是毋庸置疑的。
从《我的名字叫红》的中译本就可以看出，帕慕克具备了进入经典作家行列——或者用某外国媒体的话说，“进入瑞典皇家蜡像馆”——的一切条件。帕慕克认为文明可以“走到一起”，只要双方放弃本质主义的自我认知，不把自己定为真理惟一的继承人或捍卫者；宗教生活模式和世俗现代化也并非水火不容，只是任何改革大计都必须带着良心实施。如果有更多的人可能接触到他的这一点教诲，那么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将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
作家邱华栋
艺术水准永远是第一位的
艺术水准永远都是诺奖评委考虑的第一位，当然也完全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库切是批评非现任政府，而品特猛烈地抨击美国人，所以获得诺奖时，英国首相都没有给他发去贺电，不管怎么说，帕慕克从现代后现代文学思潮中继承又发扬了很多艺术技巧，他创立的“多声部”叙事形式，证明了他在文学上的探索和巨大成就。
学者胡续冬
写作本身最有说服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学院出于国际间文化政治平衡的考虑，越来越倾向于把诺奖颁给具有文化交叉和文化杂合背景的作家，比如奈保尔等等，醉心于东方/西方、欧洲/亚洲之混杂历史与文化身份的帕慕克应该也是属于这一类作家。另外，能否在区域政治领域内坚持批判性立场也是一个潜隐的意识形态标准，比如大江健三郎、达里奥·福、萨拉马戈、品特等等，都符合这种标准。但这些国际间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取舍都是次一级的、权宜性的，最终极的标准还是写作本身的说服力。
■外电评价
文学期刊Granta的编辑伊恩·杰克说，“和上届品特的获奖一样，我觉得他的获奖有文学以外的因素在。
也许诺贝尔奖的颁奖总是个作品和作者本人因素共存的结合“。
针对有人不服他的获奖，帕慕克表示争议终会结束，而“土耳其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事实将留下来”。
他说，“能把这个奖搬回家，我十分荣幸和骄傲。”他也表示，这个获奖能让世界看到“土耳其文化是个和平的文化”。
不过，也有很多评论家认为帕慕克的作品是值得尊重的，他的书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书迷。
而土耳其作家、作曲家和歌手珠弗表示，“土耳其作家获得诺贝尔奖绝对是件好事。当我们从长远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土耳其文学。”土耳其诗人伊斯说，“如果你去问文学权威人士，他们都会把帕慕克放在名单最上层。”英国《卫报》评论家则提出：“帕慕克不是一个轻佻的作者。他的文学天赋是后现代的，他也是一个讲故事大师。”《纽约时报》评价“帕慕克的获奖是绝对名副其实的。他获奖是因为他写出了大量的由想象和回忆驱动的小说和非小说。我们为想象和语言的乐趣而阅读他的书。”《泰晤士报》也对他表示支持。“没有什么奖是没有争议的。就凭《我的名字叫红》，帕慕克就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看似易懂，但实际上非常难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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