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鲁迅先生写的第一本书。
《坟》：是一个人写作的第一本书的书名。这个题铭，可能预示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个题铭，也可能命名了一个时代。
《坟》：是一个文本，一个词窠组成的躯体，是语词堆积起来的一个最初之物，或许，同时，也是最后之物：“指向最确切的终点”。或许，这些文字，就是殉葬之物；或许，这些文字，这写作的语言本身，就是将被哀悼之物，是被哀悼所点燃的悲凉的火焰。
《坟》：在写作之中形成，在哀悼的写作之中出现，那么，这个人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哀悼？！他极力在推迟哀悼，但是哀悼还是会提前降临。哀悼，从生命的骨髓里生起生发出来，源于“魔罗”力量的逼迫？其无量热力，“涌吾灵台”？也许，“魔罗”之诗力乃哀悼之诗学的现实革命之诉求？也许，哀悼的写作只是对自己幸存的恐惧？
《坟》的书写，为现代汉语写作建立了一个哀悼的场景。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的那个开篇的题记写于厦门，有一张先生的照片，上面就写着：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一个奇特的反抗和反讽的姿态，他是要去埋葬死者还是要去掘墓？用他自己在后记里的说法：是筑台还是掘坑？
《坟》中的文字作品很多是鲁迅先生用文言所写，但是这以后，他的散文写作中纯文言式的写作就中断了。似乎有一道无声的指令，刀一样劈下来——那即是所谓的“白话文革命”！？对这个写作的终止——我们还一直没有在幸存写作的层面上来思考，还有什么比不再能用自己儿时被养育的语言写作最为痛苦的事情，而“写作的中止”——可能也是二十世纪汉语写作的根本问题，在五十年之后，在文革中，那些被迫放弃写作的作家面临的依然是生命的幸存和写作的幸存之间选择的绝境。或者，在鲁迅先生那里，那些被砍掉的文字还一直在隐讳和隐微的哀悼中默然被书写着？
《坟》的这个题记里（而题记——乃书成之后所写，是已经开始的开始了，或再次开始了，是哀悼的哀悼，当然已经是进入对哀悼活动本身的思考了），鲁迅先生在说到结集这些二十年的文字时，哀怨地写道：“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那“神魂”是否在现代汉语写作的困境中被彻底“驱散”了？如果神魂已经不再，如何哀悼？如何招魂？而埋葬的告别和留恋的回首——这是渗透所有哀悼活动的冲突情感，甚至也是使哀悼活动无法进行的悖论。
鲁迅先生的写作可能一直在这个书写的困境之中：
如果这个衰老不堪的文化不得不消失，那就让它消失好了——哀悼不过是让它消失的优美方式而已，啊！一个所谓的高贵谎言！哀悼的赞美和幻觉中的留恋也许可以给最后一代以怀旧的安慰，以达到让死者去埋葬死者的诡计！因而，鲁迅先生一方面害怕自己身上的毒气和鬼气——这是这个文化遗留给他的余孽？因而他应该，也有勇气与这道气息一道泯灭，保持沉默——写作因而是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打开装满毒气的瓶盖，让魔鬼跑出来以便去制伏它和驱赶它，但是一旦魔鬼跑出来，与魔鬼的游戏如何不浸染自己？
如果这个文化连同它的文字都应该消失，那么写作、未来的写作不过是抹去这些文字，哀悼就是自身抹去的方式！但是如何会有一种不是汉字的汉语写作呢？——这是一个揪心的问题。我们能否书写出汉语的另一种可能性？但又谁知道汉语的本来面目？何谓另一种的汉语书写？如何汉语会写得不像汉语——难道我们已经被这个传统所抛弃了？这个传统已经死了——需要被哀悼了？以致于我们不得不成为汉语的陌生人——双重意义上之加倍的陌生人；但同时，又要写得更似汉语，毕竟鲁迅先生和我们还是在用汉语在书写，这既要恢复古老汉语的神韵，又必须回到更古“老”的早先之中？哀悼也是让死者复活？但又要生成出“新”的汉语——那只能在等待绝对新的事件才能生成的汉语？这不得不要求双重的书写——既老又新的风格，同时，现代汉语还是在双重的翻译——对汉语古文言和其它语言的翻译中形成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的文字做之所以有魅力，恰好在于他对古字的运用与对西方句法改造的结合中达到了现代汉语写作的高度。当然，这其间又有多少的背离和差错，有多少的间隔空间已经发生了？这双重的依赖和接近也是双重的分裂和远离？这将会如何改变我们汉语的书写？哀悼，不过是对这个分裂的感受？
如果哀悼指向那些古老的鬼魂，尤其是其中的冤魂屈鬼，哀悼的写作不就是去安抚他们，在重述历史中为他们寻求历史的正义！历史并不是事实的简单记载，历史事实离不开历史的叙述，而叙述的过去和未来一直是敞开的，哀悼的事件不过是与死者们再次的交谈！鲁迅先生临死之前对《女吊》之鬼魂们复仇气概的颂扬及其对她们“讨替代”的叹惋，不就是最后之绝望的努力？否则，后死者也将不得不在哀悼中离弃这个文化时也一道遗忘他们？
但是，也有可能现代汉语其实并没有与古典语文根本的断裂，那么哀悼只是再度唤醒这些盘踞在文字里的幽灵：“我以我血荐轩辕”——依然是哀悼的决心？
鲁迅先生是否自觉意识到了要通过哀悼活动来恢复或重建一种新的礼仪？因为汉语古典思想的核心，对于儒学而言，不就体现在祖先崇拜上？而祖先崇拜不也正是哀悼的前提？哀悼不也正是使历史的延续可能的前提？也许，这一次的哀悼面临的是彻底的断裂？传统的哀悼仪式已经不足够确保这个文化的命脉了？也许，哀悼的责任落在了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新的哀悼之法则只可能从个体的哀悼中生发出来？那是生命的法则的悖论？
在《坟》的后记里，这个后记的标题是——写在《坟》后面——是否这个标题表明了一个还有待思考的位置：《坟》的后面到底是哪里？有多远？是守丧的位置还是成为一块墓碑？无论如何，它们都伴随着无尽的哀愁：“总之，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是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我想说这几乎是现代汉语最为凄美的语句了，无尽的哀叹和叹息都凝结在那个重复的“逝去”里，这个词本身就在招魂，一切都在消失了，但是，语词——这个指示时间消逝的语词，却留了下来，语词本身作为本体存活下来，这是鲁迅先生在写作本体上的幸存表达。还有“光阴”这个词——掩藏着所有哀悼的面容。
这一段话，也回响在那个关于革命的语句里：“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命”已经被砍去或抹去了，革命的美学也是哀悼的美学？那么哀悼呢？却还没有到来，似乎只剩下等待爆发的沉默。
如果，“坟”是凝聚在鲁迅先生文本中的一个核心意象，是语词和语句聚集和播散的象征符号，无论是压在他的心上还是梦里，那么，这就构成了他写作的一个基本场景：一个哀悼的场景，演示或显示一个“哀悼活动”的过程就是他不得不做的，这构成了他面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时代困境的写作背景。
只是在这里，我们将不展开这个具体的复杂的转换过程：经过了陪葬、立碑、守丧、忘却的纪念、伤逝、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的遗嘱等等的哀悼的工作。比如，鲁迅先生对阿Q的书写，如同日本汉学家丸尾常喜的著作《“人”与“鬼”的纠葛》大胆惊人的说法：阿Q=阿鬼。那么，在发音上（汉语已经变音了？），在书写上（汉语已经变异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只是一股鬼气？阿Q这个混血的名字其实只是对无名鬼魂的暗指？那么“鬼”就成为了这个被指控的文化的真正的别名？如果，《阿Q正传》这部小说是反省我们“国民的魂灵”，现在，它已经是一个“死”魂灵而已，那么，余下的任务就是哀悼这个鬼魂了？但是，我们的哀悼还没有开始！我们早就已经背叛了先生的初衷，也背叛了最初的遗言！
在这里，是的，我们将看到，不仅仅是开始，而且在终结之处，鲁迅先生一直都在哀悼，先生也许一生都是一个哀悼者！因而我们就读到了二十世纪最为独特的遗嘱——这收录在先生去世前不久所写的有关自己之《死》的文章中：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是的，这是遗嘱，如果遗嘱总是与家庭的秘密相关，是家庭成员才可以看的，似乎解释权与我们这些读者没有关系。幸好这已经是公开发表的文字（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似乎那个时候先生还不大相信自己不久将要辞世，但是，死亡的预感却又是明确的。这也是提前的哀悼！哀悼与遗嘱内在相关，遗嘱更加具体化了哀悼，遗嘱是对自己提前的哀悼，一个年轻人是不会去写什么遗嘱的，而开始写遗嘱——如同书写自传，已经开始了对自己的哀悼了！此外，这也是对到来的哀悼者的要求。
为什么要公开这个遗嘱呢？那就是说，这是授予所有人的，让所有人看到的？这不打破了遗嘱本身的结构？
遗嘱之为遗嘱：在抽象的形式上看，遗嘱是针对死后的，是通过自己的名字和签名来确保自己未来的权力，是自己的权力在死后的继续存在，而且要发生作用。如果遗嘱一直被保存，一直被执行，那么，这就是名字的永存，专名的不朽。遗嘱中的签名是个体在死亡之后的另一种存在，在接受者和执行者那里的永久存在。这是遗嘱确保的纪念，这是死去生命的遗留，是遗赠给后代的礼物。如果签名者被遗忘，而且也没有接受者和解释者，那么这个遗嘱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是的，遗嘱总是关涉财产等等的给予和分配，如果一个人一无所有，他就不必留下什么遗嘱了。遗嘱的书写一定假定了“有某物”，有着价值的某物的给予，分享这个礼物的接受者当然会不断纪念死去的名字，这是生命感恩的原则。
对遗嘱的执行解释权也来自授予遗嘱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被授予，我们就没有资格接近这份遗嘱了！遗嘱一直是有待公开的秘密，或者说属于少数人的秘密。
遗嘱一般会涉及对自己的安葬，安排自己的葬礼，似乎自己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亡——这个死后在场的欲望和自己名誉的确保也是遗嘱的特权，如果被违背，那么哀悼者一定会滋生不可弥补的悔恨。
遗嘱，最后无疑是针对到来的哀悼者的，即接受者和遗嘱的执行人的！签名者最为担心的是执行人不会忠实遗嘱！签名者最为担心的是这个到来的他者——或者说“别人”的背叛。而且，这个对背叛的担心和焦虑已经铭写在了遗嘱中！愈是担心和警告背叛——比如如果不如实执行，监督的律师有权取消遗嘱继承人的身份，也愈是加强了背叛的可能性。而且，死亡还是打断了死者绝对的权力，毕竟他已经不在场，他缺席了，毕竟那是另外一个人在执行遗嘱，签名保证的同一性被打断了，对于这个到来的他者，签名者其实并不能确保他的忠实。
因此，遗嘱必然包含了失败的可能性。
鲁迅先生的这个奇怪的遗嘱也是提前的哀悼，给自己的哀悼，安排自己的后事：先生却说只是——“临终之前的琐事”。但是不是传统的方式，比如那些好汉式的虚张声势和事先躺在棺材里的活死人，似乎我们的文化就是如此：一直在苟延残喘，一直在垂死，但是就是不死，似乎儒学生生不息的求生冲动和道教的长生不老的不死意志已经贯注在我们文化生命的肌体和灵魂中了！是的，这是我们文化特有的，不同于埃及文化的死亡崇拜——全然以死后幽灵式的存在萦绕在西方惟一神的三个文明和希腊文明之中，因此，深深影响了惟一神论的死亡观，因此我们的文化当然也不同于惟一神论，尤其是基督教死后复活的思想了，我们的文化似乎并没有死后幽灵的萦绕的问题——因为“祭如在”与生命长生的思想，在祖先祭祀中祖考来格即可以感通的交流等等，已经平息了幽灵干扰的恐惧（以西方语言思考而言，un-heimlich的恐惧也是无家的恐惧，对幽灵spectre的恐惧也与之相关）。但是那些被诛灭了九族没有了后代也无法补偿的冤魂呢？如何通过哀悼来安息？还有那些革命者呢？虽然农民起义依然落入了“胜者王败者寇”的胜利法则无法追求正义，但是被压迫者的牺牲如何在历史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如果其它主导的文明都是通过死后的审判——第二次的死——来确保道德和正义，通过弥赛亚再来的许诺和审判来确保公正，那么，我们的文化似乎一直是通过生前的事迹来判定——才有了盖棺定论，才有了那么多石碑上的墓志铭，因而就并不期待弥赛亚的拯救！尽管有了佛教死后的地狱审判，但是因果轮回的中国化似乎依然把责任又置回到了生前，生前的积德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通过生前的德行似乎还是可以弥补的——不是有佛教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即刻打断和摆脱吗？但是，通过生前的行为来判定，是否就取消了未来的维度？或者如同先生在《死》中所反省的：“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但这个宽慰能够当真吗？因为生前的富贵贫贱已经左右了死后的想象，依然是死亡的经济，虽然受到佛教影响中国化的民间故事反复强调对比阴间审判的公正，但阴间的主宰者也受到了阳间习性的渗透，判官们也可以被送礼，被收买的。那些甘心为鬼的“鬼的生活”（这是否与先生所言的“鬼格”相关！），其实也是随随便便之虚妄生活的健忘的表现。
或者，要逃逸，躲避灾祸，即是在生前就准备好，即是在活着的时刻已经开始逃逸，这是庄子告诉我们的中国式“拯救”的逍遥游的秘密。于是就有了达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双重德性——保持精神的分裂但是不陷入双赢的狂乱，通过自己独体的悄然独立和隐退，就可以确保生命的完全，这种“独体主义”也不是西方普遍意义上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了！当然，对于现代的鲁迅，他是无法回到这个传统的分裂了——所谓他自己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言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了，因为现代化意义上的世界化已经使个体的退隐不再可能！如果继续保存中国文化内在自身分裂的力量，如何重新寻求个体逃逸的可能性？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民族国家独立的紧迫性和世界性革命——所谓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使个体之为独体的隐秘生存失去了存活的可能性。而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世俗化和消沉，为了躲避极权主义，反而有了个体生命的自我放逐，正是流放确保了个体生命的存活，而不是死亡的拯救和弥补。
我们的鲁迅先生却说他的遗嘱只是琐事，遗嘱的书写真的只是琐事吗？琐事之为琐事也是无关紧要的，其实哪有比遗嘱更加重要的呢！因为那事关死后的幸存——自己名字的权力，那是属于自己的将来——却无法由自己确保的未来！在我们活着时，其实并没有未来——未来之为未－来，还一直在到来之中，通过他者而到来，我们只有现在和当下；当然有过去——但是，那也是在对他者的哀悼中，作为对他者的继承——尤其是对父亲财产财富的传递（具体维持自己生命存活的家产和历史成果普遍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我们的过去也是在他者那里，我们自己只是通过哀悼——忠实和背叛而获取的，甚至是窃取的，如同鲁迅先生说要从西方拿来，从西方盗取资源！
似乎我们的文化作为儿子的文化——儒家孝道的思想无疑把责任全然落实在儿子身上，以及道教的回归婴儿和长生不老的追求同样也是把时间的方向置于在过去，似乎我们的文化一直就在哀悼——孝道的慎终追远其实还是指向对祖先的祭祀的，而且血缘家族也确保了遗嘱的忠实执行，因而并没有什么弑父情节，精神分析的这个情节并不适合来分析我们的文化生命。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由父子的传承方式向个体平等的友爱方式转化时，师生关系保持了父子关系的诸多要素，也就没有断裂，或者说，过于连续了传统。如果是一个个体针对另一个个体呢，如何确保他者的忠实？我们的文化不同于埃及——死后的永存和幽灵化，而是让死去的先祖作为幽灵在场但是却没有未来，祖先的未来只是充实在我们当下的祭祀上和交感上，我们即是他们的未来，我们自己的未来呢，作为重复，也是在我们后代的当下祭祀上，所以祭祀礼仪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全新的未来呢？对他者的接纳和到来的迎候呢？似乎都付之阙如了！正是在这里，中国传统的哀悼仪式阻止了未来！？
但是，面对这个文化的衰败和没落——其实天命的没落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那是通过哀悼和祭祀掩饰甚至蒙蔽了没落的命运，今文经学的沉浮起伏不过是其症候而已！只有哀悼才能告别！但是一旦哀悼，而且是中国人自己的哀悼——鲁迅先生还是中国人啊！我们宁愿说他是“汉语人”呢！——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文化守成意义上的汉语人——甚至是要放弃汉语传统语文的汉语人呢！但是，鲁迅先生不再愿意以传统的哀悼方式来哀悼了，对传统的哀悼必须打开一个未来，迎候他者的到来，为他者的到来留有余地，甚至不以自己的遗嘱来胁迫这个到来的哀悼者！让自己离去，好好的离去，而不以死亡束缚到来的生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这个遗嘱的深刻和复杂。哀悼者也是把自己一直作为《过客》来看待。
我们看到遗嘱一共有七条，为什么是7这个数字呢？似乎也很神秘，虽然在之外，还增补了一个解释，或者说增加了一条：一个都不宽恕——一个搅起了轩然大波，至今都争论不休的话题：恨和宽恕。
让我们一一来阅读，来看这些遗嘱，我们立刻可以看到鲁迅先生的书写竟然充分意识到了遗嘱的这些隐含的悖论。
是的，是悖论，遗嘱的死亡书写一直在是在死亡的边界上——越过了死亡但是又保持在边界上，如同鲁迅先生自身的书写所昭示的：来到了这个文化的极限，而且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他所走的每一步，超越这个文化的每一步都构成一个方向，对此，当下的我们，要告别鲁迅的我们——告别者似乎从来就没有反省这个告别本身的哀悼性——还并不知晓呢！
第一条，当然说到了自己的丧事，拒绝了收礼——打断了礼尚往来的可能性和交换的可能性，因为死者的无法偿还——这是离去的彻底性的表达。但是，有一个转折，除了老朋友的，是很多年的真正的朋友，哀悼的仪式惟一接纳的是朋友，友爱本身似乎就是最好的礼物了！友爱就是携带着友爱者相互的生命？作为到来的哀悼者，也是作为朋友，作为迟到的朋友？但是，“啊，朋友，没有友爱这回事！”哀悼的不忠实也会落到朋友身上？
第二条，赶快——动作的迅速，也是对哀悼的轻视，也是对遗忘的召唤，接下来的三个词——收敛，埋掉，拉倒——一气呵成，语气上加快了死亡的步伐！而最后一个词尤为口语化，更加无所谓，似乎只是死而已——而已嘛！这是先生对死亡的轻忽还是对个体生命故作的漠然？其实，这是对任何仪式的拒绝，当然也拒绝了传统的哀悼仪式。虽然我们在先生死后，看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最为隆重而庄严的对先生的哀悼仪式——似乎也只有后来下半叶的那个最为认同先生的伟人的哀悼仪式可以相比了！（也许正是后者对哀悼的继续反叛导致了文革？要一个全新的未来？可是这个伟人的尸体却成为了埃及金字塔中的不朽的木乃伊，但是，其幽灵却一直萦绕着我们，也许这是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异质化了的表征！）
第三条，直接点名了纪念的主题，前面的埋葬还是要的，但是，死后的纪念就不必了！先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名人——有名气和名望的人本身就是依靠名声而活的，而且比自己活的长久，传统中国文化家谱的不断翻修其实既是香火的延续，也是记忆的强制！先生似乎识破了“虚名”的诡计？其实，先生已经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了！纪念只是忘却的准备？先生在1926年收入《华盖集续编》的《“死地”》一文中谈到了苦痛的相隔离：“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然后写道了纪念和死亡的尸体：“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哀悼是什么样的药？是灵药还是毒药？针对记忆，是应该继续纪念——因而有了沉重感，还是彻底遗忘？觉悟是对记忆本身的觉悟？对哀悼的觉悟？为了克服遗忘，在不久之后的《记念刘和珍君》的哀悼文章中，先生写道：“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为什么反说忘却的救主——是对中国人健忘的反讽？而正是哀悼激发了写作——沉默的爆发，使写作可能！面对烈士墓碑还没有刻上一字，先生写道：“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死掉了。”——是的，有着纪念，有着埋葬，只是这个位置是不可见的：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魂中！
第四条，与前面对比，直接要求忘记！先生深刻认识到了哀悼的意义：哀悼不能成功，否则就是对到来的哀悼者的辖制，哀悼必须失败，因此在死亡之前，在自己的遗嘱中要求失败——这是革命者的“失败美学原则”！革自己的命！而且召唤生者去爱自己的生活，生命即是活着的，活着的生命才有爱！否则，就是不明智了！
第五条，直接指向了未来，这是针对孩子的！我们知道先生有孩子。生者对孩子都有最大的期待，对于我们的儿子文化而言，儿子的负担尤为沉重，遗嘱一直在加强这个责任！但是，鲁迅先生这里的遗嘱却是减担，减轻后代的负担。使之自由！不要强加给未来以过去的期待！这也是对传统哀悼责任的背叛？先生以自己为反省例子，尤其警告不要去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但是，哀悼之为哀悼不就一直依赖于艺术的虚构？如何在哀悼中区分“空头虚假的”行为与“真正的哀悼”行为？如果哀悼中有着虚构和背叛，对未来的期待就更加需要放开？但是，这不就更加背离了遗嘱本身的意义？这是鲁迅先生自己的悖论？
第六条，遗嘱也是应许，如同基督教的《圣经》其实即是“老的应许（旧约，旧的遗言）”和“新的应许（新约，新的遗言）”的书写！一直祈祷弥赛亚拯救者的来临确保遗嘱的执行！但是，在鲁迅先生这里，却拒绝来自别人或他者的至高礼物——应许！应许之为承诺似乎也是礼物给予的前提——一直还会给予的，给予一直会再次发生的，礼物一直在流动在发生的！这个拒绝，是否也是对未来的拒绝？先生要求儿子——也是我们这些到来的哀悼者和读者们——这个文化的儿子们——不可当真！不能认真，太油滑？认真不得？禁不起认真？我们的文化据说就怕认真二字！先生在这里，写下如此的遗嘱——其实在那些反对者看来是太认真了！或者，他们会说，先生自己陷入了“认真”的悖论：你自己的遗嘱不就太认真了，还写了7条呢！你自己却要求我们不要认真？对应许的拒绝——也是对未来拯救的拒绝？或者说，鲁迅先生彻底认识到了哀悼的失败——哀悼者的不忠实？那么到来的哀悼者允诺忠实继承的言辞——是不可能全然当真的，因为谎言已经隐含在哀悼的言辞中了！只是我们的文化似乎一直对此不太当真？
第七条，即将死去的死者反省自己的一生，最为担心和害怕的是自己以前的过错，而且是无法再度弥补了的错误，于是西方有了临终忏悔的最后得救机会，先生不是不知道这个仪式的！哀悼与宽恕——在临死的时刻得到了解决，这也是西方惟一神论生前得救的妥协方式了！但是，对于决绝的鲁迅先生而言，他却看透了这个把戏，他拒绝了一类人——为了自己利益损害他人却还声称道德的人，他们的言行不一致败坏了宽容本身！在这里，与后来很多后死的误解者所指责的相反，先生并不是拒绝宽恕，提倡怨恨，而是认识到了宽恕的不可能性：如果一切都可以宽恕，那么也就取消了宽恕——宽恕成为了一切人可以作恶而无愧疚的借口了！其实，德里达已经深刻揭示了宽恕本身之为不可能的可能性的绝境！
鲁迅先生的彻底性就在于面对了哀悼本身的绝境：哀悼自身也是哀悼这个文化，如果与之一道死去，那么这是对过去的解放和革命，但是这样，这个文化也就没有了“命”，没有了未来；如果还有未来，就必须哀悼它，而不是遗忘它，但是这个未来除非不再是自己所期待的未来，而是一个新的未来，这样，这个新的未来的应许却又是不能当真的。
因而我们对鲁迅先生的纪念不一定即是合格的哀悼？而且有合格的哀悼吗？哀悼不就一直被失败所笼罩？因而后来的哀悼者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哀悼者，但是有好的哀悼吗？如果哀悼注定失败——“好走”的告别其实只是自欺？而先生对自欺的反省是最为决然的！因而我们中国人并不一定是这个文化之好的继承人！也许，这个文化的遗嘱在一开始就被误写了，被改写了，如同《春秋》的判词已经支离破碎了？所谓的微言大义其实已经被继承者窜改了？或者，遗嘱本身本来就一直在背叛中被继承着，只是我们对此不愿意承认而已？或者说我们不敢当真？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在个体的哀悼中找到新的独体之逃逸的方式？
结语
现代汉语思想写作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我们不再能用传统的文言文书写，“写作的中止”——这是汉语写作接续传统的根本境况，写作的中止不仅伴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没落和对它的反对，也表现在文革期间生命和写作所遭受的双重迫害上，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依然用我们心魂中的汉语来书写我们的存活，哪怕是灾异的书写，心魂的书写不过是汉语自身幸存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在迫切的翻译中梦想着西方式的写作，试图成为汉语的“异乡人”，虽然我们知道这种梦想不过是单向的，“写作的变异”——这是汉语写作谋求变易的存活方式，并试图为“无声的中国”找到别样的呼喊者和回应者。我们的心魂已经分裂，分裂的心魂在哀悼或幸存中写作自身。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思想是如此羸弱，以致我们无法思考自己文化生命和个体生命的双重幸存状态，也无法进入历史的“空名”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既不轻松也不从容，我们不得不等待那些传统的或异国的幽灵们再次的到来？在我们的哀悼活动中到来？
或许，我们的哀悼活动才刚刚开始。或许，现代汉语的写作和思想才刚刚开始。因而这里的结语不是终结，而是结余——一直还有哀悼！
我们还有待从鲁迅先生所设置和打开的场景、从那个哀伤的、沉默的位置——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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