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不同的是，中国当下“文艺复兴”的起点恰恰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和危机四伏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的人文观念就是张扬的个人价值和个人欲望。而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最棘手的难题都源自于对个体的过分强调，每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都是用新的整体观念来平衡已经畅行了500多年的突出个体的观念。
“复兴”这个概念含有将过去的东西起死回生的意思。因此，中国的“文艺复兴”离不开如何对待传统这个话题。当今有太多的学者和群众，受西方观念的影响，极为教条地认为中国传统就是压抑个性，就是反对市场经济。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中国传统的确有压制个性的一面，但也确实有追求个性、张扬个性的一面。中国近代的落后，关键原因是在财富的生产方式上，中国古代令全世界垂涎的成功，关键原因是在个人与整体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得每个人既能获得物质财富、生活质量的满足，又能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同样，我也不同意刘军宁先生“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的观点。中国未来必将出现的文艺复兴不应该是革命式的，而应该是甘霖式的，不应该是狂风暴雨，而应该是春风化雨。这场“文艺复兴”的中心是思想和观念，文艺、互联网等等只是手段。对于新生的互联网，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便于每个个体的自我表达，同样也要看到，它将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在互联网的时代，张扬的个性更容易成为芙蓉姐姐之类的井底之蛙，作为互联网成功标志的点击率，其实是在个体的汪洋大海中找到更多的共性，互联网使得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共性更加简便快捷。
而且，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应该成为中华文化圈的局部事件，它一定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事件，才可能获得成功，才可能获得超越局部的长远意义。它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另一个起点上的融合交流，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暂且冠名的“中国文艺复兴”，更应该是一个全球有识之士共同参与的全人类文艺复兴。
——刘仰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刘军宁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引起广泛的讨论。刘军宁认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而刘仰文章表示：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重新认识整体。
国人应习惯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
最近一段时间，
公众以及一些媒体对我的一再误解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每当我说某个人有权利做某件事的时候，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你是在提倡我们做这件事。于是，在这个误解的前提之下，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赞成大家都来做这件事，另一派反对大家做这件事。前者像是在支持我，但是支持错了；后者像是在反对我，但是反对错了。文不对题。
反省这个局面形成的原因，我认为乃是因为国人还太不习惯人们有权利做某件事而又可以不去做这件事这样一种现代秩序。这个逻辑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当中一直是讲不通的。我们有权利做的事一向太少太窄，而我们没权利做的事一向太多太宽。所以一旦有人提出人们有权利做某件事，大家就都要去实现一把这个权利，而提出人有做某件事权利的人，就好象是在号召大家都来做这件事。这就是我目前的处境。
——李银河
对于公众的误解，李银河反复强调的是，有权利并不代表必须做和提倡。因为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不是中世纪了。我们不得不习惯于这个世界上有跟自己价值观不一样的人，不得不容忍这个世界上有跟自己取向、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不得不逐渐习惯于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了。
“作家包养制度”提法不恰当
当下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谁都在以自己的劳动谋取经济报酬。专业作家在作家协会中领取工资，是签了合同的。据我所知，这些合同是有相当的约束力的。这个约束表现在：一，每年必须在什么样等量级的期刊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多少数量的作品；二，如果多长时间完不成任务，是要取消合同的；三，这样的签约，也是有期限的，比如一般是三年或两年一签，在期限内表现不佳，就不会续签。可以这么说，在当今中国，除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遗留下的极少数在国内外有相当大影响的老作家，没有哪个中青年作家是被作家协会“终生养起来”的。如果作家协会按作家的劳动贡献，按他们的创作实力，给一部分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以一定的生活费，让他们能安心创作，以便获得一个作家成长和成熟所必须的空间条件和时间阶段，是“包养”，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报社在“包养”年轻记者？老板在“包养”实习员工？政府在“包养”公务员？科学院在“包养”科学家？大学在“包养”一心只在搞科研的教授？能不能说某些出版社在“宠养”某些畅销书的作者？
我们个别年轻的畅销书作者，自以为自己的作品销路好，用不着到作协去拿工资，就来责备这些拿作协作协工资的同行，甚至把这些同行贬为“被包养的二奶”，我想，说出这种话，不仅是不善，而且也是无知。你今天畅销，就不怜惜别人探索实验的艰难了？你必须懂得，你今天之所以能用你那一种作品畅销，正是无数同行几十年来艰难探索闯禁区最后造成的宽松大环境使然。没有这些前辈和同行几十年的努力，回到多年前，你这样的作品，既不可能问世，许多“狂妄的言行”也绝不可能被容忍。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国家，关心作家艺术家，实行某种有限度的“专业作家”制度，给某些作家艺术家以一定的生活资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陆天明
最近网上讨论的“作家包养制”引起不少争论，陆天明认为，文学创作是特殊的个体劳动。即便在西方，能靠自己的作品来养家糊口的作家，也是极少数的。特别是搞实验文体和主张“纯文学”创作路子的作家，许多诗歌作品，在当今特别浮躁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不可能有大的销路，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是绝对不能少了这种探索和实验的，因此国家应该照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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