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

当今中国哲学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应该有文化大国的心态和思想准备，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向世界贡献出普遍的理论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倡导普遍主义的根本理由。

    “当今中国哲学”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显著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树立了学术标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从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解释模式中解放出来，哲学研究的领域和规模大大扩展，等等。然而，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八个二级学科的设置，包含有“二级学科”相互分离、阻碍哲学对话、批判和交流的潜在危机，而对话与交流对哲学的发展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中西哲学是趋同还是趋异？对传统的和现实的意识形态是守成还是批判？中国哲学发展方向是地域哲学还是世界哲学？从理论上说，这些问题都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有关。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的《中国宗教：儒家和道教》一书。他认为清教的价值观是普遍主义，并以此为尺度，批判中国文化的“特殊主义”。他不会想到，他的评价在80年以后完全被颠倒过来。普遍主义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虚构，而只有越来越特殊的价值标准和真理标准才是有效的，可行的。当代中国的特殊主义有一新名称，名曰“中国特色”。对“中国特色”之类的提法不能一概而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不能把它庸俗化，动辄以“有中国特色的xx理论”标榜。现在中国学术界，不管是地域的、本土的文化研究，还是世界性的通行理论研究，纷纷以“中国特色的xx理论”相标榜，被作为廉价的标签贴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几乎每一个学科上，这不啻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内，都放弃了理论的普遍标准和普世目标，这是不正常的，狭隘的。我们不妨把中国思想家和犹太思想家相比较：二者都有古老的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但犹太思想家为一种世界使命感所激发，总是在探求普遍的真理。如果他们也致力于所谓的“有犹太特色的”理论，那么，人类大概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

    在中国学术界盛行的特殊主义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关。安东尼·史密斯在《国家的种族起源》一书中指出，“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一方面是反殖民主义的正当结果，但另一方面，矫枉过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国家主义的种族文化”。它的特征包括：强化种族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宣扬种族共同的古老祖先和血统延续的神话，民族中心感和民族优越感，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民众动员，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中国的传统是特殊的，文化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是特殊的。如果说，几十年前的文化保守主义因为知识的不足而以此为真，不足为怪。现在，国际学术界对人类的起源，特别是现代智人的起源，对远古人类的迁徙以及造成的群体、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已经有大量研究。在这样的理论条件下，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来“证明”，中国人的特殊性历史漫长，从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甚至几百万年前的“蓝田人”、“元谋人”起，就有了特殊的中国人种和文化。把延绵不绝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起源推到几十万、几百万年前，那就不止是文化保守主义，简直就是“文化腐朽主义”了。二十年前，鲍勃·吉尔多夫一曲“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童”（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曾经唱出了时代的强音。但时至今日，我们到处听到的，却好像是这样的不和谐声音：“我们大中华，我们最古老”。

    在当前中国的哲学领域，极端的特殊主义有种种表现。表现之一是全面反全球化。出于害怕和拒斥全球化的心态，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帝国主义论与“后殖民理论”结合起来以动员大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似乎忘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反全球化只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马克思如此描述经济全球化：“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他如此描述文化全球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产品，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如此描述全球化的后果：“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隶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隶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隶属于西方。”马克思并没有从道义上谴责全球化，而是正视它的后果，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评价全球化的历史进步作用。

    在西方哲学领域，一些时髦的学人热衷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的批判，包括其对普遍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批判，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在赞同文化特殊主义和关于价值和真理的相对主义。他们非常自豪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后现代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路径。“西方后现代就是中国的前现代”的格言，影射出西方激进批判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有识之士一直在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无哲学”的无知论断。但是，2001年，德里达在访问上海时说了一句话：“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却扭转了争论的逻辑。那些否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人和德里达一样，认为没有一般意义的哲学，哲学不过是西方人的发明，中国人要防止中国古代思想落入“哲学”的窠臼，要以无哲学而自豪。这种观点即使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也是一种倒退。比如，王国维尚且承认“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但是有哲学之实”。冯友兰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世界哲学”的概念，认为哲学发展的方向既不是西方哲学，也不是中国哲学，而是世界的哲学。这也符合马克思的哲学观。马克思对未来哲学的预言是，“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哲学思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普遍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去建构，去创造，去在历史中努力实现的东西。四百年前，当西方文明第一次传播到中国时，经过激烈争论，中国人首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数学、历法的普遍价值，但以“西方算学起源于《周髀算经》”作为心理安慰。19世纪后期，同样经过反复较量，中国人接受了西洋器具的应用价值，但以“中学为体”为核心价值。20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普遍价值；改革开放后，又接受了市场经济和管理科学的普遍规则，但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多领域，特殊主义反弹，与过去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岂非咄咄怪事。特殊主义有一个逻辑：起源于西方的思想就是西学，起源于中国的就是中学。这种“起源决定论”不符合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事实。事实证明，不但来自西方的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面貌，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了影响，比如，对18世纪启蒙运动有很大影响。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确实比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要大，但这是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应该有文化大国的心态和思想准备，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向世界贡献出普遍的理论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倡导普遍主义的根本理由。

    哲学教育三题议

    ■俞吾金/复旦大学哲学系

    要使受教育者在思想观念上得到均衡发展，就必须区分狭义的哲学教育与广大的哲学教育，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

    笛卡尔曾经说过：“应当相信，一国文化和文明的繁荣，全视其国的哲学繁荣与否而定。一个国家如果生下了真正的哲学家，那乃是它的最大的特权。”尽管真正的哲学家寥若晨星，但他们的诞生却与一个国家的哲学教育状况有着莫大关系。成功的哲学教育一定会调动各方资源，为此，必须努力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一、狭义的哲学教育与广义的哲学教育

    这里说的“狭义的哲学教育”主要是指学校，尤其是大学教育中包含的哲学教育，“广义的哲学教育”除了学校里的哲学教育外，还包括社会上各种渠道的哲学教育，如来自家庭、朋友、社会学术团体、大众传媒、因特网等的哲学教育。比较起来，前者是学院化的，后者是社会化的；前者是系统性的，后者是分散性的；前者是理想主义的，后者是现实主义的。就最后一点差别而言，它常常使上面提到的这两种哲学教育方式处于冲突之中。比如，狭义的哲学教育总是把这样的理想灌输给学生，即哲学乃是追求真理的事业，而广义的哲学教育则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个案启发受教育者：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在有的情况下，如在“文革”期间，不仅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连讲真话也是十分危险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狭义的哲学教育与广义的哲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如果人们在哲学教育中脱离现实生活，只谈学院化的“理想”，这样的哲学教育只能是苍白的。反之，如果人们在哲学教育中无原则地迎合现实生活，只考虑“适应”，不考虑“超越”，只赞同“媚俗”，不赞同“批判”，那就会牺牲哲学教育本身所蕴含的追求真理、追求独立思想的本性。这就启示我们，成功的哲学教育必须自觉地把狭义的哲学教育与广义的哲学教育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

二、哲学教育阶段的定位与哲学教育目标的定位

    就狭义的哲学教育来说，以往之所以收效不大，甚至引起人们的普遍厌倦，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没有对哲学教育的不同阶段和培养目标做出正确定位。

    在目前教育制度中，学生从高中阶段起开始学习哲学。进了大学后，假如他们选择哲学专业，还要完成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习阶段，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还会经历博士后的阶段。在这些不同阶段，哲学教育如何体现出差异，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高中阶段，哲学教育应该定位在如何引起高中生对哲学的兴趣上；在哲学本科生阶段，应该定位在如何使大学生成为哲学一级学科方面的通才；在哲学硕士生阶段，应该定位在如何使硕士生成为哲学下面的某个二级学科的通才；在哲学博士生阶段，应该定位在如何使博士生成为某个二级学科中的某个研究方向上的专才；在哲学博士后阶段，应该定位在如何使博士后成为某个二级学科中某个方向上的某个问题研究的尖端人才。总之，应该根据不同阶段和学生的不同年龄特征，对哲学教育的不同阶段做出相应定位。

    同时，也应该对哲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做出明确定位。人们以往总是受到如下培养目标的影响，即希望能够培养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思想的哲学家。其实，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在哲学教育的受众中，能够成为真正哲学家的永远是极少数。事实上，极大多数受到哲学教育的学生，至多只能获得一定哲学修养，却不可能在哲学研究领域里获得创造性成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对哲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寄予过高期望，从而做出正确定位，使哲学教育的资源得到最合理使用。

三、哲学教育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这里说的“科学精神”主要是指蕴含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精神导向，如注重实验和观察、尊重事实、尊重自然规律、追求真理等；“人文精神”主要指蕴含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精神导向，如珍惜生命、维护人权、尊重人格、提倡民主、倡导公正、追求自由、保护弱势群体等。

    众所周知，在当代生活中，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性的成果——技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也给予当代哲学教育以重大影响。然而，在当代的哲学教育中，片面地贯彻科学精神是不够的，因为自然科学研究主要关注事实，不探索隐藏在事实中的价值。比如，就人体克隆来说，生命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分支之一，只探讨它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并不深入追问：假如人体克隆获得成功，它将给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价值问题主要是人文科学探索的对象。由此可见，要使受教育者在思想观念上得到均衡发展，就必须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而这正是当代哲学教育无法回避的课题。

    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教育

    ■黄颂杰/复旦大学哲学系

    哲学教育如果只着力于、停留在一般原理上，不诉诸现实实践，不与各门知识学科相结合，就必定会缺乏生命力而遭人嫌弃。

一

    现代世界现代社会是十分宽泛的概念，我们把时间限定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即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和社会，因为我们对问题的考察比较多的是从中国情况中国视角出发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期，是社会发生急剧变革面临深刻转变的时期。大而言之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全球化和现代化。

    关于哲学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人们有多种说法：开启心智，训练思维，具有教化功能；辨识分析，划明界线，作出界定，具有批判功能；还能将不同知识学科、不同文明体系加以整合，等等。本文是想指出，哲学对于社会的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制度进行论证，辨明其合理或不合理；二是根据各种社会制度的要求确定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其实也就是要为社会辨明真善美和伪恶丑的界线，从而为社会成员确定行为活动的准则。这两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只有辨明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现实性和非现实性，才能据此确定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哲学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无疑是与哲学的职能一致的。

    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连的有机体。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对路，对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知识学科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局部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哲学则是从整体上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哲学要结合具体知识学科为各种社会制度论证辩护，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揭示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是一目了然的。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哲学教育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任何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演进都离不开哲学，都缺少不了哲学教育。

二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哲学教育的内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经典的研读，二是面向现实，从思辨的理论的一般原理走向分门别类的实践的哲学。

    研读经典无疑是哲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谁都不会反对研读经典，但是，按照我们的哲学教育所编写的一些教材来要求、引导和考核学生，会导致民众经典意识的淡薄，而经典的淡忘甚至断裂，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哲学和文化是悬浮的无根的。培养民众的经典意识应是一个国家、社会文化建设、精神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一个民族素质修养高低的标志。根据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情况，哲学和文化经典的研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哲学和文化经典，西方哲学和文化经典。哲学和文化经典记录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诸多的理论学说，是文明的结晶和宝藏，是思想和传统的载体，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和本。经典研读首先是一个文本精选的过程。所谓精选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数量庞大的原著中选出经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可列为经典的文本。二是根据现代知识学科的分类或重大课题选出与其相关的经典文本。经典的精选并非简单容易，关键是挑选的标准问题。

    经典研读的更重要方面则是文本的解读和解释。经典的阅读和解释必须有一个还原历史的过程，这个历史应当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主观任意构造的，不能把历史都理解为、构造为“现代史”。从根本上说，经典研读旨在提高素质修养，塑造健全人格。全球化和现代化是在以往文明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是以往文明的延续而不是断裂。经典研读就是要人们自觉地把全球化和现代化事业植根于人类文明之深处。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既不能撇开历史，又总是在现代的“境况”之中进行的，是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之中思想的交流和运作。

    哲学教育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面对现实世界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将哲学与各门知识学科结合起来，讲授各种类别的哲学，我们称它们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哲学的性质，与思辨哲学或理论哲学相对立；二是作为知识学科的名称与第一哲学、本体论、知识论相对，在哲学史上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等。现代实践哲学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和利用中的问题，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恐怖主义、能源、生态环境、贫困和疾病、灾难、贫富差距、腐败、道德等等问题。我们注意到，现代哲学除了总论式、一般原理式的形态外，更多的大量的则是具体知识学科式的，即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育在课程设置和内容上比较单调，主要是一般原理式的教科书教学，缺乏各类别知识学科的哲学。迄今为止，我国的实践哲学并不发达。大学里开设的哲学课，作为公共课大多是一般原理类的，作为哲学专业的主要课程是论和史两类，各种实践哲学类课程都进不到主课的行列。然而，近年来各门知识学科呈现出越来越重视理论的倾向，对法理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兴趣呈上升趋势。复杂的现象、大量的事实、丰富的实践，必然走向对理论的渴求。哲学教育如果只着力于、停留在一般原理上，不诉诸现实实践，不与各门知识学科相结合，就必定会缺乏生命力而遭人嫌弃。

    总起来说，哲学教育是现代社会提高国民素养、培养各种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国的哲学教育应该突破讲授一般原理、概论的教学模式，将经典研读放到主课的位置上，将哲学与具体的知识学科结合起来，从思辨哲学走向实践哲学。必须说明的是：1、我们并不笼统地否定哲学原理、哲学概论，而是主张：一不能把哲学教育局限于原理、概论或者把原理、概论放到过重的位置上，二要把原理、概论从思辨的转变为实践的。2、我们主张哲学从思辨走向实践并不意味着否定思辨或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否定思辨哲学的导向和目标；实践哲学并非不要思辨或理论，而是反对思辨或理论主导哲学的方向和目标。3、实践哲学无论是总论性的还是各种学科性的，在我国都不成熟不完善，应该大力提倡和发展；实践哲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是哲学的巨大进步，也将推进其他知识学科的进步和繁荣。4、经典研读与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均有密切关系，本文提出的哲学教育的这两个方面不是割裂的而是彼此相关的。

    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

    ■方朝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

    研究中国哲学史学者之所以受民族主义心态支配，其根本的原因还是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

一

    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主宰。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民族利益和国家需要，这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把学术研究无意之中当成为民族主义情绪服务的工具了。本来“学术独立”这个口号就是要强调学术有自己的逻辑，其内在含义也在于学术的价值不能用现实功利需要的标准来衡量。有些西方学者可能也会为本民族或欧洲人的精神文化传统而自豪，但没有人会把从本民族或欧洲文化传统资源中寻找并证明其自身文化的“特色”或“伟大”的证据，当作其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比如福柯的哲学思想不是为了证明法国文化的特色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不是为了证明欧洲文化或德国哲学传统的“伟大”而从事哲学的。民族特色是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地“找”出来的。

    民族主义当然也不是儒家传统的精神。没有人认为孔子的学说仅仅是为了证明周王朝的伟大而提出的。我们今天读古代儒家经典之所以感到亲切，是由于它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正是这种魅力，西方人也同样可以为之着迷。仔细想想，还没有研究之前，就预设好研究的目的——要证明中国特色，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做法。儒家传统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否颂扬了中华文化的“伟大”，而在于它的普世价值。儒家所说的“国”以“天下”为旨归。尽管古代儒家受到地理环境的局限，把当时的中国人当成天下人的主体，尽管“华夷之辨”存在“中国文化中心论”倾向，但儒家的出发点却是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出发建构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从而试图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可以设想，如果儒家当初的目的就在为了证明某一个民族文化伟大，那它对今天的人来说就不可能具有超越时空的巨大魅力，也不可能曾经在历史上对周边民族发挥过那么大的影响力。

    研究中国哲学史学者之所以受民族主义心态支配，其根本的原因还是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导致这种空虚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把儒家传统纳入到知识范畴中去之后，儒家的真精神被抽空了，由于不能从儒学真正找到人生的永恒价值，作为学人也失去了精神支柱；二是从未进入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哲学那种代表着人性自由之境界的、超越世俗价值和功利关怀的纯粹思辨王国中去。当然，我也承认当前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也有关。即：多年来在西方话语的强势压迫面前，对于未来中华文明的理想事实上失去了信心，但是表面上又不肯承认。在心理失衡下，需要找出某种弥补的方式。结果就是，中国哲学工作者很容易被功利价值所蒙蔽，即陷入于民族主义的情绪中。

二

    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挖空心思要从古人思想中挖掘所谓的“指导原理”、“核心价值”或其他有意义的“指导观念”来。长期以来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要提出某种有价值的指导，来指导社会现实。比如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总是津津乐道地说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价值，据说这些对当代人类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这些正是中国哲学的特色表现，也似乎是中国哲学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了。

    寻求指导原理或核心价值观念的研究方式并不符合儒家传统，相反，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乃是对博大精深的儒家传统的肤浅化和表面化理解，是当代中国人由于受西方范畴影响，抽去了儒家传统的精神实质，对儒学作知识化理解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因为儒家虽然入世，要为万世立法、治国平天下，但是他们绝不是以提供指导原理或核心价值为主要目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一切学术建立于“天下”观念之上，本质上有其超然于世俗世界的永恒意义。易言之，一方面，它以普遍人性的永恒追求为旨归，而不是以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理想为旨归，故有“生生”和“尽性”之说；另一方面它有一个伟大的文明理想，一个理想王国作为背后的支配性理念，表现在他们的“夷夏之辨”和“王道”理想中；第三个方面，它把个人的修身当作治国安邦的最根本的要素，故有“立德、立功、立言”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说。

    有人说，寻求指导是中国哲学的特色；这种说法大有问题。古人的思想中虽然可能提倡或追求了某种指导性的价值或原理，但其整体语境与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上述方面就代表古代儒家与我们不同的思想背景。忽视了这一点，等于阉割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真精神。因为谁都知道，一个人没有相应的境界，很多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指导原理”或“指导价值”，是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古人从来没有把提供指导原理或核心价值当作首要任务，而是教育人们将主要精力投入于艰苦卓绝的修身和践履之中。通常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有多少客观化知识化的做人的指导原理，而是如何践履，如何修身，乃至具体到如何读书、如何自省。但在今天则不然，由于将儒家非知识化的修身、践履等意义实践不适当地丢失了，结果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滑稽的现象：一方面，许多学者大谈所谓的“和而不同”，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还没有搞清就加以批判，对于西方文明也是如此。这样的研究方式，无疑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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