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具有对现代文学进行阐释的价值。本文即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工具，对吉卜林、福斯特等英国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结果证明，中国古代文论可以用来分析东西方文学作品。
[关键词] 中国文论，英国作家，吉卜林、福斯特，奈保尔
一
一部好的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也经得起读者从各个角度来阅读品味。读者可以凭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学养来品味，也可以按东西方任何一种文学观念来欣赏。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理论为准绳，中国传统文论基本上弃而不用。学界将这一畸形现象称之为“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的状态。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界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是用别人的话语规则，即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纠正这一偏向的路径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首先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会吸收西方文论以及东方各民族文论之精华，才可能重新铸造出一套有自己血脉气韵，而又富有当代气息的有效的话语系统。”[1]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其基本步骤包括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发掘整理，进行话语重建和不同的话语间对话，再到具体的文本运用以期达成各种文论话语杂语共生的理想局面。鉴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重建的重要步骤是话语的批评运用。从失语到重建，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运用是一个关键问题。将中国文论运用于东西方文本的批评阐释的目的是，以区别于并改变那种不加辨别、一味地以西释中的单向阐释的畸形现状。因此，笔者在此尝试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对一些西方文本作一分析。
二
整个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语言问题。具体说来，它包括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即语言之外是否有生活世界，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语言能否为人传达意义？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如何可能？如何超越语言的间接性、概念性以及严格的语法特征？因此，语言问题不仅是哲学、宗教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文学理论所必须面对的。
中国古代语言和哲学观生发的文论思想强调对于如同“道”那样最为精微深隐的东西实难直接用语言加以表达。文学家对于某种存在之道的有情绪的领会，有时也难以言传。而恰巧正是这些难以言传的人生感悟才是本真的领会。“正是由于本真的领会而产生了对此领会加以表达的三种言说方式，即以现成性反对现成性（以言去言），以现成性指向可能性（得意忘言），以可能性指向可能性（立象尽意）。”[2]
以现成性反现成性从而指向可能性的言说方式包括“正言若反”、“以言去言”等名目，而其中又以“以言去言”运用得更广泛。《庄子》与大量佛禅典籍是其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运用这一言说方式者不在少数。如李清照词曰：“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实际上是一种“以言去言”的言说方式，是对“欲说还休”这种心态的描摹。“欲说还休”实在是因为不可能完全说清“闲愁暗恨”的感觉。总之，不可言说者可以通过“以言去言”的方式来言说，一言以蔽之，它是通过否定“有”而显出“无”，披露一种绝难轻易表述的东西。这一“以言去言”的言说方式在英国作家的笔下屡见不鲜。
在殖民文学作家中，吉卜林是探索身份危机意识的最典型代表。吉卜林由于出生在印度，他对自己的诞生地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有时还削弱了他的白人优越意识。这突出地反映在他的长篇小说《基姆》中。吉卜林在小说中借基姆的言行体现了殖民时代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这与吉卜林自己与印度那爱恨交加的文化联系紧密相关。他把内心矛盾通过基姆一次次的文化身份追问折射出来。他所使用的手法可以视为一种典型的“以言去言”言说方式。
在《基姆》第11章开头，基姆在身份归宿上悲伤地浮想联翩：“现在我孤单只影，完全是孓然一身。全印度再没有谁像我这么形影相吊了。如果我今天死去，谁会送走死讯，送到哪里？……谁是基姆？谁是基姆？谁是基姆？”[3]小说接近尾声时，基姆再次虔诚谦卑地在精神导师喇嘛身边扣问自己那跨文化的身份：“‘我是基姆。我是基姆。然而基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心灵深处反复追问自己。”[4]
可以说，吉卜林对文化身份的追问在此具有象征意义，而其表现方式是以不断的否定性的设问方式“谁是基姆”而展开。这一设问明显否定了自己的确切身份。否定自己的白人身份是基姆问题的第一重要旨，它以质疑代表白人文化身份的语言符码“基姆”即“Kim”为开端和终极目标。这一否定性设问引发的便是基姆即吉卜林绝难轻易阐释的身份危机意识。有人认为，吉卜林借助于混血儿基姆提出了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全球性命题。追问“基姆是谁”或“基姆是什么样的”之类问题，便是追忆帝国语境中“根本而复杂的悬而未决的文化混杂问题”。 [5]它涉及到身份认同难题。这种殖民时代的“以言去言”式表述的确体现了基姆深刻的文化无根意识和心理危机。
在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结尾，菲尔丁问阿齐兹：“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成为朋友呢？”面对他的这个带有良好愿望的复杂问题，福斯特采取“以言去言”方式进行回答。在他的笔下，印度的飞鸟、神殿、寺庙、大湖、兵营等异口同声地喊道：“不，你们现在还不能成为朋友！”苍天也在呼喊：“不，你们在这儿不能成为朋友！”[6]两个否定句拒绝了菲尔丁问题的正面回答。这似乎可视为一种小说主题方面的“以言去言”。“现在”和“这儿”暗示着殖民时期的印度不是融合东西关系的理想所在。由于这种“以言去言”，不能“成为朋友”的答案就只能任由读者猜测，这显示了《印度之行》之所以成为英语文学经典之作的魅力所在。这一结尾表达了李清照那种“欲说还休”式、与中国文论精髓相吻合的创作风格。
由于“文化疏离”的原因，作为西方文化载体之一的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在邂逅印度文明时采取了逃避姿态。这样，他的第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他的表述以“以言去言”式展开：“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但却可让印度人退守其中。”[7]这里的“不可能”、“无法转移”和“无法进入”不光是表达了奈保尔对东西文化融合的悲观绝望，也表述了他文化无根的凄凉辛酸之情。这些否定词汇的背后隐含了诸多复杂的文化信息，也暴露了奈保尔复杂的心绪。
三
先秦时代，中国古人主要是从言是否能尽意、“道”是否能言说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他们认为，语言之外还有更精微、更高层次的东西，言、意、道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汉魏到隋唐时期的文论家们都认识到，“言不尽意”是肯定的，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合理的言说方式与相应的理解方式来克服言意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们提出了两种有效的言说方式。其一是“以少总多”。另一种是“神用象通”，即通过意象之“虚”而生众物众意之“实”。这显然是秉承周易精髓即“立象尽意”而来。从某种角度看，“立象尽意”、“神用象通”与“以少总多”三者之间似乎有着灵魂上的相似点。它们都反映了中国文化重视言、象、意、道之间复杂关联的学术传统。
在以上述艺术手法表达一种“言不尽意”的主题思想时，一些英国作家做得非常出色。略举几例。
1894年和1895年先后出版的两部《丛林之书》，显示了吉卜林在表述印度主题时使用的“立象尽意”或“神用象通”法。“丛林”在同时代的康拉德和后来的拉什迪作品中都出现过，但在吉卜林笔下却具有不同凡响的文化复义。有人评价说：“吉卜林的印度丛林并不是简单的没有文化标记的‘世界’，而是被当作印度的丛林。”[8]丛林这一意象首先体现出吉卜林对于在印殖民统治方略的艺术探索。“丛林法则”或“丛林法律”本来只适用于兽类，但从吉卜林的政治理念来看，他的“丛林法则”又可运用于英国对殖民地印度这一属于野蛮地带的“丛林”的管辖统治中。将“法律”引荐给“丛林”一般无序混乱、野蛮落后的印度，也许是吉卜林创作的本意。可以说，“丛林”意象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话语。
在《丛林之书》里，主人公毛格利与吉卜林的经历相似，童年时期与父母离散，被迫与丛林中的众多凶猛动物一道生活。这里的丛林意象既曲折反映了体验过少年时代强烈孤独的吉卜林对亲情的呼唤，也预示了他后来在《基姆》中塑造一个文化流浪儿的艺术旨趣。毛格利在他的狼爸狼妈抚养下，很快在这个丛林大家庭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毛格利懂得几乎所有动物的语言，能够免除恐惧，在人与动物两个世界里自由活动。如勇猛有力的蟒蛇卡阿说：“毛格利这个小人儿到处都有朋友。”[9]丛林在这里成为吉卜林印度之梦的一个甜蜜象征。它似乎已经蜕去了殖民意识形态的外衣。这样，吉卜林借助于印度“丛林”意象达到了“以少总多”的文化复义意图。
福斯特晚年明确表示，关于“臭名昭著的马拉巴山洞”的描叙显然是“小说的中心”。[10]事实的确如此。可以说，把握住马拉巴山洞的意象所指，也就理解了福斯特对印度文明的真正看法。
在小说第二部分“山洞”，福斯特借马拉巴山洞里的黑暗和洞口岩石的错乱无序显示他的象征主义手法。这暗示着山洞乃至印度文化的一些特征：“黑暗、混沌、空虚、夜晚和虚无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它们显然是马拉巴山洞的本质。”[11]进一步说，马拉巴山洞可以视为印度的一个神秘象征：“当福斯特试图破除吉卜林那‘白人的负担’神话时，他却不遗余力地将创造了一个印度神话：一个混乱和神秘的国度。”[12]这种神秘混乱是通过山洞的“象”来达“意”的，此即“神用象通”也。
马拉巴山洞复杂无比的文化意象使人们向来对此议论不一。一些学者认为，马拉巴山洞带给人们以虚无的信息，有的则认为，山洞代表印度这个精神荒原缺乏生机，还有的学者将山洞视为精神象征或自然原型。福斯特的挚友伍尔夫则说：“马拉巴山洞对我们而言不应被视为真正的山洞，它也许该视为印度的灵魂。”[13]这说明，福斯特的山洞意象的确契合“以少总多”的创作旨趣折射出的东方诗性智慧。
实际上，福斯特之所以立马拉巴山洞这个“象”，主要是尽他心中隐秘而不能恰当表述的“意”。这表明了他本人的困惑：“他创作《印度之行》时，实际上已陷入‘muddle’的诱惑之中，‘muddle’一词像幽灵一样支配着他。” [14]作者的精神迷惘反映在小说中便是马拉巴山洞回声的铺天盖地和阿德拉等人对印度物事的漫不经心。
福斯特在《印度之行》里与其说描叙了玄学与神秘的真实，不如说记录了“二十世纪人类的存在主义困境意识：他太过理性而不能不放弃理性，但其理性使他的眼光具有穿透力”。[15]“放弃理性”使他以“立象尽意”的方式进行创作，而其残余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使他的马拉巴山洞也笼罩在西方中心的思想浓雾中。小说第三十二章里，当菲尔丁到了意大利威尼斯时：“醉人的景色像一大杯美酒送到了他的嘴边，他怀着一种不忠之感一饮而尽。威尼斯的建筑，像克里特的山脉和埃及的田野一样，个个都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而在贫困的印度似乎样样东西都摆错了地方。……虽然威尼斯代表不了全欧洲，但它是和谐的地中海的一部分。地中海区域是人类的规范。”[16]从这些话来进行推敲，马拉巴山洞的文化复义又不幸地增加了一层，因为它是“摆脱了混乱的文明”即西方文明的陪衬和牺牲品。这说明，福斯特借马拉巴山洞“以少总多”地表述了许多“言不尽意、圣人所难”的意图时，其理性尾巴使他的“立象尽意”最终浇的是西方人文化血脉中的传统块垒。
可以说，奈保尔也是一个“立象尽意”以求“以少总多”地书写印度主题的代表作家。
奈保尔关于印度的东方主义表述主要出现在他的《黑暗地带》中。在他以“立象尽意”的方式表述印度主题时，他的小说中站立着吉卜林、福斯特和康拉德等英国作家的影子。康拉德曾经创作过一系列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这包括著名的《黑暗之心》。《黑暗之心》也属“立象尽意”之作，其所描述的刚果之行不仅是基督教徒进入黑非洲腹地异教徒世界的具体航程，同时又是探索自我、发现内心黑暗世界的心理历程，当然，它也记录了殖民主义的野蛮罪恶，包含“立象尽意”手法的表述赋予小说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含义。奈保尔的《黑暗地带》与它存在一种非常隐秘的师承关系。艾勒克•博埃默认为：“奈保尔在文学上真正效仿的是康拉德，他从这个描写帝国的作家身上找到了共同之处，他也有本源传统缺失的经历。他也是用英语去表现一种需要转化的、跨国度的想像。”[17]有的学者认为，“黑暗地带”（Area of Darkness）这一题目亦可译为“隐秘之地”，意在强调奈保尔观察到的印度存在一种外人难以进入的内在世界。在奈保尔作品中，“Darkness”既可指物理世界的黑暗，又可形容某种社会状态，还常用来比喻人心的隐秘，从而创造出与这个词相连的丰富的文学意象。[18]这便是奈保尔继承康拉德等人的“立象尽意”法取得的“以少总多”的“佳绩”。
英国后殖民作家杰哈布瓦拉既没有摆脱吉卜林、福斯特等的东方主义书写姿态，也无法逃逸那种对印度“立象尽意”式的诗性智慧表达。这在她的代表作《炎热与尘土》中非常明显。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给杰哈布瓦拉的创作影响巨大，尽管她声称要以抵抗姿态来粉碎福斯特等人的“帝国神话”，她最终不能逃脱马拉巴山洞似的巨大诱惑。单是小说题目“炎热与尘土”就足以勾起西方读者对于“东方”印度的无尽遐想。与福斯特的“马拉巴山洞”和吉卜林的“丛林”一样，杰哈布瓦拉此处也无意中触及了中国文论的精髓之处。印度学者说，她的题目《炎热与尘土》不仅使印度蒙羞，而且还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建构了关于印度的“浪漫”形象，因为：“炎热就是爱欲和激情的症候。”[19]印度学者M. 穆克吉认为，《炎热与尘土》的主题之一是表达杰哈布瓦拉的一种观念，即“印度带给住在其间的人一种地狱般感觉，但同时又传达了一种天堂似的感受”。[20]这暗示了《炎热与尘土》的复杂和暧昧。小说中人物道格拉斯说：“我告诉过你，这是炎热的缘故。没有英国人承受得住。”[21]印度的炎热在这里仿佛是一种恶魔般的东西，给欧洲人以沮丧和衰竭感。在小说其他地方，同样的炎热还会催发印度教出家人的性欲，它又是一种邪恶的象征。总之，小说里的“炎热”使作者“立象尽意”地建构起一个后殖民时代的“东方”印度形象。
综上所述，吉卜林、福斯特等英国作家似乎深刻地领悟了“立象尽意”和“以少总多”的中国传统文论精髓，并在其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实践之，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使他们的文本成为英语文学中的力作。这同时也说明，中国文论的某些基本原理表达了人类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因此，它对于东西方文学具有分析阐释的普遍价值。中国传统文论精神冥冥中在无数个世纪以后的西方作家那里得到心灵感应或文本回应，这似乎说明，人类心灵总是存在一些共通之处。此乃“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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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重庆市《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The Modern Applic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o the English Literature
Yin Xi’n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an be used to appreciate the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work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English texts written by Rudyard Kipling, Edward Morgen Forster, etc. in the ligh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t is proved tha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qualified enough to interpret all the literary works, be it Eastern or Western.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nglish Writers, Rudyard Kipling, E. M. Forster, V. S. Naipaul
[作者简介] 尹锡南，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基地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和东方文学。近期发表论文《奈保尔的印度书写在印度的反响》（《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独立以来印度比较文学发展概况》（《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等。另有《保罗•斯各特：身份探索及东西方关系的艺术思考》和《泰戈尔与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光晕和印度书写》等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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