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考古学，后又受业于我国蒙元史泰斗翁独健先生门下，主攻蒙元史、中亚史等，历史学硕士出身。虽然后来他成了一名非常有影响的作家，但并未忘情于学术；他没有做一个专职的学者，部分可能与他对一些学术现象的不满有关，如在一次谈话中，他曾如此表述过：学术论文应该是有感情的，“我发现论文不能随一些学者做得越来越像木头，越来越没有感情，没有灵魂，论文应该走出这一条路。”①这是张承志对待学术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态度，也是一种学术理想，从而使自己与一些学术呆子区别了开来。到了“后《心灵史》”阶段，张承志中止了小说创作，专事艺术散文写作；同时，也写下了少量的学术文章，其内容基本都是关于回族或伊斯兰文化及蒙元史的论述。这些学术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但都颇具分量，可以说是他关于学术理想的一种实践，即有感情、有灵魂。他在文学散文中表达过的一些重大的命题，在这些学术文章中以更为严谨的学术理路，得到了非常凝炼的论述，诸如人心和信仰、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情感。文明主体和文明代言人及代言资格等等。本文依据对张承志学术文章的解读，尝试着追溯并评述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内核及特点，以期勾划出一个不违作者本意的大致轮廓。
一、早年的生活经历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
张承志学术思想有一个基本的特征，这就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尊重被研究对象的情感、心灵等。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中，他就明确地提出一种方法论：“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要“忠于民众的心”。这种具有独立个性的研究态度和方法，除个人内在的气质、禀性等外，很大程度上与他早年生活经历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有关。
1968年，张承志以知识青年身份来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当牧民。这段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张承志的人生价值观念，包括他后来的文学和学术事业。在早期所写的一篇自传中，他说道，在草原上，“我度过了也许是一生最有意义的四年”②。散文《劳动手册》中，他再次充满真挚情感地写道，是“劳动的启示”，使“我们曾和边疆底层的牧人同属一类”，在离开草原的时候“我们只知本质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不同于那些同样曾下放到农村或牧区的作家或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后来，一方面说苦诉难，一方面又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诉苦倒在其次，而优越感一旦表现在文学或学术等形式中，必然削损或歪曲底层民众的生活、观念等原本状态，更不用说要这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反映同样经受了历史苦难的底层民众的心情了。而张承志却做到了与他们的区别：劳动使他成了底层民众中的一员，他了解民众的生活的艰辛，并且洞悉那些体现了民众情感、信念、价值的各种民俗和民族的文化形式；更主要的是，张承志以一个儿子的身份直接参与其中——区别在于，他既深人其中，也相对地保持着一种距离，也就是说，兼具情感和理智。
儿子，这不只是一个关于血缘或血亲的概念，对一个学者来说，它蕴含着至深的意义。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③一文中，张承志提到了摩尔根，他说，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不妨也可以如此理解：这也是张承志本人的一种自况。事实上，张承志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道，他是内蒙古草原的义子，回民黄土高原的儿子，新疆天山至死不渝的恋人；他实践着，也总结着，摄影画册《大陆与情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序文中，他激动地写道：“作家只是儿子，只是引线，图片中的三块大陆上的民众，才是主题和主人公”，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救过程，一个作家与民众结合的真实故事”。
因此，“儿子”概念的引人，既是实质性的，也是象征性的；是作家、学者或文明代言人要走向的一个基本步骤，完成了这一步骤，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才能做到对被研究者的尊重，真实地描述他们的生活、习俗、社会结构等；同时，也就做到了对被研究者信仰、情感、价值观念等的宽容对待，而不是相反，以某种现成的理论框架将真实的民众生活条分块割。作为一个学者，张承志做到了。
二、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尊重
因为有着早年与底层民众结合在一起的生活经历，张承志便始终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一类型的人群，而1984年又是他与民众再次真正结合的一年——这一年，他基本脱离了文人圈子，来到西北地区的偏远农村，深人并融合到回族民众的生活中；此时，他不仅具备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思想和理论上已经成熟。和早年与民众的感性结合略有不同的是，这时他已做到了升华。
张承志关注底层民众，并不完全限于对他们非常匮乏的物质生活的描述上。他所要求于自己的，或者说强烈地要求于学者的，首先是要做到比较准确地描述出民众生活及其社会结构真实的原态，并进而尊重民众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包括信仰。学术文章《刘介廉的五更月》④中，他谈到了回族社会和回族学术问题，他写道：“在中国，伊斯兰教是一种有着一千四百年发展史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与学者的寻章摘句不同，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若无刘介廉等数人，何谈回教学术！”“民间”理论最早由一些文学史家提出，意指那种处 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边缘的社会存在及其文化，它不只包括农村，也包括市民社会；其中既有原始的正义感等，同样又藏污纳垢。但张承志对这样一种“民间”理论显然是非常不满的，多次表示过反对意见。我个人理解，张承志的“民间”概念应更多指向一种实体，即底层民众在其中默默地存活、生息、挣扎，时或斗争，因此，它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形态的描述上。要真正理解民间，无论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或是其他从事类似研究的学者，须要做到对民众生活的平等态度的认识，并投身其中，把握其心灵、情感和价值观念。张承志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完成他所设定的这种学术理想。《（热什哈尔）：拒绝现世的学术和艺术》⑤一文，通过对回族内部一部经典著作《热什哈尔》的讨论，先是简略地勾勒出其时回族生活的贫困绝境，然后以更多的笔墨描述了“底层‘民众的理想”，“包括真实，一切的真实都比不了心情的真实；一切的心情都比不了信仰的存在”。张承志在这里特别强调出的“信仰的存在”，正是回族社会生活和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心情。信仰是回族生存价值观念的直接体现。
张承志关于底层民众尤其是回族民间的描述，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的。回族在历史上一度处于弱势和受歧视的社会状态，“回民如大河，但只是在底层流淌”，他们之所以生存至今，正是依靠了真实的心情和不变的信仰。因此，对回族信仰的强调性的描述，就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张承志的“民间”理论还体现在对内蒙古草原文化的描述上。在《历史与心史》⑥一文中，他指出在草原上一切生命平等的观念是理解蒙古族底层民众生活的切口。小说《黑骏马》改编成电影后，他在《音乐履历》中有过一个评价：“我觉得电影对那首古歌勾勒的基本游牧世界的画面，以及它叙述的那种古朴的生活方式，缺乏神会和探究”，这表明张承志即使是对文学作品也不单只要求某种文学的表达技巧，而是要表现出内蒙古草原生活的诸种形相。《牧人笔记》既是一部散文作品，也是一部学术著作，从“摇篮”一直写到“古歌”，虽然只叙述了乌珠穆沁游牧社会的季节、生产、家族、社会构成、家畜与牧人的关系、人的特征与感情形式，但它把握住了草原牧民有关生命、禁忌、信仰诸多方面，是在典型的民族学框架内处理了一个学术个案，因此是一部民族学的力作。
从学术文化所要产生的实际效应这一意义上来说，张承志对底层民众生活结构及心灵信仰等的表述，还针对着一种现实的背景，那就是以尊重真实的信仰来消解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及时下流行的拜物哲学倾向。比如，他对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论述及宣扬，目的是在为中国文化学术提供可能的新鲜血液或参照——这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又一个最重要的命题。
三、对轻视民众主体的学术现象的批评
张承志学术思想的组成中，也包括他对学术界中一些无视民众主体的现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一些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者的批评上——实际上这一类型的学者正是他始终指斥的“智识阶级”或“伪士”的一部分，其批评更为严厉。“智识阶级”和“伪士”是鲁迅曾经使用过的两个术语，张承志借用过来，用以批评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在他的文学散文中，这已成为一种类型：无信，脱离民众，谋私利，或其创作及学术目的具有他种可疑性。
具体到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张承志赞扬了“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尊重底层民众和献身学术的精神；同时，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与此相反的另一类型学者，比如他讥刺了“新潮派”，在《心灵模式》⑦中，他写道：“新潮派并没有确立自己。他们的办法不过是把水兑稀。他们没有发现，只是听说。他们没有基础，不敢浓缩和朴素化。他们一窝蜂低价贱卖中国的民俗画，却缺乏对民众的感悟和敬重。新生的这一代知识精华中，只有极少数可能掌握着现代主义；而大多数却可能堕落成投机商或买办。”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一文中，他再次批语道：“不幸更多见的，却是书斋三五年中，时做两句采风，归来炮制20万言的例子。而且继以上献国策，下为人师。要么粉墨登场，庄严地宣读于外国大学的答辩会。而洋人有几个知道中国的弯弯绕？归来都是‘博士’，从此语言膨胀，步步压迫来源于底层中国的话语。”
与此密切相关，张承志又严厉地批评了“伪学”。概括起来，他对“伪学”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尊重民众的情感和心灵等，二是“敬学问远大义，谢绝布衣之士的精神”。三是歪曲民众生活或对民众实行某种话语抑制。《师命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⑧一文中，他批评了“伪学”之后，提到中国考古学及一部分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众的特殊的血肉关系”和他们从事的学术，以作为对立于“伪学”的另一种新的知识群体。
张承志对“伪学”的批评，根植于他对学术史的考察、分析和评判基础之上的，然后结合中国的学术实践，有的放矢，因此他的批评具有充足的论据和厚实的分量。在上引几篇重要的学术文章中，张承志剖开了19世纪实证主义的内核，他认为这种学术忽视“人的存在”，而20世纪各种现代思潮的学术尤其中国的“新潮派”们猛剖了实证主义的墙基之后，却并未确立自己。张承志在这里运用了一个正面的术语，即“现代主义”——大多数“新潮派”并没有确立自己，只有少数人掌握着现代主义。虽然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但联系他的学术思想，所谓学术中的现代主义应该是基于对人的原则的把握；其次，是对民众生活和情感的尊重和深人；最后是“人民性”的确立（这是他在《黄土与金子》⑨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就方法论而言，现代主义是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平等的“对话”，而不是研究者对被研究者采取某种话语压迫的方式。
“伪学”（包括著作、论文等）无情感无灵魂。真正的学术应该是有灵魂的，这也是张承志学术思想实践的一个主要特点，尤其在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研究中，他不仅对自己如此要求，对其他回族学者也充满着一种期望。相应，在《黄土与金子》中，他谈到中国回族及其生活哲学中具有本质性的概念即“神秘”，研究者只有在感受到这一切之后，才能发现自己面临着进人的困难；缺乏感情及一种体验就是缺乏起码的研究基础，他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的评价即“书中含而不露的叙述中隐约可见成熟的情感”，实际上是对回族及伊斯兰教研究者标示出的一种必要追求的学术境界。
四、文明主体和文明代言人
概念的提出张承志了解并熟悉世界学术大势，他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尤其是美国的“文化霸权”理论始终保持着警惕。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中，他指出：“与殖民主义孪生的西方学术的癌症在于，它曲解和压制了文明的创造者对自己文明的阐释权。”西方学术中这种带有歧视性或称之为“文化霸权”的理论，对中国的学术也产生了可能在至今还未消除的影响。
在最近增补重写的学术文章《波斯的礼物》⑩中，张承志详细考察并描述了清末洪钧出使欧洲的历史情况：洪钧惊异于欧陆学术的丰富发达，惊异之余，开始着手著作，归国后已完成《元史译文证补》20卷，在其时中国的学术界“引起了惊雷般的轰动”，可惜这种轰动的结果只是对西方的一味追逐，而并未尊重波斯、蒙古、突厥、阿拉伯，“洪钧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忙碌的，大体上只是一个介绍、追撵。甚至取悦西方的过程。欧洲在一种仰视的目光里被中国人琢磨。欧洲列强的思想、方法论、世界观，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圣经，刻苦攻读，咀嚼再三。欧洲的东方学，在被学习的过程中锤炼得博大，也日益富于优越感。”对西方的追逐，阻挡了“最独立的思考”；但是在另一方面，波斯的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在对比分析了有关《真境花园》的几种翻译后，张承志写道，“有无一两篇译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明天或后天，迟早会出现民众的文明发言。暗涌已潜在许久，新潮正方兴未艾，文明解说和代言人资格的问题，民众的文化权利问题，可能就在这个以波斯苏菲诗歌的翻译作业中，破土而出，登上大雅之堂，以新世纪的进步的名义，成为未来学术的主题”。
文明主体、文明代言人等严肃的学术命题，是张承志思考已久并成熟于胸的，他个人的文学事业在实践着这些命题，他的学术事业同样如此。《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一文，集中体现了他这一重要的学术思想。
关于文明主体或民众主体，张承志有两个非常深刻的描述，一是“天下万民，生而知之”；二是“鲜活的民众生活中藏着正确的解释”。文明主体和创造者即老农、牧民、社会底层的大众，他们对生长于斯的家乡山河，知道得最为细致；可是民众知而不言，因为他们没有书写的能力，没有对文化的主权意识，更何况他们不习惯发言，而且“羞于解释常识”。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文明的阐释者，不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而是高奥的学科原理和教授训练”；正因为如此，讽刺早就存在其中，这些高深的学科或原理，有些实际上就是常识，是“生活的常识”，却被描绘，被猜测，并且日益将其复杂化。这样的学问，“对于苦难的文明又究竟算是什么呢”？
对此，张承志提出了文明代言人资格的问题，他引用了民族学大师摩尔根被美洲原住民接纳为养子的历史事实，认为这是解决文明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在代言人与文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知识分子要纠正自己的“地位”，重新确立自己与文明主体的“地位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张承志不止一次地呼吁着“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作为文明的代言人，他们（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学术实践中，要“用心记取原样的生活”，要“学会和底层、和百姓、和谦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对话”，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是指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关系，并强调指出，“在这种对话的处理中，——必须充分给予被研究者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⑾。张承志与此略有不同的是，他对文明主人和文明代言人关系的表述，更重视向文明主人的求教，接受那种“严谨的、或者是直觉的质疑”，以此来造就一种“朴素的学术”——当然，代言人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思考或信念，是具备代言资格的前提。
总括起来，张承志的学术实践不是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他反对那种无情感、无灵魂的学术），他的学术思想中有着对现实、对民众的强烈的关怀意义，也就是说极具现实性；他提出的文明主体、文明代言资格等重大的学术命题，对当前的学术界应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补充意义。
注释
①《回族研究》，1999（2）。
②（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166页，青海人民出 版社，1982。
③④《以笔为旗》，116页，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⑤⑦⑧《清洁的精神》，140页，154页，131页，安徽文艺 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
⑥⑨《荒芜英雄路》，241页，209页，知识出版社，1994。
⑩《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 （1）。
⑾乔治•马尔库塞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0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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