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着使我们一小时内活得比三十年不光彩的生活更充实的一本书呢?你的手边肯定会有这本书。它可以是梁宗岱译的，可以是程抱一、陈敬容，戴望舒译的，可以是钱春绮、郭宏安译的，甚至王了一译的文言文——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是逍遥、绚丽的老顽童戈蒂叶喜欢的书，也是自以为一个时代的诗歌都被他彻底埋葬的雨果所喜欢的书。我可以在此猜想，这也是一本万夏早期曾喜欢过的书。一本宿疾之书。
万夏在他的一首诗(《本质》)的结尾这样流露出他对自我宿疾的自信与放肆并给予芸芸众生一个波德莱尔式的刺激：
仅我腐朽的一面
就够你享用一生
这两句诗是万夏早期诗歌中一个“宿疾”的重音，这重音一直持续到万夏对“汉诗”的亲近后才幽然转入一个含蓄、沉郁的“农事”叙事曲。
宿疾是每一个诗人内心的普遍症候——诗歌中最秘密、最驯良的温泉，有时也是最激烈、最发烫的热泉。万夏诗歌中的“宿疾”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简洁的履历表(万夏的一九六二至一九八六年，前期)进行一番考查。
儿童时代(一九六二年生于重庆，后随家迁居到成都)：对绘画看迷。儿童式的奇想或涂鸦之作。
初中时代：继续看迷于绘画并开始临摹，但缺乏一位技艺之师。
一九七七年，十五岁：(在这里，我们稍稍幻想一下少年万夏的样子：一个被美折磨着的艺术幼童，一颗过于紧闭的狂热的童心，一片要去反抗一切规章制度的色彩)。这一年他参加了四川美术学院的考试，官方没有接纳他为一名在校艺术生，他被排斥在艺术的规章制度以外。
宿疾之一：通往一条成为职业艺术家的道路被切断，想像的彩色的翅膀被剪掉，心灵的飞马(一贯的万夏特征)不能起飞，烦闷的人间桎梏重新架上，内疚、愤怒、受挫、方向不明……年仅十五岁。
宿疾之二：虚无的形而上的“飞行”之渴望，同时显形于初中。肉体需要进一步被甩掉，心灵需要进一步飞升。纸飞机、航空模型，全世界各种飞行器成了万夏的“人造天堂”。一九八五年，他巧遇了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一首《飞行》诗，接着完成了他纯诗意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少年万夏式飞行。万夏曾告诉我：“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掌握一架高速行驶的飞行器，闪电般的疾驶。如果这一切不能办到，我就设想我的死亡是一次赤身裸体的在高空展开双臂的急速下降。”
宿疾之三：从小至今的对植物的倾注。小时候就在屋外自制花台，种下十多种植物。今天仍在居室外用竹篱栏了近30平方米的花园。绿色在他身边一隅生长，他体味着悠缈的生命的有限性及无限性。两本书令他继续贯穿他“绿”的钟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在一九九O年至一九九二年他最悲惨的岁月里，他仍在那“黑暗”中热爱着绿色，热爱着让他过敏、心跳的两本书，他竟然反复细读了两遍、沉思幻想了两遍，用了整整“可怕而幸福的”七百三十天。
宿疾之四：一九七九年中学毕业：本已考上西南政法学院 (一个似是而非的儿童般想远走高飞的朦胧选择)，终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而未果。一九八O年以出人意料的“低分数”考入四川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这一年，正当青春的万夏被命运逼迫踏上诗歌之途(画家梦破灭)——一条必然坷坎的斑烂前程在等着他去走完。
以上四个宿疾导致了万夏早期诗作的惊世骇俗和一个孩子式的大胆震惊!在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偏执而任性的色彩涂鸦，看到对美的飞行之热往，看到起伏初拍、展翅欲飞的诗行。桎梏打开了，但前程在南充似乎依然阴云密布，他积蓄的暗藏的 感情谜码正悄悄地在僻地被一行行火热译出。
植物也开始起作用了，它宁静、温润的形态、含蓄的生机契入那少年的目光，那绿意潜在地影响了他后来的诗歌。一匹烈马终于被纤纤植物控制住了。控制力对于一个诗人是何等重要!他经过短暂的垂直反抗后，再经过曲折的植物返回到“纤手破新橙”的汉族精神中。植物——他的第三个美丽而湿润的宿疾拯救了万夏持续高烧的危险青春期。他在并非姗姗来迟的一九八六年过渡得更像一位汉族诗人了。
宿疾的飞行表在一九八O至八六年加速了它的进程。一九八 O年夏末，十二小时的公共汽车把这个十八岁的少年从成都运到南充——一座丝绸小城，一个极端老实，被人忽略不计的城市。这城市唯一的优点民风古朴(适宜于种植诗歌之花)、女孩漂亮；尤其是她们的睑型、眼睛(典型的南充式眼睛)和皮肤。南充；这块盛产美女的风水宝地应该被重新发现!
八O年代初，像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南充师范学院不无例外的有一个诗社。万夏是诗社社长。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无依无靠、动辄反抗的(青春)诗歌别动队队员。其中有不可能默默无闻的强大的马松，有中国的的“莽汉”大将——一个诗歌圣战中的少年英雄，一个天才般的极乐行刑队队长——李亚伟。一所不知名的学校在日夜酝酿着几个具有神化色彩的新时代的诗人。让我再重复一遍这几个人的名字：万夏、李亚伟、马松……等。他们自身的骚乱正体现着文明的骚乱。
在此，让我们简单推进一下这群诗人的生活快镜(这快镜与缺乏儿童好动症的七七级、七八级是迥然不同的)。逃学、瞌睡、狂欢、吃茶、吉它与歌唱、猎艳、打架、变卖衣服、借债远游、考试作弊、写诗……!
“中毒”的青春激情正遭受现实生活的痛苦激情以及超现实的想像激情的双重折腾。这两股激情交织着、抒写着他们最早的火红诗篇——那献给无人拥抱的绝对美人的诗篇。正如李亚伟所说：“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感的时候正在打瞌睡。”
很快，南充成气候了，诗歌突然在这里——这出产偏僻美女的圣地生长了。它像五月的麦浪，在一场大风中摇荡着它年轻欲熟的身子，在正午的艳阳天形成一片璀灿夺目的闪光带。它向大地、向天空、向祖国猛烈地传送着初吐的刺鼻的芬芳、肉感的暖烘烘的气味。很快，这理想的麦浪进入橾作的收获期麦浪。
万夏、胡冬(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廖希(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三个人于一九八二年暑假在成都策划了第一次诗歌新麦的收割仪式。同年十月丰收仪式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内正式演出。各路诗歌总教头代表着他们各自的部队云集在这个太温柔、太古老、太浩大的校园里。他们正火热而忘命地讨论着“这一代人”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准备联合出击，联合反抗一个他们认为太陈旧、太麻木、太堕落的诗歌时代。目标：宣言，形式：诗集。
三个主要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了；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平等五人代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三校诗社，万夏等代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等代表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 学、西南师范大学。
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三十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范大学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中国学生特有的八O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
接下来连续三天，争吵的三天，狂饮的三天，白热颠覆的三天。三天后，大家正式将“这一代人”命名为“第三代人”(一个重要的、日后在诗歌界被约定俗成的诗歌史学概念被呼之欲出，敲定下来)并决定出《第三代人诗集》。万夏曾告诉我：“第一代人为郭小川、贺敬之这辈，第二代人为北岛们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们自己。”
这也是一次未达最后胜利的聚会，少年热情及风头主义成了合作的龃龉。目标和形式都没有出现，两派形成了。廖希的重庆派，万夏和胡冬的成都派，三军过后没有尽开颜，而是鸟兽散……。
但最终还是决定由万夏负责起草《第三代人宣言》 。这慨当以慷的诗歌麦收仪式并没有白白演出，“第三代人”已经提出来了。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这个“定位”已作为一个符码被连夜输入中国诗歌编年史的电脑。三天争吵，一个夜晚，一个伟大神话就写进中国的史册。
同年十二月，胡冬、赵野赴南充与万夏讨论“第三代人宣言”提纲。
时间已到达了一九九三年九月，八二年的聚会已是昨夜星辰、别梦依稀。那些早期诗歌战士中的大部份人倒下了，或转移了“人生战场”，少部份人获得了白银的丰收，或者说麦子的丰收。这丰收其实在一九八二年年底就出现征兆了。“第三代人”这个口号，这团气氛已传给中国一个信息：北岛后的一代新诗人已快憋不住了，小老虎就要呼啸出林了。万夏、李亚伟、马松要热切地向这个世界表达他们的声音了。八二年到了，该轮到另一种歌声了。万夏曾在一次喝酒中对我说：“我们当时的确觉得与以前的人写得不一样!”是的，歌声还在推迟，青春还在作最后的稍长的慢板的延误。
一九八四年之歌开始震撼人心，我们的耳朵早已准备好了。
一九八四年春节。无聊。万夏和胡冬在一次喝酒中拍案而起：“居然有人骂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乾脆我们就弄他几首‘他妈的诗’给世界看看。”几天之内，两人就写出近十首“不合时宜”的诗，并随便命名为“莽汉诗”。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行为，没有一个传统的承担诗学风险的屏障，他们以诗歌偏激的朦胧触角冒死一赌。一锤定音，一赌成功!胡冬写出《女人》、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万夏写出《打击乐》、《莽汉》等，“莽汉诗”最早一批杰作出世。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就在这个春节，在这个写出“莽汉”诗的同时，万夏立即写信通知李亚伟，叫他火速提前返校，诗歌革命的第一枪已经打响，进军就要开始。几天后的南充。酒店。万夏向李亚伟和马松朗诵在“无聊”的春节中他与胡冬写下的“莽汉”诗，仅仅一刹那，李亚伟沉睡太久的“莽汉”洪流冲开闸门，甚至掀翻河道，姿肆汪洋，席卷八方而又顺理成章。
一夜之间，南充师范学院所有诗人在万夏、李亚伟的指挥下，以超速的进军号角卷入这一“莽汉”革命行动，一捆一捆的“莽汉”诗被制造出来了，一捆一捆投向麻木不仁的人群的炸弹被投掷出去了。“莽汉”诗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而“莽汉”的肇事者万夏、胡冬却只当了三个月的莽汉就改弦易帜。而李亚伟和马松的莽汉热血却越燃越炽、越烧越痛，越吐越快、越走越远。
整整九年之后，或者更早一点我们已看清了“莽汉”激情。它是一种不同于“今天”的激情。“今天”是“道”与“道”的对抗、“理想”与“理想”的交战，“莽汉”是生活、肉体对“道”的重创，对“道”的焚烧。尽管“莽汉”主将李亚伟看上去有些羞涩，这与他的诗和人的行为判若两人，但作为一个诗人更秘密来源的一面却又是最合情合理的。他从来没有丝毫表现过对“道”的挑战和迎战的妥协性。他质朴无华、挥舞铜鎚迎面打来、奔向更为广大的生活，从南到北彻底拒绝了经济学和精神玄学。
“莽汉诗”就这样成了青春的重金属摇滚乐，成了拼命浪子硬要一头撞过去的惊人之举，成了肉体本身的剧痛，成了时代的迷惘、焦虑的毁灭的大冲动、大无畏、大牺牲。他们要挣脱束缚、痛打压迫、高歌自由，他们年轻的呼吸真的不够他们出气了。正如李亚伟本人所说：“莽汉主义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用来痛，伤口当然也不够我们用来哭。我反复打量过八O年代；眺望当初莽汉主义的形成与操作，多少次都面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刺激场面、我反复告诉那个年代，我要来；我们要来，我们要回来，我们要来，要来!”新时代的“老知青”——万夏、李亚伟、马松开始了新时代的自我精神放逐和“上山下乡”。他们就这样走着，大步流星地到处“插队落户”，兰波式的贩运、醉卧舞厅、刺客般投宿、书稿买卖、雪亮的匕首、暗夜里的火药枪、马松的美女照。
新的意识形态把异己力量的诗歌冒险家局限在一个被遗忘的南充小城，与此同时国家正在忙于把经济界的冒险家局限在深圳这样一个大城。损耗和消解在南充和深圳同时发生，火拼、毁容、枪杀以及“不理睬他”同时发生。终于“莽汉”们从南充出发了，走在路上了，“红军长征”开始了，新的吟游时代到来了，仗剑远行，“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的新诗人形象当然也就出现了。
请听李亚伟二十岁的声音：
听着吧，世界，女人，21岁或者
老大哥、老大姐等其他什么老玩意
我扛着旗帜，发一声呐喊
飞舞着铜鎚带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
我的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二十岁》)
莽汉主义的敌人是社会，革命的手段是自我绚烂的毁灭激情。八六年当李亚伟第一次读到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 《嚎叫》时，他用他调皮的川东乡音嚎叫了一声：“他妈的，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莽汉。”
“老莽汉”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了他的《嚎叫及其他诗》。本书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反复印刷了二十九次，共出版了三十七万五千册。而我手边这本《嚎叫及其他诗》正是城市之光出版社(一家美国，旧金山专印爆炸性地下诗册的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七八年六月平装版。这是一本最危险的书，毒中之毒也是花中之花的书。此书故意装订草率，纸张质量低劣，就是明目张胆地要向中产阶段表明：里面藏有诱人的躲也躲不脱的炸弹，这炸弹要毁灭他们平庸、乏味、秃顶的生活。
这本自惠特曼《草叶集》以来唯一震动过全美国的诗集，开篇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专为此书作的序，序中文字在最后一行这样写道：“女士们，提紧你们的裙子，我们就要穿行地狱了。”万夏、李亚伟、胡冬、马松正在带领我们穿行慑人心魄的，迷狂而刺痛的、幽默而反讽的、刮毒而致命的中国式地狱。而二十八年前(一九五六年)美国人也曾穿越金斯伯格地狱。请随便听一听金斯伯格极乐、狂欢、至福、深刻以及个人隐私的激情。他在一九七O年的一首《田园对白诗》(Eelogu)中这样唱道
千年之后，
如仍有历史，
它将这么记绿：
美国是个讨厌的小国，
它充满了狗鸡巴。
他在《嚎叫及其他诗》中一首《美国》这样写道：
America when we will end thd human war?
Go fuck yourself with your atom bomb，
“fuck”(这个未被收入正式的英文词典的所谓“脏词”，虽在日常生活中是美国人的口头禅，但在诗歌中无疑是禁忌中的禁忌)一词出人意料带给诗一个二十世纪式的“新的颤栗”，这“颤栗”甚至超过了《恶之花》带给老雨果的颤栗。
“莽汉”们，中国的莽汉们无师自通，从学校到工地到江湖遍地都是莽汉诗句，拾起来就用，舞起来就圆，唱起来就好听。“莽汉”们——脚踩大地的祖国境况的歌手们，他们向中国、向压抑的全亚洲急促高吼、活蹦乱跳。他们是不可打败的，是成人的父亲、是绝不会颓废的。他们以他们敏感的触觉触到了新现实 (一九八四年的现实对于当时的他们，现在的他们、未来的他们都将是新的)，所有跟踪追击强加给他们的太早的痛苦和欢乐。这些被排斥在诗歌法律之外的莽汉们已明确给了新时代的暧昧精神(邓小平时代的过渡阶段）最强，最猛、最集中的一针，大气而至福的一针。我们在他们震痛的一针中恍然初醒，寻找到了新的疼痛点——生活——那从一九八四年起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物质生活。
而“莽汉”早期组织者、发难者万夏，这时却松弛起来，游山玩水起来、纤细和洁癖起来（其实这是万夏品质中的“植物”宿疾在一贯地发挥潜在效力)，第二个万夏(或许是更真实的万夏)就要出现了，从“宿疾”到“农事”，他从反方向朝我们走来。李亚伟也谈到这一点，两个万夏这一点：“万夏这个时候像是封建主义糟粕，落后也引入注目，但那时(八O年代初)的万夏的奇装异服及发型花哨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能代表英国服装师及纽约夜生活的玩意儿，他不属于资产阶段，但他可以代表莽汉主义理论。”但我却认为“色彩”万夏同样代表了唯美主义的梦幻和暗淡。他隐秘的颓唐早已在即将显形的“农事”中埋下一名怀旧的卧底。
一九八四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回到成都，立即又卷入更大的一场诗歌风暴。四川青年诗人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这时，他与杨黎过从甚密，日复一日喝酒论诗，做着文人的功课。
一九八五年，他与杨黎、赵野一道主编了《现代主义同盟》，后来此书改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万夏在目录里的栏目设计上作出了一个大名堂：结局或开始(北岛及“今天”诗风)，亚洲铜(具有东方传统意识的诗歌，石光华、欧阳江河、周伦佑、廖亦武等)，第三代人(张枣等，强调北岛之后的新诗人)。这是第一本铅印的中国民间先锋诗刊，划代的问题也在此第一次正始亮出来了。诗歌以这本万夏主编的书的形式完成了它绝非人意的神秘转移，北京到成都简直像雅典到罗马。历史和现实一个惊人的相似性!
一九八六至一九九O，万夏的第二个履历表被给出了，“农事”履历表出现了：
万夏载着他诗歌的一叶扁舟开始了“独钓寒江雪”的山水远游，“宿疾”的西式飞行器在这裹减速了或者乾脆搁置不用了，而“莽汉”，他早就告别了，这只断鸿零雁找到了新同类，石光华、宋炜，另一场汉字炼金术的冶炼开始了，“汉诗”这个更奇瑰的词语诞生了。他同石光华、宋炜共同创办了《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一九八六年卷、八七年与八八年合卷。
他在结束一九八五年时写出了三百行长诗《枭王》 ，一首耐人寻味的诗，一个转折点。
八六年在孙文波幽暗的密室(我当时常在那里碰见他)，他细致研读《易经》半年，完成转入“汉诗”的精神准备。
八七年写出小说中的小说或诗歌中的小说，典型的“汉诗”小说，我们诗人的宠物三篇：《丧》、《宿疾》、《农事》。这也许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伟大小说的一个影子、一个序曲。
八八年，写出《空气•皮肤和水》、《吕布之香》。
八九年三月，写出《樱桃树下》。
万夏，这个八O年代以来贯穿始终的诗歌之书的策划者，大胆而令人惊变的诗歌流派肇事者，他的古卧龙桥之家成了祖国各 路诗人的风云汇集之地，他诗歌江湖的“梁山泊”。
两个万夏的画面：一九八O至八六年的万夏，“莽汉”派的万夏，“宿疾”的万夏，青春之歌的万夏；一九八六至九O年的万夏，“汉诗”的万夏，“农事”的万夏，占卧龙桥上对酒当歌的万夏，秋雨满楼头、诗句夜裁冰的万夏，“换取红巾翠袖愠英雄泪的万夏，风流俊逸的吕布将军再世的万夏，诗歌江湖的急先锋万夏，民俗和中药的万夏，谶讳中的宿命者万夏。这两个万夏其实质仍是一个万夏，他使我想起更远一个蜀人张岱的自画像：“蜀人张岱，陶庵其别号也。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奸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枯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我曾在一份草稿里读到万夏的一个简洁诗观，这个诗观与我早期诗观第三节不谋而合：诗人相信，诗歌至始至终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内心生活最高、最隐痛的部份，诗人一开始就注定将他们保留一生。万夏保留了生活——这个诗人的“姐妹”，这个最核心、最动人、最原始、最丰富、也最重要的部份，那是源泉部份，也是激情部份，正如T．S．艾略特一再听说：Keep intensity的部份。万夏保留了他生活中的宿疾，并表达了它——这生活中“最高、最隐痛的部份，生活中的爱、遗憾、欢乐，甚至愤怒，甚至伤心的部份，他美丽的《雪中镜子》部份：
在一场大雪中
布鞋埋在大雪下面
你打开门，澡身于温泉
数着下雪的日子
……
我想在此特别回忆一下我与万夏的第一次见面：
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万夏(当时还有宋炜)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校园我那间乏味的斗室匆匆见了一面，太匆匆，以至于我认为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当时正处在恍惚、迟钝的“特殊生活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十月才得以彻底免除。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新鲜，一个新鲜的典型艺术家。这种形象我只在书本中读到过，并未亲身接触过。他已蓦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连准备都来不及，兴奋也就更来不及了。他风一般出现的大胆色彩对我“荒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讽、刺激和震惊!
万夏又像风一样从我八五年的生活消逝了，我记下他的一个简洁的素描：三分之一的现代艺术家气质，三分之一的古代吟游诗人的豪迈，三分之一却是唯美派的花花公子、美的历险中发着蓝光的风或色彩之子。风和色彩是他的形象；新鲜是他的“灵魂”。
一九九O年三月我接到钟鸣、付维来信，得知他卷入廖亦武诗歌录相带事件，他作为一个电视艺术片的编剧、导演，作为甘愿在乎庸生活中创造梦、奇迹和美的诗人被国家机器制裁。
一个从八O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全国众多青年诗人的焦点的诗人，一个整个人的出现就是魔力，风、色彩的诗人，一个从八六年起就开始热爱古代的诗人，一个迷恋于造一个诗歌江湖、笑傲一个诗歌江湖，又相忘于一个诗歌江湖的诗人，一个生活趣味决定着更年轻的诗人的生活趣味的诗人，他从我们的视野消失了。整整两年我们得不到他的消息，看不见他的形象。
万夏的声音是复杂的，有时不易辨认。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但又属于任何团体，他是“莽汉”但是短暂的“莽汉”，他是“非非”又不是“非非”，他是“整体”，又不是全面的“整体”，他应该说最终落到“汉诗”。他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了他艺术的综合性，导致了众多诗派投过来的亲切的目光，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一会儿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一会儿是唯美主义摄影家，一会儿是一本精美书籍设计师，—会儿是一个沈三白式的温暖的品洒专家或饮茶专家，一会儿是一个花草种植园丁，一会儿是一个陶潜式的都市隐士，一会儿又是古龙的碧血或高阳的练达。总之他身上的大部份品质是中国文人的品质(小部份是西洋式的先锋)，这品质通过古代，三O年代遗传到他身上，当然也遗传到石光华、宋炜身上。
他偶然的小说是这个时代诗意的奇迹，是“农事”——一个古老生活象征的现代奇迹，它越过了紧窄发烫的“宿疾”，或者说把“宿疾”扩大化了、植物化了，使之更宽广、更中年了。这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他天生血液中自然流出来的，他身上的怀旧之风和先锋之风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了。他仅通过三篇小说及附诗，通过《空气•皮肤和水》，就到达了更广大的风俗和中药的民间，到达了井、麻鞋、丝绸、绢、织机、漂麻、桑叶、养蚕、酒、竹子、斧头、瓷器、温泉、田垄、豌豆、神秘的北山。从他的小说中，从这些词汇中(诗人必定是词的鉴赏家和把玩者)我不是看到了，而是亲抚到了、闻到了中国的气味，“丧”之气味、“宿疾”之气味，“农事”之气味，我甚至闻到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天气、温度、用具、店铺、山坡、树木、少女或一个老人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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