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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斯妥耶夫斯基大概是第一位对欧洲的精神产生真正深度冲击的俄罗斯作家，正面受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冲击在德国表现得很明显，加达默尔回忆，在他读大学时的青年时代，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德国的风行程度，几乎每一位学生床头都摆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红封面的作品。翻翻德国当时的出版资料，就可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德国一年印行二十几万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德国被作为表现主义运动的先驱。
纪德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考深度，复杂性超过了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是天主教传统中的作家，巴尔扎克如帕斯卡尔一样思考了天主教世界的人性和基督之爱的困境了吗？那么，纪德实际上应该比较帕斯卡尔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关系，这样会更有更典型的意义。纪德思考的主要点还是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展开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这不是尼采最终关注的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纪德的意义超过了尼采。为什么？纪德主要关注基督信仰内的道德疾病问题，这只是尼采最终关注的问题一个方面。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更典型一些。
托马斯•曼在《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评价要恰如其分》一文中，按弗洛伊德的传统两个范畴——犯罪与疾病的角度看陀斯妥耶夫斯，癫痫病患者陀斯妥耶夫斯把疾病看作是能量过剩的产物，是“过度健康”的一种爆发和放纵。托马斯•曼把陀斯妥耶夫斯基视为揭露病态良心的人，受种种犯罪动机和疾病感觉支配的人。托马斯•曼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在于他的基督教。托马斯•曼一反常态，将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放在一起，并与歌德和托尔斯泰对立起来。这样的归类还是存在很大的值得分析的余地，托马斯•曼看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考的深度和力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但中间有值得具体区别的地方，尼采的精神气质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区别，二人的真正关注的问题还是不同的，歌德与托尔斯泰的区别就应该更大了。
象征主义者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论著《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中指出：托尔斯泰——异教徒，“洞察肉体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基督徒，“洞察心灵的人”。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由文学作品体现为一种新宗教的预言者，颓废体现出尼采超人色彩。梅列日科夫斯基将托尔斯泰比作与大卫决斗的巨人哥利亚，托尔斯泰只是一位外表的巨人，托尔斯泰从来不是他们象征主义者的精神导师，这样将陀斯妥耶夫斯基放到了托尔斯泰之上。
分析的这些代表性的观点，中间存在一个立足点的问题，但无疑，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考正处于俄罗斯的东方与西欧的西方精神的一个对接点上，因为他们同有一位共名的上帝，这是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里要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影响了欧洲和俄罗斯？从上面各位的评论中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我希望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真正的精神的类型形态，希望看到他的精神运动的范围。
对这样的问题，我自己的理解有一个过程，很多是听音乐和看艺术作品得到的，对理解俄罗斯精神有一定的对观意义。我听柴可夫斯基音乐就有一个转变过程，柴可夫斯基长久对我来说无疑形象过于高大。有一天读到法国人保•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他将鲁宾斯坦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界定为古典音乐中的流行时尚，评价比较低，我才留下一个疑问，几年后，我认为保•朗多尔米对柴可夫斯基的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从西欧的角度看柴可夫斯基太俄罗斯化，俄罗斯强力集团成员看柴可夫斯基又太西化。我对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比较信服，阿多诺对柴可夫斯基这样的音乐没看上眼，对强力集团的音乐也不入他的法眼，他把斯特拉文斯基这样原始狂欢的音乐界定为精神的施虐与受虐，我当初读到阿多诺的这种论断，感到阿多诺的确看到了本质。但马勒和勋伯格的音乐中就没有施虐和受虐的倾向？但那是德意志精神的内部问题了。阿多诺的思考中，马勒和勋伯格严格从巴赫的音乐中出来的，但犹太性与德国的唯灵论的观念性是一种对等的力量出现的，在最完美的意义上又转化了意大利的优雅。当听到巴赫的赋格的第一个音符从羽管键琴中响起，就感到俄罗斯音乐与德国音乐的本质的不同性，我自己对柴可夫斯基再也没有以前的兴趣。尼采对俄罗斯的音乐的看法大概是肯定了俄罗斯音乐的民族性旋律的丰富，但在西方面前还是一种外在性的东西。那么，可以看到，俄罗斯艺术的最完整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它的民族性，当这种民族性想达到欧洲的中心地带时，还没有完全找到一条成功的大道。肖斯塔科维奇从巴赫那里学到的也无法达到巴赫的宁静。我一段时间看了大量的俄罗斯绘画，发现俄罗斯绘画真正成功的也是他们的民族性的绘画。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卢布耶夫”，他刻画的先知和圣像画家卢布耶夫，我刚好看到卢布耶夫一些圣像画，这样的拜占廷风格与俄罗斯的民族性结合的绘画怎样达到这样的纯粹性？但，的确感受到，俄罗斯的精神的根就系在这样的东正教的耶酥基督身上。我自己感受，康定斯基的达到现代音乐的纯抽象的绘画线条的背后，还是有这样的卢布耶夫绘画中的基督的影子，康定斯基没有走向德国的表现主义的精神内部，他的问题还是俄罗斯的精神内部的问题。那么，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此是否是一位，最彻底达到俄罗斯精神边缘，直通西方的思想家和作家？不管怎么说，整个西方真正重视了他。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感受也有一个过程，我感到西方的问题还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问题，西方不会从陀斯妥耶夫斯基找到他们的道路，他们其实也只是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条到与他们交接，但也仅仅如此，这也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名的上帝，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对上帝的思考中达到了最彻底性，与欧洲那个时代的精神相接。欧洲精神不会持续从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寻求精神灵感，陀斯妥耶夫斯基契合了那个时代的欧洲的虚无主义，但更进一步的精神资源，陀斯妥耶夫斯基不会再有典型意义。欧洲的问题还是希腊与犹太性问题，这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都不是重点。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中心论？在欧洲内面也这样分东方-西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上帝思考为什么又不是开启西方的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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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赞诺夫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中分析的西方基督信仰的三种大的派别：天主教是对基督信仰的罗马式的解释，政教合一；新教是对基督信仰的德国式的理解，个体直接面对上帝；东正教是对基督信仰的俄罗斯式的解释。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中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对罗马天主教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基督信仰的总体反思，这一点决定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重要性，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启蒙理性精神到达的高度，从这种意义上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怎样的意义上作为一个杰出的人格存在。
可以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启蒙精神有一个从进步到保守的过程，这有点类似中国近现代的一些早年激进启蒙到后来保守的人物，陀斯妥耶夫斯基从青年时代的激进改革到后来成为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者，这在《群魔》的沙托夫身上看到，沙托夫是一位东正教信徒，认为只有东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只有俄罗斯人民才真正理解上帝，这比较集中代表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种立场。那么，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还要怀疑呢，为什么还要塑造两大类形象，一类为天生的基督徒，另一类为灵智派基督徒，二者展开对话。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和伊凡最为明显。按《圣经》的说法，人在信仰上有天阉、他阉和自阉这样的不同，阿辽沙就是天阉，天生的基督徒；伊凡是后二者的结合。这说明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直存在一种人本主义的立场，这既出于一种启蒙理性精神，也出于一种自然的人性与人情。陀斯妥耶夫斯基没有跨越对基督信仰的总体局限，最后还是求助这位神。俄罗斯精神中的信仰问题最后覆盖一切，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狱中家书中写到的，如果基督和真理不在一边，我宁可选择基督而不是真理。
陀斯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小组，被判死刑，这本来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计策，在判他们死刑时其实已经决定将他们送到西伯利亚遭监禁，但这要等到死刑当天才宣布，这样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牢房中艰难地等着死亡的到来，这种对死亡的临近的不可抗拒的思考深深影响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写作，一个余后的生命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遭四年监禁，六年流放，一共十年左右。在西伯利亚，陀斯妥耶夫斯基开始需求福音书，这样，他的精神有一个内在化过程，不能简单说后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启蒙精神经过变相还存在于他的灵魂深处，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确对耶酥基督的感受从这里真正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一种虚无主义的体验，但这种虚无主义的体验是典型的基督教式的，关键点在于，约伯这样的一个旧约形象成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基督信仰中最关键的问题。义人为何遭罪，坏人作威作福？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这里，外在的超越之路，希腊的，犹太精神的是没有的，在这些精神对基督信仰的内在转化，也是不存在的。启蒙精神的随着约伯问题得到激发，但解决的方式与约伯没有多少区别。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地方和局限性。我在许多张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相片中也就是看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张带有疑惑的忧郁的眼神和表情的脸庞，在精神禁闭中的表情，一双透射着理智的清醒的眼神，在托尔斯泰的眼神中我只看到了一位俄罗斯教士的眼神。我对托尔斯泰身上这方面的气质几乎有一种本能的抗拒。
按考夫曼的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小说是他的前半期，从俄罗斯的“生理特写”这一体裁发展而来，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的自然主义学派采用这一独特形式，目的在于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作尽可能近乎自然的描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小说，以其对内在感受、对心灵冲动的深刻描绘，而与上述形式相区别。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指向现实的外在方面，而是内在方面，关注的恰恰是单个的人、有个性的人、不平凡的人。只有对“穷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描写时，才与自然派相吻合。他称自己是深刻的“现实主义者”，试图看清完整的现实世界。别林斯基（1811-1846）欢迎他的第一本小说《穷人》（1846年），“尊敬和荣耀归于这位青年诗人，他的缪斯爱怜那些蛰居阁楼和地下室的人们，告诉那些豪华宅邸的居民：‘瞧，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你的同胞兄弟。’” 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开始就与果戈里不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开始就关注人的心灵深处的罪孽与恶习，要摆脱这个深渊，求得一种崭新的、纯洁的生活，必须进行难以忍受的艰苦斗争。他看到人怎样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误区，人怎样接近这个绝望境地，每个人的心灵中隐藏着堕落的一面，也自有反堕落的一面。这不是果戈里思考的问题。果戈里的《死魂灵》总体来说还是俄罗斯的风俗画，还深深扎在俄罗斯本土的精神氛围中，与俄罗斯强力集团的音乐的精神是相通的。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在《俄国印象记》（1889年）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倾诉的为“贱民的道德，奴隶的道德。”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确是站在受压迫者与弱者的立场看这个世界。但这里的弱小者并不是道德的败坏者，而往往是心灵高贵的弱者。尼采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一点是有深度思考的，这一点在尼采看来一定要克服，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基督教化了的人性误区。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遭监禁以后，小说的哲学思考的特色显示出来，一种信仰和虚无之间的关系问题得以展开。在真正的信仰中应该没有怀疑，但人是从内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的。考夫曼将陀斯妥耶夫斯基放在存在主义的中心人物来分析，那么，就会突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时期小说的虚无主义本质，俄罗斯的虚无主义由屠格涅夫《父与子》开启，但《父与子》仍不能看作是哲理类小说。屠格涅夫这位典型的俄罗斯西化派的代表，活跃的舞台为欧洲的沙龙，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他是又爱又恨，屠格涅夫穿得体面，行为方式是欧洲的上层流行的方式，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跑到屠格涅夫住处忏悔自己的罪行，与《群魔》中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最后忏悔很相似，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屠格涅夫面前忏悔良久，屠格涅夫其实对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行为不理解，没有表现出什么回应，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大叫一声：我鄙视你！就扭头走了。屠格涅夫在那里愣了良久，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莫名其妙。这典型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喜欢找人忏悔。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在年轻时强暴过一个小女孩，一生为这件事良心不安，大概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陀斯妥耶夫斯基向屠格涅夫忏悔的就是一件这样的事。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喜爱忏悔，但也往往表现出来的就是自我解嘲，不关多少灵魂净化的事。陀斯妥耶夫斯基精神的直观能力还是惊人的敏锐，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多处谈到对屠格涅夫小说的看法，就认为屠格涅夫年轻时期的作品可以读，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以后的长篇就没有多少值得读的，在其中，屠格涅夫塑造的人物没有性格的真实力量。其实，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观察是比较准确的。屠格涅夫的思考没有达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彻底性，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这里才真正开始了俄罗斯的哲理小说。
按考夫曼的考证，陀斯妥耶夫斯基1859年就萌发了撰写哲学论著的意图，1864年在《地下室手记》的独白中（一部分7至10章）实现了它。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使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使他完全恢复了基督教的信仰。考夫曼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写作《群魔》仍相当程度地不受基督的影响，在《白痴》中实际上没有任何长老制或希腊教义学说的小说，1870年起，基督教和宗教哲学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生活的看法与东正教长老制说教相吻合，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叙述教义的方式转达了东正教长老们的学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所有他创造的最有兴趣的角色的意见都归属于他。大多数读者都不能区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伊凡所说的宗教大法官的论点，这个角色是由作者憎恨罗马教会酝酿出来的。不能将陀斯妥耶夫斯基与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相提并论。19世纪60年代初，陀斯妥耶夫斯基开始攻击俄国革命，构思了《罪与罚》和《白痴》，想跟革命民主主义者论战。然而贯穿这两部小说的却是对“穷人”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深挚同情，以及对社会的黑暗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直到写《群魔》，陀斯妥耶夫斯基才开始在思想和道德上攻击革命阵营和革命运动。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东正教的情感当然是他的一种基本的精神模式，这在最深的层面决定着他的思考。陀斯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些主人公之所以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都是病态的，这也是一个原因。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具有不寻常、病态的、甚至“带癫痫病”的特征。
《地下室手记》（1864年）被看作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世界思考的集中体现，本来是在卢梭的《忏悔录》的启发下进行的写作，卢梭通过完全的诚实把自己写得很高尚。陀斯妥耶夫斯基以真实的眼光看到的是一个很卑微，很黑暗，很罪恶的世界。考夫曼的分析，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没有任何良好的社会能够解除人的罪恶，角色是传统基督教里的所谓的那种罪恶的人物，但是他既不相信原罪也不相信上帝，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的自我意志并不是罪恶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一个激烈的反犹太、反天主教和反西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善于窥视人的心灵的黑暗面。他不能忽视我们的生存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却不能克服自己的罪恶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虚无主义思想非同寻常地持久，对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这位反专制反农奴制的热血青年，50年代末回到彼得堡之后，逐渐站到了当时的俄国革命阵营相对立的立场上。从维护宗教社会和东正教观点出发，陀斯妥耶夫斯基对废除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感到了憎恶与恐惧。陀斯妥耶夫斯基后来到欧洲旅行，看到伦敦的贫民窟的景象，强烈反感西方文明的表面华美之下的罪恶，陀斯妥耶夫斯基哀诉：神，什么时候给穷人你的白衣？陀斯妥耶夫斯基不相信当时已经兴起的解放运动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他认为，解放运动、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是一种非俄国固有的，人为地从西欧搬去的东西。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的想法，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国人民是格格不入的，在《群魔》这部反对革命运动、反对俄国社会的整个进步阵营的小说中，陀斯妥耶夫斯基反对革命民主主义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无斯基、皮萨列夫，也反对屠格涅夫这样的西欧派。陀斯妥耶夫斯基认为，19世纪60、7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尤其是涅恰耶夫主义，正是滥觞于40年代反对俄国的国粹，力求学习西欧的自由主义。沙托夫的原型是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万诺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赋予沙托夫被颂扬为崇高的东正教思想的体现者，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远胜过“虚无主义者”。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最阴沉也最神秘的一个人物，蔑视全人类，他是病态的、野蛮的，喜欢折磨他人取乐，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这种空虚，最后只有自杀。他身上具有宗教神秘主义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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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1887年2月看到《地下室手记》，有这样的论断：“唯有从这位心理学家那里，可以学到一颗亲近的心灵。唯有从这位心理学家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有关罪犯的心理、奴隶的精神状态、仇恨的本性等方面的知识。” 在《权力意志》（孙周兴译本）中可以看到尼采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读书笔记，同时也有许多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不会看中尼采这样的一些思考，俄罗斯的问题还是东正教的问题，犹太性和希腊精神不是他们真正面对的典型问题，犹太问题在俄罗斯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希腊的精神由于在东正教强大的力量下也不会真正生长出来。这样看来，陀斯妥耶夫斯基对基督的思考还是在东正教内面思考，弗洛伊德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对欧洲精神的贡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癫痫狂，俄狄浦斯情绪，杀父。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传说中的罗马宗教大法官对耶酥基督的一番话，本质上与尼采说的基督教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也区别不大，因为大众需要一种规训的信仰，教会也就是这样来运作的，因为不能把真相说明，否则，将带来世界的混乱，不安全，人是一种这样糟糕的动物，不能对他们信心过高。所以，教会对这样糟糕的大众是必须的。大概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这样的天主教也适于新教和东正教，尽管在罗赞诺夫的分析，认为只有天主教实行了政教合一，新教和东正教并没有实行这样的合一，但在内心是一样的模式。大概在相对健全的社会中，能说的就多一些，宗教信仰不能解决一些人应该去做的工作，应该强化洛克的《政府论》的一些思想。
对陀斯妥耶夫斯基，还是要分析他集中思考的几个问题。
关于虚无主义的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虚无的感觉异常的强烈持久，但决不是尼采的上帝死了，海德格尔后来分析的尼采的虚无主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虚无主义是俄罗斯精神内面的一次事件，主要是对应于俄罗斯的西化改革的一种临界状态，旧的全部翻了一个过，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尽管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是同根，但俄罗斯与欧洲的主导精神还是不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虚无体现了基督信仰内的所有特点，但与欧洲的虚无主义的上帝之死还是根本不同。至少不是面对两希精神的根本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面对的还是俄罗斯西化与回归斯拉夫本土精神的问题。这与中国五四的情况比较相似，只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问题还是欧洲内面的东方-西方问题。索洛维约夫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描绘表现心灵的本质和能力的现象中洞察到了无意识的东西，陀斯妥耶夫斯基通过自我观察获得的与克尔凯郭尔同出一辙。两者都通过个体的人、单个的人寻找真实，都在自我观察中获得最根本的哲学认识和心理学认识。陀斯妥耶夫斯基能在无意识的境地中掌握心灵的运动，并由此出发观察表象、欲求等等的产生过程。这就使他有可能体验和描绘由个性形成前的无意识东西产生的神话。这样的论断也是混淆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不同的出发点，克尔凯郭尔面对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问题。属于德国浪漫派的精神兄弟。陀斯妥耶夫斯基还没有这种先验唯心论的唯灵论。索洛维约夫混淆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俄罗斯精神的个体与德意志唯灵论的先验个体。
列夫•舍斯托夫在《陀斯妥耶夫斯和尼采》（1903年）中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分析是存在主义式阐述的前奏，他认为，人们只是看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关于灾难和衰败的启示录式的幻象，而忽视了他的乌托邦和乐观主义。陀斯妥耶夫斯基发现了超人概念，与尼采对接。舍斯托夫这样的分析也有混淆问题的倾向，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终还是如约伯一样，在信仰中平服了怀疑，在《罪与罚》中的拉斯科里尼柯夫的拿破仑式的超人主要还是一种弱者的哲学，弱小者怎么转化为有控制性力量的强有力的人的权力意志的问题，谈不上是尼采那样的希腊与犹太精神克服基督教的超人观念。陀斯妥耶夫斯基这里存在这样的情况吗？一些人分析的：一种克尔凯郭尔描述的“存在主义的无端恐惧”，试图脱离他本性的规律，完全把自身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能独立地在自己的本质内成就自己。基督教——非上帝——走向更深的信仰。这场有本世纪迸发的一场斗争，为陀斯妥耶夫斯基从最明显的形式上和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在它的精神层面上预料和预感到了。这样的分析多少有很大的正确性，但陀斯妥耶夫斯基是被动性地迎接这样的一种时代精神，这样的论断陀斯妥耶夫斯基由“基督教——非上帝——走向更深的信仰。”肯定是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误解，这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也不可能是他的问题。只有在俄罗斯东正教内面思考这些论断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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