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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8月间，尼采在西尔斯-玛利亚湖边的森林漫步，在一块金字塔状的岩石边停住脚步，相同者永恒复返(ewigen Wiederkunft des Gleichen)思想击中了他，这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尼采在日记中记下这种感受令他企图三次自杀，什么样的心情令尼采多次失去生存的勇气？永恒复返这样的一种透视直观力，令尼采感到了无限的自由，同时也面临毁灭的深渊。尼采发现自己不懈地努力去追寻的目标原来是虚无主义，那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这样突如其来的自由感对尼采来说，好像突然发现了事实的真相，而自己长久在一种虚假的幻像中生活，尼采在此前不就已说过“没有真理，只有解释”这样的话，说明尼采此次在生存的信仰内在性有一种彻悟，以前还仅仅在现象的一个层面说话，这次有本质直观的味道，再也没有什么依附，完全飘起来，阿尔卑斯山六千英尺以上了。
尼采将自己的相同者永恒复返建立在人类的根本的有限性之上，相同者永恒复返和权力意志只是一盘游戏的两个方面，相同者永恒复返说明的是游戏的规则是基本稳定的，权力意志就是游戏的境界是变化无穷的，在历史中的不同时刻，也许最高的境界已经许多次达到了，也许已经无数次达到过了。有些时代整体上达到了游戏的最高境界，有些时代只有个体达到了最高境界。相对来说，这样一些时代，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文艺复兴盛期的意大利、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达到过最高境界，而这些精神的根本规则是由希腊精神决定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与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本质上是同样的精神境界。没有希腊就没有意大利艺术和德国古典音乐的高度。
1881年8月以后，尼采对欧洲精神谱系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梳理，尼采的哲学表面看来是断片性的，实际上是非常系统的，尼采的透视主义是谱系学决定的，尼采的谱系学就是对精神生命类型的本质直观，尼采哲学的一个前提，就是精神形态不可能相互转化，每种精神生命形态本质上只有两种出路：自在自为生长，或消灭。不同精神生命的相互影响是从外面开始的，所以无论精神形态如何复杂地融汇在一起，经过谱系学梳理均可以还原为其源发的纯粹的不同形态。不同生命形态之间引发战争、竞赛，但不会变成对方的形态。尼采的精神的类与个体肉身是二元论关系，但精神不能离开个体肉身，尼采的唯灵论是此岸的唯灵论，这一点，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关系。这些不同的精神形态是怎样出现的，尼采的体系中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所以尼采不谈形而上学的一元论的本体论，只谈多元的源起论，也就是谱系学。从谱系学的系统角度看尼采的格言写作，尼采对欧洲的所有精神谱系进行详尽的梳理，从后来辑成的《权力意志》可以看到，尼采的阅读是很系统的，尼采读到的均是每种精神谱系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一直到北欧和俄罗斯，尼采均有透彻的分析。尼采这样的一种阅读的态度来自谱系学的综合，从这样的角度看，尼采已经回答了欧洲虚无主义问题，虚无主义无非就是游戏的掌控者开始陷入一种奴隶道德的盛期，高贵者道德在这样一个时代全面转入受规训状态，也就是韦伯说的，物化的铁的牢笼成为普遍的现实，怎样将这样的虚无主义克服，尼采的答案就是人类应该调整游戏的开局的状态，人类的主体性应该和高贵道德相结合，除此没有什么走出目前虚无主义状态的良方。韦伯和阿多诺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看法不能完全道尽其本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超人的原型是歌德，尼采设想了一种高贵道德的综合形象来克服欧洲的虚无主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语境是由德国浪漫派和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决定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再来审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发现尼采无非就是说，走出虚无主义，使文化向高度发展也就是综合古代的优秀文化，此外没有什么良方，而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总是带着一些病态，古典的是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核心，浪漫的是基督教的精神核心，具体到德国就是路德教，浪漫主义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说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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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1年往前追溯尼采的思想的发展，1876年是尼采思想的另一个转捩点，在1876年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期间，尼采与瓦格纳决裂，尼采与瓦格纳决裂预示着尼采从德国浪漫派阵营中走出来。从1876年至1881年可以看作尼采的怀疑主义时期，尼采从浪漫派中出来，算是无门无派，尼采此时对科学比较感兴趣，但可以看到尼采并不具有认识科学精神的内在品格，相对于马赫、罗素等人就可以看得分明。尼采此时是一位实证主义者，此间尼采的思想是漂移的，多次产生去研究科学的决心，曾经想成为化学家、物理学家等。《快乐的知识》表达的就是一种实证主义精神，尼采不反对科学，科学是一种令人自由的力量，知识是一种快乐。此时，尼采并没有获得透视欧洲精神谱系的自由的力量，也就是尼采没有一种对欧洲精神的形态的格式塔的透视的直观力。在实证主义时期，尼采表现出来的基本上是一种怀疑、批判精神，还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风格，到1881年产生相同者永恒复返思想，尼采思想风格成熟，但也看不到尼采是一位典型的什么流派，尼采是从浪漫派和古典人文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带有浪漫派和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尼采此后不受限于任何一派，但对话对象还是浪漫派和古典人文主义者。尼采此时对话的对象主要是歌德，尼采实际上开始偏向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精神。这其中就有一个疑问，酒神精神信奉者尼采怎么是一位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信奉者？这恰恰是尼采的最后的精神取向，尼采从德国浪漫派中走出来，投入到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中去，但歌德代表的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作为历史事件已经终结了，尼采是一位什么样的古典人文主义？
尼采1876年前主要是一位浪漫派，主要由于尼采这一时期主要依附于瓦格纳、叔本华、荷尔德林和路德，但尼采此时同时也对贝多芬、歌德和席勒等人感兴趣，但可以看到，尼采与浪漫派精神更为紧密一些。从尼采青年时代的三首曼弗雷德钢琴曲可以看到，尼采受贝多芬、李斯特、舒曼、勃拉姆斯影响，但贝多芬的主题已经被感伤化了，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气质，是舒曼意义上的贝多芬，最多是拜伦意义上的贝多芬。德国近代启蒙运动有两种成熟的精神形态，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和德国浪漫派，路德的德意志的个体性和莱布尼兹的单子是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和德国浪漫派的共同母腹，德国浪漫派和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几乎同时产生，几乎在同样的土壤中产生，精神的元素有很多相同的部分，偏重点有一些不同。德国浪漫派几乎只承认两个精神故乡：古希腊和德意志的乡土；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对欧洲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从尼采的书信可以看到尼采对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从荷尔德林出发的。1875年5月24日，尼采给瓦格纳写信，庆祝瓦格纳的生日，献给瓦格纳的是荷尔德林的诗《德意志之歌》Gesang des Deutschen 的1-12和结尾的53-60行诗句，诗中Delos和Olympia，尼采这里指瓦格纳的拜罗伊特，尼采在引用的诗后写道：“这是可怜的荷尔德林，他说出了所有这些，他经历了比我更艰难的日子，他说出了我们仅仅信任和将看到的一切。”尼采对荷尔德林的情感从“可怜的荷尔德林”这样的关切中可以看到，尼采当时写这样的信的时候，维拉莫维兹在攻击《悲剧的诞生》，导致尼采在巴塞尔的课被回避，尼采经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荷尔德林的艰难时期是更为长久。尼采内心一直崇敬荷尔德林，批判大卫•斯特劳斯的庸人品性时，尼采想到的就是荷尔德林。但可以看到，尼采后来走向了古典人文主义，荷尔德林成为尼采的精神谱系的一个谱系。
从尼采给瓦格纳的书信可以看到，尼采的浪漫主义首先表现为德意志民族本位的立场，尼采1876年前对瓦格纳的理解，瓦格纳是振兴德意志精神的代表，尼采1876年前给瓦格纳写信，称瓦格纳为叔本华的精神兄弟，青年尼采为什么这样迷恋瓦格纳？音乐界人士往往发现，尼采自己的音乐恰恰缺少瓦格纳的元素，尼采自己受李斯特的影响还是非常清晰的，李斯特本质上没有瓦格纳的根，尼采后来说李斯特缺少性格表达的就是从天性的一面和民族性精神的一面，李斯特并不分明，李斯特是系在伟大的德国音乐中的一个表演者。正由于李斯特没有瓦格纳那样的一种病态的魔性，与尼采倒是有一些接近。瓦格纳音乐中的大众性是种族的大众性，具体就是德意志精神中比较狭隘的一面。后来尼采对瓦格纳音乐的诊断是无比准确，但也可以看到，尼采在一种酒神精神的迷狂的迷恋中有很深的瓦格纳的影子。尼采对瓦格纳最后有很深的肯定，如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肯定，在这样的音乐中，尼采会与自己的前苏格拉底的酒神精神对接。至少，尼采在这个领地也是非常彷徨的。人性的提高怎样在非人性的酒神精神中寻求力量，这是尼采最后最为困惑的问题，这一方面，尼采的条顿性格与瓦格纳是非常接近的。这里可以追问尼采：非理性中也有高和低、好和坏之别，酒神由日神显现，低的力的谱系怎样给高的显现谱系提供动力，在这样的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面，尼采也受到自身精神的局限，尼采精神中有很大的条顿的原始成分。这是尼采一个部分，不能掩盖尼采的主流。
瓦格拉写了基督教神秘剧《帕西法尔》，尼采这时认为瓦格纳为什么不把路德、腓特烈大帝当歌剧主角，路德此时在尼采心中是民族英雄。尼采对路德教的情感可以从尼采的书信中见到，尼采1875年2月28日，在巴塞尔给罗得写信，告诉罗得他们的朋友罗姆德Romundt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并准备在德国当一名天主教牧师，尼采无法接受，对罗得说你听到这个消息不要从椅子上跌到地下，尼采接着说：“我们善的，纯粹的，新教的空气啊！直到现在我才如此强烈感到自己最内在的依赖于路德的精神。”从尼采1879年的书信中，看到尼采开始批判路德，尼采1879年10月5日致信彼得•加斯特，对路德有这样的论断：“亲爱的朋友，至于路德，我有很长时间不能说对他有什么真心诚意的尊敬了：他的大量材料对我产生了副作用，雅各布•布克哈特让我注意这些材料。我现在提及雅森的《德意志民族史》卷2，仅仅今年才出现的（我有一个抄本）。这里，就这一次，不是一个新教历史意义的伪造问题，我们已经被教育去相信的新教。此刻对我来说，问题仅仅在于由于南北国家的不同才让我们更喜爱路德，作为一个人，路德相应于伊格内修斯•罗耀拉。路德丑陋的，傲慢的，暴躁易怒的滥用的嫉妒—他不将愤怒的唾沫吐到某人身上就不会罢休—已经让我很厌恶他。”路德在尼采心中是什么形象？尼采在1871-1872年的《悲剧的诞生》中对基督教保持了敌意的缄默，尼采此时又说自己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派，路德的精神是自己最深的精神。尼采理解的路德是一位悲剧精神的体现者，还是一位虔诚的新教改革家？这其中可以看到尼采对路德的情感的特点。尼采在1875年的书信对路德和荷尔德林的情感来看，尼采1875年是一位路德主义者，也是沿着荷尔德林道路前行的浪漫派，但尼采没有一种固定的乡土观念，尼采的浪漫派不是如荷尔德林有一个故乡，有真正的大地，尼采的浪漫派精神充其量就是德意志本位，尼采此时没有深入到浪漫派的大地之下，也没有达到对浪漫派的超越，可以看到尼采不是一位典型的浪漫主义者，更不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可以看到，尼采总体上更加具有无根的性格，由于具有惊人的敏感，对时代的精神气质又有敏感的感应。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论断也就是说明了这一点。1876年，尼采与瓦格纳的决裂看到，尼采开始发现了南方，实际上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古希腊罗马，尼采开始对德国浪漫派有一个反思，尼采开始对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理解更多一些。尼采之所以成为尼采得益于发现了斯宾诺莎，借助于与斯宾诺莎的内在对话，尼采悟到了相同者永恒复返的道理，尼采才超越了浪漫派，也获得了对欧洲精神的本质直观的能力。到1881年8月悟到相同者永恒复返思想时，尼采对整个德国和欧洲的精神谱系有一个彻底的理解，尼采从对各种精神谱系的依赖中走出来，达到彻底的自由，尼采才获得了凌厉无比的透视能力，尼采在此之前，精神还是不自由的，1876前还过多依赖德国浪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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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歌德有矛盾的态度，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写道：
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复归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来克服18世纪的巨大尝试，该世纪的一个自我克服。……他求助于历史、自然科学、古代以及斯宾诺莎，尤其是求助于实践活动；他用完全封闭的地平线围住自己；他执着人生，入世甚深；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相互隔绝（与歌德意见正相反的康德，用一种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烦琐哲学鼓吹这种隔绝）；歌德塑造了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他不再否定。……然而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来命名他。
尼采在《权力意志》1887年秋的读书笔记中，对歌德的分析：
对黑格尔的思想方式与歌德的思想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听听歌德关于斯宾诺莎的谈论。要把万物和生命神化的意志，以便在自己的直观和论证中获得安宁和幸福；黑格尔处处见出理性——在理性面前，人们不能屈从，不能满足。在歌德身上有一种近乎欢乐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不事反抗，不知疲乏，力求从自身中构成一种总体性，那是一种信仰：相信惟有在总体性中一切才能得救，才能显出善良和合理。
尼采对歌德的赞许的同时，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对歌德有这样的认识：
当我们检查文克尔曼和歌德为自己所形成的“希腊的”这一概念，并且发现，它与生长出酒神艺术的那种要素——酒神祭——是不相容的，……歌德在原则上把这类荣誉感从希腊心灵的可能性中排除出去了。结果，歌德不理解希腊人。因为只有在酒神秘仪中，在酒神状态的心理中，希腊人本能的根本事实——他们的“生命意志”——才获得表达。希腊人用这种秘仪担保什么？永恒的生命，生命的永恒回归；真正的生命即通过生殖、通过性的神秘而延续的总体生命。所以，对希腊人来说，性的象征本身是可敬的象征，是全部古代虔敬所包含的真正深刻意义。
尼采对歌德的酒神精神的认识为什么出现不同？尼采为什么一方面说歌德不懂希腊，歌德不理解酒神精神；另一方面又将歌德作为超人的原型，酒神精神的代表？《偶像的黄昏》是尼采最后时期的作品，尼采对歌德的这一个观点延续了尼采在《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的歌德认识。尼采在《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中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歌德关注的是亚历山大时代的文化，歌德和文克尔曼看到的“希腊人的乐天”、“希腊人的沉静”，其实已经是希腊精神衰败的征象，所以，歌德不懂古希腊。歌德只理解亚力山大时代的希腊，这种文化直接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悲剧观：
酒神祭之作为一种满溢的生命感和力感，在其中连痛苦也起着兴奋剂的作用，它的心理学给了我理解悲剧精神的钥匙，这种情感既被亚里士多德误解了，更被我们的悲观主义者误解了。悲剧远不能替叔本华意义上的所谓希腊悲观主义证明什么，相反是它的决定性的否定和抗议。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己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泄泻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
尼采的性的观念是柏拉图和基督教的反学说，尼采以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解说Eros的相反方向理解Eros，也反对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原罪观的性观念，对性的无罪感大唱赞歌。尼采的性的观念中的积极方面在什么地方？这里不能将尼采的性的观念对应于弗洛伊德的文明即压抑的观念，弗洛伊德的文明与压抑的思考只是尼采的一个方面，福柯诊断弗洛伊德的压抑观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出来的，其实也是尼采的观点。歌德的身体观念中没有稳定的压抑与反压抑结构，浮士德精神只承认有限性和有限性带来的毁灭，这样的毁灭与尼采的希腊悲剧命运观不悖，《浮士德》中新教精神与希腊精神的结合生下了拜伦，也没有获得在大地上繁衍的生命力，用来预示尼采的命运也是恰当的。这里，尼采存在矛盾，尼采从高度文明化的角度来考察歌德就是酒神精神的代表，从酒神祭的超文明的角度认为歌德不懂酒神精神。尼采认为歌德不理解酒神秘仪中的性的观念，仅就歌德和酒神秘仪的关联这一个角度认为歌德不认识希腊酒神这样一幅非人和超人的面孔。酒神秘仪不代表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全部界定。尼采是从路德新教精神中走出来的，尼采不可能完全达到对性的超善恶的感觉，尼采对酒神秘仪的赞歌，只能是一种反新教的新教道德。比较尼采和瓦格纳的关系可以比较清晰看到尼采的两面性：尼采的德国浪漫派的气质与瓦格纳相通，尼采批判瓦格纳就是批判自己；尼采的德国古典人文主义气质，从这个方面，尼采认为歌德是自己的酒神精神的代表；尼采关于酒神秘仪的性的观念就是尼采这两方面矛盾的表现。
尼采的性的理解，德里达界定的本能造反逻各斯，身体Leib中有一个纯粹的本能的动力层面，没有面孔、没有罪感的层面，是文明的根本动力，痛苦、毁灭、牺牲在这里得到生命的庆贺，剧痛是伟大的风格的刺激剂。尼采伟大风格的音乐也就是宣扬这样的精神：
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音乐”和伟大的风格：
——艺术家的伟大，不是依据他所激起的“美丽情感”来衡量，因为女人才相信这种情感，而是依据他接近他能够创造这种伟大风格的程度来衡量。这个风格和伟大激情的共同特点乃是不满足；它忘掉了说服，这发号施令，它想要……主宰那样的混乱局面；把人们的混乱局面强化为形式：用合乎逻辑的、简单的、明白无误的数学法则——这是伟大的野心。——人们用它作为拒斥的手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对这种强者的爱。——因为，在他们周围遍布着荒漠，沉寂，对伟大罪行的恐惧感……一切艺术都认识有志于这种伟大的风格，为什么在音乐中没有他们呢？价值乃是人所能同化的强力的最高值——人，不是人类！人类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手段。这里指的是一种类型的人：因为人类只是试验材料，是败类的无比过剩：瓦砾场。（《权力意志》，（1888年3-6月））
尼采的矛盾看到了尼采对文明现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第一个方面，尼采是一位高度文明化了的现代人，尼采不反对启蒙，尼采反对启蒙运动中的教士道德的变种，现代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卢梭和康德，尼采以歌德和伏尔泰来肯定自己的一种现代文明态度，欧洲社会走出虚无主义也只有是歌德和伏尔泰这样的文明态度。也可以看到，尼采对现代酒神迷狂的一种认识，尼采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生产出了人的非理性，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的人类的非理性力量的强度是以前社会不能相比的，如果要平衡当下社会的酒神精神就应该有更强有力的阿波罗精神，文明达到古典的尺度，需要对当下的非理性力量有足够的估量。尼采不是反启蒙的，尼采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初期对人性认识的不足，人性的非理性欲望是资本主义初期的思想家们远远没有充分估量到的，并不是启蒙有什么错，而是启蒙对人的复杂性没有作出应当的反应，盲目乐观了，尼采不是反对启蒙，而是反对启蒙远远不够，尼采从没有反对具有高度人性的代表，尼采对贝多芬有微词，就是贝多芬还不够丰富，但也可以看到，如果贝多芬如歌德那样的意大利化，贝多芬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的伟大。尼采只承认资本主义运动中的高贵精神的主流形态，反对灵肉分离，反对分割，反对工具理性，尼采感到要在当下的工具理性运行的时代回复古典的尺度，需要非常漫长的时期，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相同者永恒复返需要这样。尼采的思索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尼采已经洞察了现代性的命运及其未来形态。尼采认为，资本主义市民道德是基督教道德的世俗化产物。尼采反现代性就是反现代人对自己的有限性没有清醒的反思，现代性建立在对一种盲目的无限性追求之上，所以，现代性是一种恶的无限性。尼采思考精神的限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罪性问题，罪性就是人的有限性问题，德国古典人文精神总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有限性的充分理解之上，所以，德国古典人文精神获得了尺度，获得了自由从容创造的心境，获得了可能最大的至善。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罪性，谁也不可能在现世达到无限，对无限的一种现世的律令就是欺骗，因为这样的要求容易走向极端的非人性。尼采强调人的有限性，就是要对人自身的局限性有清醒的反思，在这样的前提下，将人在有限中的无限激发出来，达到既能够具有阿波罗精神的节制、虔敬、尺度、自知，同时也将酒神的创造力释发出来，保持文化的伟力。
第二个方面，人类是权力意志的主体也是客体，强者应该成为统治者，强者的原型是希腊诸神，在这里毁灭是游戏的伴随性事件，尼采在这里既是历史的真相的揭示者，也是暴力的鼓吹者，暴力可以达到精神的圣化，为了强力而强力，为了坚韧而坚韧，为了无限而无限，为了自由而自蹈死境，在绝境中试炼意志的坚韧，自我的控制力，自我蔑视的力量。酒神在毁灭中返乡。从这样的角度，歌德太文明化了，歌德的精神中有一个假面，将一切的酒神的生命力的直接的毁灭性力量阻挡在这层假面的外面，歌德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从既定的文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歌德是文明世界的漫游者，不是一位第一线的生产者。歌德的透视力又是如此的全面，尼采对歌德的批判之后又不得不回到与歌德的对话中来。尼采思考欧洲走出虚无主义的良方，也只有歌德这样的方式，尽管需要在歌德的精神中综合进一些歌德没有能够综合的部分。这样，歌德不理解古希腊，但歌德又是尼采酒神精神的代表。这里需要追问，尼采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悲剧精神是否是尼采对付现代市民社会的一种观念虚构？尼采用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悲剧精神批判苏格拉底的市民道德和现代市民道德的代表康德，尼采不反对文明的向上积累，所以不反对歌德，歌德是对十八世纪克服的尝试，对当下社会的克服的尝试该如何进行？歌德的否定精神是否需要拓展？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悲剧精神用来界定现代人性的非理性的部分是尼采的一个假设，也是一种尝试，瓦格纳的酒神精神只是这种尝试中不成功但也是典型的范例，尼采肯定其意义，尼采也身罹其病，当作为一种高度的成熟的未来的日神精神的体现者，瓦格纳绝对是失败的类型，尼采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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