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成产生现代德国的神话，使得现代德国有了一种日耳曼式世界观，以致希特勒和纳粹党不无理由把它接过来据为己有的，不是瓦格纳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伟大的歌剧。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美] 威廉·夏伊勒 著
董乐山 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20年5月版
但是除了历史以外，希特勒还从哪里得到了思想上的启发呢？他在德国国内外的反对者不是太忙，就是太笨，没有在尚不太晚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却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兼收并蓄地汲取了19世纪德国思想家各种各样不负责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希特勒都是从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这样糊涂的冒牌哲学家或者他那醉醺醺的诗人朋友迪特里希·埃卡特那里拾来的牙慧，却以一个初入门者的满腔热情来奉为至宝。更糟糕的是，他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行。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萦绕在希特勒脑际的这些思想是些什么思想：对战争和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认为雅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视；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蔑视。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独创之见——虽然实行这种思想的方式后来证明是他的独创。这些思想来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个世纪内支配德国思想界的一批无奇不有的学问渊博然而头脑有失平衡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思想不仅对德国人，而且对很大一部分人类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毫无问题，在德国人中间，曾经出过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最崇高的一些人物——诸如莱布尼兹、康德、赫尔德、洪堡、莱辛、歌德、席勒、巴赫和贝多芬等——而且他们对西方文明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正好与从俾斯麦一直传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鲁士德国的兴起同时，在19世纪开始占优势的德国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费希特和黑格尔，后来是特赖奇克、尼采、理查德·瓦格纳，以及一批较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后者这些人物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个古怪的法国人和古怪的英国人。这些人终于造成了德国在精神上与西方的分裂，这种分裂状态至今还没有弥补过来。
1807年，普鲁士在耶拿屈辱地被拿破仑击败以后，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开始在他担任哲学教授职位的柏林大学的讲坛上发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书》。这些演讲深深地激动了和鼓舞了一个陷于四分五裂的战败国家的人民，它们的响亮回声即使到了第三帝国时代仍旧隐约可闻。对于战败国的意气沮丧的人民来说，费希特的教导是一种醉人的烈酒。在他看来，拉丁民族——特别是法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腐朽种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兴的可能。他们的语言是最纯洁、最与众不同的。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它将由一批为数不多的社会精华来领导，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性质的道德观念的约束。这些思想就是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希特勒写在他的《我的奋斗》中的一部分思想。
费希特1814年逝世后，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座由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继任。黑格尔是一个思想敏锐、观察深刻的人，他的辩证法启发了马克思和列宁，因此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把国家颂扬为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为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就是一切，或者几乎就是一切。他认为国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伦理概念……伦理思想……认识和思维本身的体现”；国家“对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的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做国家的一分子……因为世界精神的权利是超越一切个人特殊权利的……”
黑格尔（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其时代晚于康德，是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么个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里呢？黑格尔答复说：“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帝国。”他宣称：“幸福的时期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在黑格尔看来，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任何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都不得影响至高无上的国家或领导国家的“英雄”。“世界历史占有一个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能与世界性—历史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冲突。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它们……这样强大的一种形式［国家］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它的前进道路上的许多东西。”
黑格尔预料德国在恢复了它的天赋才能以后就会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他预言，“德国的时刻”将会来到，它的使命将是振兴世界。谁如果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像马克思一样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灵感的启发，哪怕这是经别人之手而得来的。尤其是，黑格尔在他关于“英雄”——那些由于神秘的天意而命中注定要执行“世界精神的意志”的伟大人物—的理论中似乎就以他自己的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结尾时就会谈到。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是稍后来到柏林大学的。从1874年起一直到他在1896年去世时为止，他一直在那里担任历史学教授，很受学生欢迎，讲课时座无虚席，热情的听众中不仅有学生也有参谋总部的军官和容克官僚。他在19世纪末期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一直存在到威廉二世的时代，甚至一直到希特勒的时代。他虽然是萨克森人，却是个竭力主张普鲁士化的人。他比普鲁士人更加普鲁士化。像黑格尔一样，他也颂扬国家，视之为至高无上，但是他的态度更加粗暴：人民，臣民，在一个国家里不过是奴隶而已。“只要你服从，”他宣称，“不用管你怎么想。”
在宣称战争是人类的最高自我表现方面，比起黑格尔来，特赖奇克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看来：“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的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他认为：“盲目追求和平……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思想和道德的耻辱。”
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
尼采像歌德一样对德国人民评价不高，而且在其他方面，这个狂妄自大的天才的一些言论也与19世纪德国沙文主义思想家有所不同。的确，他认为，包括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德国哲学家都是“不自觉的骗子”。他嘲笑“康德老头儿的塔杜夫作风”。他在《瞧，这个人》中写道，德国人“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多么卑鄙”。他的结论是，“凡是德国力量所到的地方，它都要破坏文化”。他认为，世界上所以存在“奴隶道德”，基督徒同犹太教徒同样要负责；他从来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他有时担心普鲁士的前途，在他晚年发疯之前，甚至怀有欧洲联邦和世界政府的思想。
尼采（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
但是我认为，在第三帝国生活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尼采的影响有深刻的印象。正如桑塔亚那所说，他的著作中可能充满了“愉快的蠢话”和“孩子气的咒骂”。但是纳粹文人还是乐此不疲地颂扬他。希特勒常常到魏玛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大事宣传他对这个哲学家的尊敬，让记者拍他出神地瞻仰这个伟人半身像的照片。
把尼采当作纳粹世界观的创始者之一是不无理由的。这个哲学家不是曾经用尽其精辟的警句格言，来大力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宣传权力意志，赞美战争，宣布主宰种族和超人的来临吗？几乎在任何想象得到的问题上，一个纳粹党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话，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
关于基督教教义：“是最大的不幸，是最重大的根本错误……我称它为人类无法洗雪的污点……这种基督教教义不过是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说教。”
关于国家、权力和人类的丛林世界：“社会一向认为美德不过是取得力量、权力和秩序的手段。国家［是］有组织的不道德……［是］打仗、征服、报复的意志……社会无权仅仅为其本身的缘故而存在，它只能充当下层建筑和脚手架，为让精选的种族得以借之上升，担负更高的责任……所谓生活权利、工作权利、幸福权利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人类同最低贱的蛆虫没有区别。”
他颂扬超人是肉食猛兽，“杰出的金发碧眼野兽，虎视眈眈地等待扑向猎获物和胜利”。
那么战争呢？在这个问题上，尼采采取了19世纪大多数其他德国思想家的观点。这位哲学家用《旧约》那种洪亮的语言来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在书里面喊道：“你们爱和平应以它作为新战争的手段，爱短期和平应胜过长期和平。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你们说，和平是甚至使战争也变成神圣的事业？我对你们说：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成神圣。战争与勇气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
最后，尼采还预言未来的社会精华人物将统治世界，超人将由此产生。在《权力意志》一书中，他宣称：“一个大胆的统治者种族正在加强自己……目的应该是为在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赋最厚的一种特别强壮的人准备根据新的原则估计价值标准。这种人和他周围的精华人物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德国最有独创之见的一位思想家的这种狂言大语，在希特勒的混乱的头脑中一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总而言之，他把这些狂言大语——不仅是这种思想，而且连这位哲学家的过分夸张的癖好，甚至他的措辞——都据为己有。“地球的主人”是《我的奋斗》中常见的话。希特勒最后认为自己就是尼采所预言的超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凡是要想了解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的人必须了解瓦格纳。”希特勒常常这么说。这可能是基于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某种误解，因为，虽然理查德·瓦格纳像希特勒一样对犹太人怀有一种疯狂的仇恨，深信他们要用金钱来统治全世界，虽然他蔑视议会制度、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追求物质利益和庸俗习气，他也热烈地希望德国人能够“以他们特殊的天赋”“成为世界的改造者，而不是统治者”。
瓦格纳（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德国作曲家、剧作家，以其歌剧闻名
不过，促成产生现代德国的神话，使得现代德国有了一种日耳曼式世界观，以致希特勒和纳粹党不无理由把它接过来据为己有的，不是瓦格纳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伟大的歌剧。这些歌剧生动地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它那英雄式的神话，它那战争的神和勇士，它那恶魔和巨龙，它那流血格斗和原始的部族礼法，它那宿命观念，它那以爱情与生命为光荣、以死亡为高贵的观念。
希特勒从早年时代起就崇拜瓦格纳，甚至在他濒死的时候，在俄国前线附近大本营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他的天下开始崩溃和他的雄图化为泡影的时候，他还喜欢回忆他听到瓦格纳的伟大作品时的一切情景，回忆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回忆他从拜罗伊特音乐节、从无数次访问这位作曲家的故居幻想和平之屋时所得到的灵感。在这所故居中，作曲家的儿子齐格菲·瓦格纳和他的英国出生的妻子温尼弗雷德仍住在那里，她有一个时期曾是希特勒所敬重的朋友。
“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莫大的愉快！”1942年1月24—25日夜里，在德军第一次在俄国遭到惨重失败后不久，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地下防空洞中同他手下的将领和党内助手（其中有希姆莱）谈话的时候曾经感叹地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防空洞外面，遍地白雪皑皑，寒冷彻骨，这是他最痛恨和害怕的两个因素，也是造成这次战争中德国第一次军事失利的两个因素。但是在暖和的地下防空洞中，至少在这个晚上，他脑子里想到的是他的生命的伟大灵感泉源之一。
“我还记得，”他说，“我第一次踏进幻想和平之屋时的感情。说我受到了感动，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于万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从来总是支持我的，甚至齐格菲·瓦格纳。我同他们都很熟，相互直呼名字。我爱他们一家人，我也爱幻想和平之屋这所房子……拜罗伊特音乐节的那十天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一想到我将来总有一次重访这个圣地，我就非常高兴……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结束后那一天……我感到非常悲哀，就像你把圣诞树上的装饰卸下来的时候一样。”
虽然希特勒在那个冬夜的独白中一再说，在他看来，《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是“瓦格纳的杰作”，但是为德国，特别是为第三帝国提供这么多的原始日耳曼神话的，还是那部了不起的《尼伯龙人的指环》，这是连续性的四部歌剧，取材于日耳曼民族伟大的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作曲家为了这部作品花了二十五年的心血。一个民族的神话往往是那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高级和最真实的表现，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再确实不过了。谢林甚至认为：“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曾经用现代语言写过《尼伯龙人之歌》的当代诗人马克斯·梅尔宣称：“人本主义希望希腊诸神对我们的文化发生深刻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很少了……但是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中！”
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布伦希尔德和哈根都是许多现代德国人喜欢引以自喻的古代神话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就是同他们一起，同这个野蛮的、多神的尼伯龙人的世界一起，一个尔虞我诈、暴力横行、血流成河，最后以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告终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主义的世界，在沃坦历经盛衰之后纵火焚烧瓦尔哈拉时，在一场自我毁灭的狂乱中化为烈焰，同归于尽。这种毁灭，一直使德国人的心灵着迷，一直使他们在精神上满足了某种渴望。
这些英雄人物，这个原始的巨人的世界，用梅尔的话来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灵中”。在这种德国人的心灵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明的精神与尼伯龙人的精神的斗争，而在本书所涉的时期里，后者的精神似乎占了上风。1945年，希特勒企图与沃坦媲美，一手造成了德国的毁灭，想使德国同他一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烈焰，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瓦格纳是个有惊人天才的人，是个气魄雄伟的艺术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上述几点。《指环》歌剧中的冲突，常常围绕着贪图黄金这个主题，作曲家把这一点同“现代资本主义悲剧”相比，并且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它消灭了自古以来传下来的一些美德。尽管他的主人翁都是异教徒，但是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对基督教教义感到绝望。他对犯了错误的自相残杀的人类还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但是希特勒说，要了解纳粹主义，必须先了解瓦格纳。这话并不完全是错的。
瓦格纳曾先后与叔本华和尼采相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虽然尼采后来与瓦格纳发生了争吵，因为尼采认为瓦格纳的歌剧，特别是在《帕西法尔》中，表现了太多的基督徒的克制。瓦格纳在他长寿多事的一生中，结识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人，这两个人对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之所以有重要意义，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对他个人的影响（固然其中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因为正是他们的影响，使德国人的思想导向第三帝国的出现。
这两个人，一个名叫约瑟夫·阿蒂尔·德·戈比诺伯爵，是个法国文人兼外交官，一个名叫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是有史以来英国最大的怪人之一。
不过话得说在头里，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江湖骗子。他们两个人都是博学多闻、游踪极广之士。但是他们两人都创造了极为荒唐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除了德国人是唯一例外，没有人（甚至他们本国的人）加以认真对待过。但是在纳粹党人看来，他们的颇成问题的理论却成了福音书。说张伯伦是第三帝国的精神上的创建人，也许并不过分夸张，因为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希特勒的追随者这么说。这个古怪的英国人把日耳曼人看成是主宰种族，是未来的希望。他崇拜理查德·瓦格纳，最后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他起初拥戴威廉二世，继而拥戴希特勒，他是他们两个人精神上的导师。在他的怪诞的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竟认为，这个奥地利下士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走出荒野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或者说有任何上台希望之前很久的时候。因此希特勒把张伯伦看成一个先知并非偶然，后来事实证明张伯伦的确是个先知。
在这两个人的著作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在种族问题和德国的命运问题上把一种疯狂思想灌输到德国人心中呢？
戈比诺的主要贡献是1853年到1855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集《人种不平等论》。说也奇怪，这个法国贵族在皇家禁卫军当过军官以后，却以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内阁的秘书长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托克维尔是《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著名作者，曾在1848年担任过很短一个时期的总理职务。戈比诺后来到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去当外交官，他的种族不平等理论是从他同德国人的接触中，而不是从他同托克维尔的接触中形成的，不过他曾经承认，他写这部著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的贵族祖先的优越性。
根据戈比诺在这部作品中给汉诺威国王所写的献词，在他看来，历史和文明的关键是种族。“历史上一切其他问题都受种族问题的支配……各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说明各国人民的命运的整个情况。”主要人种有三个，白种、黄种、黑种，其中以白种为最优越。他认为：“历史证明，所有文明都起源于白种人，没有白种人的合作，任何文明都不能存在。”而雅利安人是白种人中间的明珠，“这一光芒四射的种族，是白种人中间最高贵的种族”。他们的起源，他一直追溯到中亚细亚。
不幸的是，据戈比诺说，当代的雅利安人同一些劣等种族混血通婚，这在当时的南欧就可以看到。但是，在西北方面，大致上沿着塞纳河向东到瑞士的一条线以北，雅利安人虽然远远谈不上非常纯粹，但仍旧是一个优秀的种族。他们包括一部分法国人，全部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低地国家的人民，莱茵河流域和汉诺威的人民，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民。戈比诺似乎把住在这条线以东和东南的大部分日耳曼人排除在外了，这一点，在纳粹党人提倡他的学说的时候，马马虎虎地掩饰过去了。
即使如此，在戈比诺的心目中，日耳曼人，至少是西部日耳曼人，也许仍然是雅利安人中最优秀的，这一点纳粹党人并没有加以掩饰。他发现，凡是日耳曼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带来了进步。甚至在罗马帝国中也是如此。征服了罗马人和击溃了他们帝国的所谓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对文明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贡献，因为到4世纪的时候，罗马人比退化的杂种好不了多少，而日耳曼人相对来说，却是血统纯粹的雅利安人。他宣称：“雅利安种日耳曼人是强大的种族……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戈比诺的思想，在德国很快被接受过去。1876年，瓦格纳在这个法国人已届晚年（他于1882年去世）的时候认识了他，热情地提倡他的学说，不久之后，德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戈比诺协会。
（本文摘自《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威廉·夏伊勒是美国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曾供职于《芝加哥论坛报》、《先驱论坛报》、环球通讯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他曾在欧洲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目睹纳粹德国兴起和衰亡的全过程。战后，夏伊勒结合亲身经历与大量第三帝国原始档案，创作出《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柏林日记》《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等十余部历史作品。他被认为是“能将活着的证人与史实结为一体”的非凡史学家。
译者简介：
董乐山（1924—1999），翻译家、作家、美国文化研究者。曾任新华社翻译、审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等职。主要译作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合译）、《一九八四》、《巴黎烧了吗？》、《西行漫记》等。
内容简介：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是威廉·夏伊勒富有盛名的代表作，自1960年出版以来，始终是全世界读者获得史学通识教育、了解第三帝国历史的首选读本。它起源于夏伊勒在欧洲和纳粹德国生活的真实经历，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缴获的德国文件、德国军官和文官的审讯记录和证词、幸存下来的日记和回忆录。夏伊勒根植于海量历史文献，以无所不包的视角，呈现出纳粹党兴起的历史渊源和掌权过程、德国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的转折等历史场景。书中描绘了纳粹德国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行动的制定过程与行为细节，生动地塑造出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刺杀希特勒的军官施陶芬贝格、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和丘吉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一大批地位、性格迥异的正反面人物，不仅忠实还原了历史事件，更对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展示与挖掘。夏伊勒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能为写作者使用，这促使他无论如何都要写下这段历史。夏伊勒以亲身经历的独特视角、新闻写作练就的出色文笔，以及对素材的深耕细读，为这部历史著作注入了生动而真实的生命力。
来源：一枚石头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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