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化(2)

上图为中国第一家外商电讯机构——大北电报公司的发报间，

下图为清末年画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外国先进的技术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也改变着传统观念和意识。

　　二、怎样看所谓中学西学之争

　　解放后有一个时期中学、西学之争好像比较少了，我以为这个问题应该已成为过去，无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了。中学不代表真理，西学也不代表真理，中学有正确和谬误，西学也有正确和谬误，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西学之争又冒了出来，我不知道当时所争论背后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它的语境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按我个人的理解，学问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西之分，而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先后之分。

　　例如毕达格拉斯定理，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也发现了，我们不能说这个定理是中学，不是西学，或者反之，是西学而不是中学。再扩大一点，比如说几何学。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欧几里德是希腊的数学家。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是明朝末年天主教传教士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并没有理由说几何学就是希腊学，尽管欧几里得是希腊人，而且严格地说几何学起源也不是希腊，而是埃及。你也不能说几何学是埃及学，它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虽然在某个历史点上它最早出现在埃及或希腊。

　　像这种的例子太多了，再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中国古书《周礼》就有记载，一个轮子长度和它的直径比例是3：1,在西方也有这个说法，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最早有这个说法就说它是中学，也没有理由说这一发现最早是在西方出现，我们就把它叫西学。只要你会做车轮，经过长期制作的经验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知识，就是车轮的长度和直径的比例大约是3：1的关系，这个数据可以不断写下去，这无所谓中学还是西学。这个规律总会最早被某个人发现，可是不能说他就有独占权、垄断权或者专利权。真理作为人类普遍的知识，并没有专利权，哪个民族都没有专利权。虽然它因为某种原因，在某一个地方被某个人最先发现，但那是由历史的条件所制约的，并不能说这就是什么民族或什么人的专利。我们知道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就是牛顿的体系，这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用的体系，虽然它有一定的范围，可是我们基本上还在一定的范围用牛顿的原理。牛顿是17世纪末英国人，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经典物理学就是英学。我们知道，牛顿体系最大的成就不是在英国，而是在18世纪的法国，法国出来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他们叫分析学派，他们把牛顿的体系发扬光大了。而且这里还有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对于启蒙运动、对于法国革命有非常大的贡献。科学也必然也会影响到政治，所以这一点并不稀奇。我们没有理由说牛顿体系是英学，也没有理由说经典物理学是法学。我们知道全世界物理学家都做出了贡献，包括中国的物理学家也做出了贡献。

　　科学追求真理，真理是普世的，它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亦然。马克思是德国人，但是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我们学的是德学。马克思晚年是在英国度过的，他的著作是在英国写出来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马克思理论就是英学，那仅仅是由于某种历史条件，使得这种学问最初出现在这里，并不是说这是你的专利，别人就学不了，或者是学也学不好。很多年前我听一个前辈数学家讲到，代数学里的三次方程是中国的贡献，他说元代中国人对三次方程就有非常了不起的理解，那时候西方还没有。当时黄河泛滥，泛滥的时候就要筑堤防洪，筑堤一个土方就要有长、宽、高3个维，这就发展了三次方程。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中学，因为这个知识西方也可以有。意大利两位代数学家发现了三次方程、四次方程的通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通解就是意学。所以科学应该是人类普遍共同的财富，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专利。

　　所谓的“仁义道德”就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才有吗？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圣经。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市场的，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叫作曼彻斯特学派，但这并不是曼彻斯特的特权，也不是英国的特权。一直到今天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理论还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学校学习，你要研究自由市场就要学习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出发点是假设人的自

　　私，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的利润，这构成一个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操纵市场。其实亚当斯密并不是一个专门宣传自私自利的人，他的自由市场是假定你在自由市场里面，那么经济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但是亚当斯密本人是一个伦理学的教授，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是教伦理学的，是讲道德学的，《道德情操论》就是他当年的讲稿，现在也有中译本了。所以不能一提自由市场就只是唯利是图，西方也不光是唯利是图，亚当斯密其实也是在讲伦理道德的。又如近代古典哲学大师康德，他的第二批判是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道德的。西方也不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当然也有不讲仁义道德的，中国几千年讲仁义道德，但看鲁迅写的《狂人日记》，什么仁义道德，背后都是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学就是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中学、西学之争，争的乃是背后现实的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学术上的真理不分中西，无所谓中学、西学。

　　这一点也许我的想法不太合时宜，也许有很多人不接受这一点，但我的看法是：学作为学问或学术来说，无所谓中西，只是有先后，有精粗，有高下之别。比如说康德讲的道德和孟子讲的道德相互可通，孟子讲义，康德也讲义，可是康德讲的义比孟子更深刻。原因很简单，康德是18世纪的人，那个时代后于孟子的时代，所以应该比孟子写得更深刻一点。所以我们说学有精粗之分，也有高下之分。比如说牛顿的体系，我们说那还是古典体系，现在的物理学体系比牛顿又高出一个层次，现代的许多原理是牛顿预料不到的，牛顿都是决定论。大家一开始学的都是初等的，然后可以学高等的，再进一步还可以有更高的，所以学问有高低之分，有精粗之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古代西方认为全世界的东西，都是四钟元素构成的——土、水、火、气，中国学说则是五行——物质世界都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有的中医理论就是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学问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是谁先进就学谁的。任何学问或知识都不是某一个民族先天所独有或后天独占的。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都不归某一个民族垄断，某一个国家垄断。

　　在这方面人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学习先进的东西，可是在这一点，由于当年的统治者的愚昧，所以中国大大晚了一步。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有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叫谭嗣同，谭嗣同是参加戊戌变法的，后来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头，谭嗣同写了《仁学》，他把“仁”作为世界的本质。他说仁统天地，仁统宇宙，仁就是世界的本体。我们知道19世纪以前，科学家们都认为宇宙有一种东西叫以太，它是弥漫在全宇宙无所不在的，它是普遍的介质。谭嗣同就把这个观点拿来，说仁就是以太，是弥漫在世界上无所不在的。19世纪70年代，就有两位科学家反复做了实验，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以太，以太是一个假观念，是一个伪观念。像这些观念，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仁”是中国固有的，“以太”是从西方搬来的，你说谭嗣同的《仁学》是中学还是西学？

在17世纪以前，西方还有一个信条，叫做“自然畏惧真空”，即大自然是惧怕真空的，所以大自然没有真空，但是后来科学家们进行了实验，证明真空是存在的，就把过去错误的信条给打破了。过去无论是在中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个观点认为日月星辰都是围绕大地旋转的，这也符合我们眼睛看到的事实，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每天看到日月星辰围绕大地转，大地似乎是不动的。但是经过哥白尼的革命之后，大家接受的则是大地也是动的，大地是一个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转的。人们的传统观念随着对事物认识的变化是可以变的，所以不能说古代的人对于宇宙的看法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它符合当时的生活经验。

　　科学知识是不断进步的，所谓学并没有中西之分，也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科学本身可以有正确和错误、精和粗、高和下的分别，高的可以囊括下的，比较精细的要代替相对粗糙的，真正的科学的东西要代替伪科学。可是真正的科学也在不停地变，因为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新的科学技术又把原来旧的代替了，我们对于科学应该是动态的观念，而不是静态的观念。我们如果向北走就可以走到北极，因此我们知道北极在哪里，但是真理在哪里，好像还不是那么简单，不能说朝着真理走就可以找到真理，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不能说目前的真理就是俟诸百世而不变的。我们知道牛顿体系曾经也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同文馆的教习李善兰在介绍牛顿体系的时候就说牛顿的体系是铁案如山。而现在看来牛顿的体系也不见得就是铁案如山。现在无论是谁的理论也不见得就是铁案如山，但是也不意味着就没有价值，正如我们并不认为牛顿没有价值，牛顿还是人类最大的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超过他。

　　至于今天中学和西学之争所争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所以我不敢下一个结论。不过如果作为纯学术来说，我觉得并不发生中学和西学的问题。老一辈的人为了方便起见可以这么说，其实中学有中学的所指，比如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绝对不能违抗，当时是有其具体的内涵的。我们今天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一点我不太知道，所以我只能从理论上说我不同意中学和西学的分界，说哪个是中学，哪个是西学。因为某些学在某些历史条件之下可以在这个国家最先发生，这并不应该成为有中学、西学之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