瞪眼……
从所有关于鲁迅的肖像画上，我们都能注意到画家对鲁迅眼神的重视：它的光线逼人而来，仿佛要洞穿一切，甚至连空无也不打算放过。一位无名的电车售票员曾在鲁迅的晚年有幸见过鲁迅一面，在前者后来写的一篇很短的纪念鲁迅的文章里，也多次提到了病中鲁迅的犀利眼神（阿累《一面》），和画家们笔下鲁迅的目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多亏了电车售票员，让我们这些晚生几十年的后人们才能够得知，即使临近生命的终了，鲁迅的眼神依然还有着逼人的力量。——他历经沧桑，穿过过多的黑暗，仍然把自己目光的锋利完好无缺地保持到了晚年。
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把鲁迅的目光处理成了向上倔起的眼神。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向上倔起的眼神和鲁迅的文字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他的目光越过了自己身处的黑暗的时代之山，和遥远但又同样黑暗的历史事实接通了。向上倔起的眼神为鲁迅的目光提供了惊人的深刻性：它帮助鲁迅洞穿了今天中所包孕的几乎全部历史内容。“白头灯影凉宵里，一局残棋见六朝。”（钱谦益《金陵后观棋》）鲁迅文字里时而文白夹杂、拗口晦涩、独具风格的话语流，无疑和向上倔起的目光也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
但鲁迅眼神中所蕴涵的笨拙的力量却被画家们善意地忽略了。这一遗忘是致命的，因为笨拙的力量是理解鲁迅眼神最有效的钥匙之一。向上倔起的、高昂的目光，绝不是轻灵的、飞扬的、水性的眼神，它明显带有一种吃力的色彩，在看似的犹豫中饱含着某种坚定的硬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彷徨》扉页引述的这两行诗句，正是鲁迅眼神中蕴涵的笨拙和吃力特征的上好说明。因此，对鲁迅眼神最好的描述性词语应该是瞪眼。瞪眼准确地表征了笨拙的力量所蕴涵的全部本色，——它需要它的主人调动全身力量以便完成它。瞪眼需要力气。瞪眼不是轻易而举的行为。
被画家们忽略掉的还有鲁迅斜视的眼神。实际上，在鲁迅普遍而持久的语境中，斜视正是瞪眼的变种之一；它的出现，是为了减轻瞪眼长期以来所处的紧张状态和费力状态。斜视是瞪眼的省力方式，是穿插在一个个瞪眼动作之间的换气现象。斜视和瞪眼是鲁迅一生中最主要的眼神，它们交替出现在不同的场合，针对着不同的对象，以期达到不同的目的。斜视是瞪眼的休息状态。它们彼此互为过渡，彼此作为对方的准备和前奏。
瞪眼的方向是向上倔起，斜视则是落向旁边。瞪眼针对的是历史事实，是为了弄清楚今天的黑暗生活中包含着的黑暗的历史内容；斜视则是针对当下生活的黑暗以及造成今天的黑暗的基本群众。因此，瞪眼表征着越过了“今天的”时代之山，斜视则表征着越过了今天的基本群众的人头，却并不是当代诗人梁晓明所谓的“向下看”。由于历史本身的深远、广大、浩淼，历史黑暗蕴涵着的过多的迷雾、污垢，使历史需要一种费力的、旨在勘探与侦破的眼神——瞪眼是刚好满足于这一需要的。而当下的情况毕竟要容易一些，它可以被瞪眼的休息状态直接洞穿，鲁迅的斜视也有这种举重若轻的力量。按照当代诗人李亚伟嬉皮笑脸的话说，当下基本群众的“美德和心病也被火星上的桃花眼所窥破”（李亚伟《怀旧的红旗》）。在比喻的维度上，鲁迅语境中的斜视就是李亚伟语境中“火星上的桃花眼”。但群众们的“美德”和“心病”究竟是什么呢？鲁迅的著述早已写满了答案。和许多鲁迅研究家的看法相反，尽管鲁迅立足于当下，但他最主要的眼神却是针对过去，是从过去中寻找可用于“瞪眼”的对象来印证今天的斜视和被斜视的东西们的应该被斜视。
由于施“视”方向的不同，瞪眼给鲁迅带来了历史“谣言家”的身份，斜视则给他带去了当下“小丑”的角色。——我不希望把鲁迅一贯讨厌的谣言家和小丑称号用在鲁迅本人身上，会被看作是对鲁迅的恶意攻击。我认为这恰好是赞扬。历史谣言家意味着，由于瞪眼的内部运作，鲁迅看出了历史的痼疾，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帐薄旁边很是风言风语地说了些风凉话：什么“吃人”呀，什么“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呀……就是典型的谣言家家语；历史谣言家是鲁迅在瞪眼的势力范围内给自己找到的一种有别于斜视的省力方式，——正经八百地、严肃板正地说出历史的污垢既显得太过费力，又显得太过迂腐：它还不值得我们的鲁迅那样去做。当下小丑则意味着，当瞪眼发现了历史的痼疾仍然存活在当下生活之中时，鲁迅能以当下生活小丑的角色调笑当下基本群众的可笑生活。这就是我曾经指出过的鲁迅式的幽默了。
很多学者都承认，鲁迅曾经信奉过进化论，但很快又抛弃了进化论。按照通常的理解，进化论其实早已向我们暗示了，作为生物进化的最高阶段，人以及人的生活也是需要进化的，只不过它比生物进化有着更多的复杂性。正当人们都在普遍相信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并且是辉煌的历史阶段时，在瞪眼和斜视的交替运作中，鲁迅却看到了当下与历史痼疾内在的惊人一致性：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随着各种型号的革命运动的展开以及时光的流逝产生应有的进化。并不是因为青年之中出现了恶人、混球、告密者，才促使相信青年必胜于老年的鲁迅放弃进化论；仅仅这样看待鲁迅习惯性地放弃信仰、背叛信仰，显然低估了鲁迅作为怀疑主义者在思想上的深邃和复杂。是瞪眼和斜视、历史谣言家和当下小丑相互间的深层结盟，并以不同的比例进入到鲁迅的目光整体之中才使得鲁迅扔掉了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瞪眼和斜视为它们主人的敏锐增添了筹码。
瞪眼表征着瞪眼者对历史的仇恨，斜视表征着斜视者对基本群众拒不进化的生活的轻蔑。但仇恨、轻蔑的结果是否引出理想的生活、光明的前景、好的世界，却并不是瞪眼者、斜视者可以预知的。在它们之间并没有合乎逻辑的、可以摆渡的航船。历史必然性在这里失效了。正如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临近结尾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时那场大雪所发的议论：“……这不是雪，而是时间本身。洁白而柔软的时间一层层地沉积在人类鏖战的城市的废墟之上。现在的一切正在变为过去。在这场缓缓飞舞的大雪中看不见未来。”从比喻的意义上说，斜视、瞪眼和格罗斯曼笔下的大雪一样也是时间本身，是时间之上毛茸茸的大雾，它们覆盖了历史和当下，却并不能从中呼喊出有关未来的幼芽。——呐喊是鲁迅早年遵命的结果，其幼稚、可笑、荒唐，鲁迅又有什么不明白的？随后的放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瞪眼者和斜视者那里，未来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轻易存在的，因为瞪眼的本义就是针对过去，斜视的本义就是直面今天。
鲁迅对跑到他寓所求教的青年作家们建议说：写好小说中的人物的诀窍之一，就是要想尽千方百计写活人物的眼睛。推究起来，并不仅仅因为眼睛是心灵的所谓窗户，更关键的倒在于，眼睛中无疑包孕了许许多多可以称作意识形态的待定物，而目光恰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是某种而不是随便那一种——意识形态的衍生体。眼眶中滚动的绝不仅仅是物态的眼珠，而是活体的意识形态；眼眶也并不只是眼珠的收容所，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仓库。眼珠是意识形态的密谋状态，它渴求着在眼眶肌肉的牵引下，转动、思谋、把目光射向它想去的地方，看见它想看见的东西。在鲁迅的语境中，眼睛是意识形态的窗户。这就是瞪眼的意识形态。瞪眼的意识形态既包括向上倔起的瞪眼所包孕的内容，又包括了把目光投向当下人与物旁边的斜视所蕴涵的全部表情。在这两者之间，有着相依为命、靠鲁迅复杂的心灵进行典当才能过活的悲惨特征。而这无疑就是鲁迅所谓写活小说人物的眼睛的隐蔽涵义了。
瞪眼的意识形态坚定地表明了：斜视和瞪眼、历史谣言家和当下小丑，使得鲁迅永远无法处在时代旁观者的位置，又永远处在时代旁观者的位置上。依靠瞪眼的意识形态，鲁迅开创了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背靠虚无，面对没有未来的前方，却向过去和当下施以不同方向、旨在不同目的的眼神（即次生生活）。在《伊加利亚旅行记》的序言里，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M . Cabet）非常自信的宣言道：“慷慨的大自然既赐给人类以种种资源供我们享用，又赋予人类以智慧，或曰理性，以便我们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只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同意说地球上的人们注定是不幸的；如果再考虑到人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性的，因而是彼此同情、互相友爱的，那么，我们也不能同意说人类天生是性恶的。”与此相反，瞪眼的意识形态坚定地否决了卡贝一相情愿的善良空想，只余下孤零零的、倔犟的眼神。在书写中，鲁迅的眼睛打开了，它开启了他的意识形态之窗。正如Peter Kelso在他11岁就写成的《诗》里所说的：
In poems,Our earth’s wonders
are windowed through
Words.
（在诗歌中，我们星球的众多渴望
都通过词语打开了窗户）
孤独的眼神……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目光、眼神有着专门性的要求。自孔孟以来的儒家教义的发展历程，与其说是如何在世事变迁中经过无数代“柔儒”的努力罢黜了百家成为国教的历史，还不如说是对人的目光的限定史。早年激昂、晚年渐趋保守、回归到传统老路的康有为，在1927年2月15日向末代皇帝写了一封《谢恩折》。在《谢恩折》中，凡是提到天的，一律比正文高出三字，凡是提到皇帝称谓的，高两字；康有为自称“微臣”，凡是提到自己时，字都写得很小（《康有为政论集》下），至于小到什么程度，相信老康已经动用过儒家伦理的游标卡尺丈量过了。这当然不在话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等篇目中，早已给了康有为以详细的教诲。一整部儒学史，就这样成了对中国人目光的限定史：在文人笔下高出正文三字的天，表征着上天的眼睛能够洞明一切，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好听一点的话是“天听即我民听”），它的目光是俯视的；皇帝的目光则是内敛的，表征着尊严、天威，他偶尔的扫视是君临天下的象征；而人臣的目光，永远只指向皇帝或比自己更高一级人物的脚尖，它是向下的、低眉顺眼的。限定了施“视”方向的眼睛，在中国永远表明了它特有的意识形态，眼睛的的确确只能是意识形态的窗户。
瞪眼的意识形态使鲁迅有足够的能力，非常精辟地指出了中国人的眼睛上沾染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中国文人，对于人生，——至少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坟•论睁了眼看》）因为平视、斜视是中国目光限定史及其教义坚决否弃的“观看”形式；这种“观看”在目光限定史的严厉语境中，永远不止是代表纯粹的“观”、“看”动作，更多的则是对儒家伦理的虔、敬和遵从的态度，它们的成色、比例全处在这种严厉语境的规定之中。斜视、平视显然违背了眼睛的意识形态的森严规定，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大不敬。而目光限定史的另一个隐蔽特征也被鲁迅一语道破了。在另一处，他又说：“勇者的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华盖集•有感》）在鲁迅的语境中，孩子既表征未来，又表征弱者。目光限定史的功用在鲁迅那里因而就是再明白不过的了：随着目光限定史的推演、强化和被庸众（尤其是文人学者）自觉遵从，不但删除了未来，而且铸就了一个可耻可悲的民族风貌。在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就是那些能断文识字的知识分子了。程颢就嘴硬地说过：“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遗书》卷二上）当然也就可以由此达成儒家各种人际关系所规定、需要和允许的眼神了。李宗吾抱怨说：“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李宗吾《厚黑学》）这种大不敬的态度，显然就是在提倡不同于传统的异质目光了，相信能得到鲁迅牌瞪眼的意识形态的赞同。
毫无疑问，在鲁迅瞪眼的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目光的专门性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积弱积贫、污七八糟的残酷现实修改了鲁迅的目光，促成了鲁迅牌瞪眼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什么西学单方面的作用。西学只是鲁迅唯一有效的参照系和资源管理器。目光限定史的严重后果——鲁迅忧心忡忡地指出过——，只能是让中国人从“世界人中挤出”（《热风•随感录三六》），从而自绝于地球，空顶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号。因为它从根本上铲除了国人平视、正视的权利：臣子平视皇上，末将平视大将军，儿子正视父亲，按照中国目光建设工程第八副总指挥程颢的话说，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诚、不敬之举，有违天理“只眼”的道德要求、目光限定史中所蕴涵的意识形态的内在律令。
很让人惊讶，鲁迅本人的目光中所含正视成分的比例却是相当有限的。尽管他始终都在提倡正视，并歌颂过正视的伟大功用：在叛逆的猛士的正视下，天地将为之退色，貌似庄严的天、神，都将为之退避三舍（《野草•复仇》）。这是因为他不屑于正视。我们说，鲁迅也许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但他明显有着这样做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貌似的高明、博大精深，在鲁迅式瞪眼的意识形态那里，只是一些手工作坊阶段的粗劣屁话，连应该有的精致都还说不上。它漏洞百出。向上倔起的眼神和斜视的眼神，明显包含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事实（最主要的是目光限定史）和当下基本群众的生活的双重蔑视：他清楚他（它）们，了解他（它）们，却没有必要去正视他（它）们。鲁迅能给予他（它）们的，只是恨，只有讨厌。这早已包含在瞪眼的意识形态之中，包含在鲁迅施“视”的方向上。
但瞪眼的意识形态在具体操作上却有着自己的幽默形式。鲁迅显然掌握了孙悟空的本领：在需要长高的时候，他长高了，并得以使用向上倔起的笨拙眼神，在看起来的举重若轻之中，吃力地洞穿了历史中的黑暗。而在需要缩小自己的时候，他也如愿以偿地缩小了，把目光投向了基本群众、当下事件的旁边，窥出了他们“麒麟皮袍下的马脚”；或者调笑似的以仰视的目光望上去，虽然看不到他们那伟大到无边无际的一面，却无疑看见了他们脚尖上的灰尘、污泥、烂货……甚至粪便。“麒麟皮袍下的马脚”以及灰尘、污泥、烂货甚至粪便都掩盖在目光限定史冠冕堂皇的教科书中。这两方面的事实，构成了瞪眼的意识形态的幽默形式。我曾说过，幽默是体弱多病的鲁迅在言说时采取的一种省力方式。但在瞪眼的意识形态的疆域里，幽默方式更多表明的是鲁迅的蔑视、仇恨，尽管它的确仍然是省力的。
程颢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二程遗书》卷二上）这毋宁是说，目光应该得到仁、义、礼、智、信、人理等等玩意的修饰和限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眼神、目光以及目光的施展方向；但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强烈要求下，国人的目光形式是固定不变的。在他们的目光背后永远都存在着亚当•斯密所谓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它在调控他们的眼神，规定他们施“视”的方向，测定他们目光的比例和成色……鲁迅的眼力即使在他的时代也无人可比；要命的是，鲁迅还发现了被目光限定史规定为固定不变的目光，在鲁迅的时代仍然还很有卖点。各种个人和权利团体掀起的尊孔、读孔，不过是它的外在的表征之一罢了。——鲁迅曾经指着这些现象，用斜视的独有音势说呵斥过它们（参见《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顺带也呵斥了程颢的辛苦说教。
因此，瞪眼的意识形态的种种特征，以及它和传统目光限定史内在律令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鲁迅陷入了深深的孤独：毕竟他的目光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孤独的眼神，是没有伴侣、没有同志、没有战友、没有亲人的孤零零的眼神。向上倔起的瞪眼和落向人、物旁边的斜视挽手走遍天下，到头来只发现了自己。对于鲁迅，返回是不可能的。因为瞪眼的意识形态中包孕着的巨大仇恨和蔑视，即使抛开“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尴尬，也使得一切形式的返回在鲁迅那里都将成为自欺欺人。
在《银河天歌》中，康有为自哀自怜地如是唱道：他想去一个美好的地方，却——
无仙鹊以为梁兮，
遇张骞之泛槎。
望克廉水素之极星兮，
吾将出银河而之它。
孤独的鲁迅显然没有好心情去做康有为那种矫情状的离骚式神游。他的目光在孤独的中国“现事”场景中穿梭，时而向上，时而又落向旁边，但无一例外总是找不到自己所信的东西，只把仇恨撒向过往的历史以及当下的历史境遇，通过他独有的、和目光限定史大相矛盾的瞪眼的意识形态。
旁观者……
种种迹象表明，鲁迅不是他身处时代的代表者，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堪称它的“敌人”。排除鲁迅身上种种可以达成这个结论的要素后，他孤独的眼神和目光就是最值得重视的原因了。可以想见，当瞪眼的意识形态既以仇恨的目光针对中国过往的历史，又用轻蔑的眼神针对当下基本群众的人间生活，瞪眼的意识形态从骨子里导出的无疑就只有虚无主义了。在此，虚无不是没有（have nothing），而是讨厌：历史与当下都不足信，而未来只是一个巨大的无。这里正可以调笑式地用到海德格尔故作深奥的茫然了：为什么有存在，无反倒不存在？
依靠这一点，瞪眼的意识形态有能力把鲁迅放在一个特殊的旁观者位置上。他在“现事”、“现世”、“现实”和“现时”中，只占据了一个罗兰•巴尔特所谓“虚拟的主语”的位置。这个小丑，这个谣言家，穿行在当下和历史之间——眼神和目光就是他用于穿行的桥梁——，对着他看见的一切比比划划、吆三喝四、指指点点，在激昂和愤怒的神色中，永远具备着的只是轻蔑和讨厌的眼神。他仿佛置身事中，却又明显地身处事外。正如当代诗人臧棣所说的：
热爱幻想的人，我深知，你只会
拿出身体的一半嫁给现实
（臧棣《访友》）
W•本雅明也说到了这类旁观者的“观看”：“看的快乐是令人陶醉的。它可以集中于观察，其结果便是业余侦探。”（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处在“虚拟的主语”位置上的旁观者鲁迅，结果也成了业余侦探。业余侦探意味着，除了他本人没有人会真的需要他；业余侦探在内心对自己侦察出的犯罪事实毫不怀疑，但又对侦察出的事实是否会成为审判、处决罪犯的有效证据毫无信心，当然对罪犯在服刑过程中是否会得到改造并成为新人类就更没有把握了——瞪眼的意识形态促成的旁观者身份的真实涵义就在这里。
孙悟空为过火焰山要向牛魔王借扇子，但后者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孙悟空只好缩小自己钻进老牛的老婆的肚子里拳打脚踢，逼得老牛终于就范了。鲁迅的斜视正如同缩小了自己的孙大圣：仰仗这一点，他也钻进了当下基本群众生活的胃囊里边闪转腾挪。孙悟空在和另一个本事同样高强的妖怪比高矮时，陡然之间身高如柱。鲁迅向上倔起的瞪眼也这样做了：依靠这一本领，他站得高，看得远，陡然之间就显出了目光限定史及其教义身材的矮小——后者陡然之间顿时现出了驼背小矮人的真面目。但这一切，都和旁观者的身份相当吻合：斜视做出的闪转腾挪科和目光限定史在向上倔起的瞪眼面前显示出的身材矮小，并没有呼唤出施“视”者理想中意欲改造它们的结果，直到最后，它们是否能够被改造就不再是鲁迅感兴趣的了。他只是不断地这样施“视”而已。
瞪眼的意识形态和鲁迅的文字有着相当的一致性：鲁迅的文字也是一个特殊旁观者观察现实和历史的笔录。鲁迅激愤的语调、时而高昂时而低沉谙哑的语气，无一不表征着他身处事中；但是，掩盖在它们之下的无奈腔调，尤其是幽默和调笑的音势，却无疑可以看作是他置身事外的象征。斜视、瞪眼施“视”的方向在这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身处事中的激昂语调（无论是当下事件，还是历史事件）无疑就是瞪眼了，因为激昂需要力量，需要力气去促成愤怒，也需要力气去书写力透纸背的檄文。置身事外的调笑音势（也无论是当下事件，还是历史事件），肯定就是缩小自己的、意在省力的斜视了。“莫恨西风多凛烈，黄花偏奈苦中看。”（黄宗羲《书事》）激昂、调笑（幽默）的共存，和瞪眼、斜视的同居一室相类似，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时而波浪起伏，时而文白夹杂，时而晦涩、哽咽，时而又流畅、慷慨激昂的文字的显著特点。
表征置身事外的斜视和调笑音势与目光限定史的典型话语存在着极大的反差。目光限定史始终要求一种“温柔敦厚”、“正襟危坐”的眼神，它导出的腔调无疑是板正的、肃穆的和庄严的，幽默、调笑将被视为不正经的、轻浮的表现。特殊旁观者的语调和他斜视的目光相一致，有效地采取了目光限定史（或教义）所痛斥的“轻浮话语”。它的风言风语一方面表明了旁观者对此毫无兴趣（除了调笑的兴趣外），另一方面，也为自称的正经和严肃脸上抹了黑。而这正是小丑和谣言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鲁迅的目光之所以是一种孤独的目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表征特殊旁观者的目光。长期以来，绝大多数论者都注意到了表征激昂、愤怒、批判的瞪眼，据此以为鲁迅是一位绝对的入世者，却忘记了表征隐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斜视。这一遗忘，毫无疑问，和画家们善意忽略鲁迅眼神中的笨拙与吃力质地一样，也是致命的。因为这样做，最终遗忘了鲁迅大多数时刻都是生活在一个交叉地带的关键事实：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在战斗与逃避之间产生的巨大交叉地带上生存的鲁迅，对组成交叉地带的众多两极（比如出世与入世）都不信任。瞪眼的意识形态只相信交叉地带；而交叉地带身上沾染的全部消息，无疑构成了瞪眼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正是它，使得瞪眼的意识形态既有了可以凭恃的靠山，能同时向左（比如入世）、向右（比如出世）反复出击，无论是使用向上倔起的瞪眼，还是使用落向人、物旁边的斜视；也由此有了对瞪眼（激愤）和斜视（幽默、调笑）的支撑，并最终把自己变作了一个特殊的旁观者。尽管在早期（1927年以前），瞪眼的意识形态和交叉地带之间还有一种游弋不定的关系，但它一经形成，就如同跗骨之蛆一样，让鲁迅再也挥之不去了。
群众……
目光限定史的终极结果——鲁迅曾经暗示说——，就是闭眼：在对上天、皇帝、上司、长辈低眉顺眼后，很自然地就会对上天等东西们的所作所为（无论好坏，也很可能分不出好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更恶劣的还在于，从来就有许许多多的人还在为闭眼寻找理论依据——目光限定史正是为着这一目的才得以出现的。它是无数代“柔儒”和准“柔儒”集体智慧的结晶。鲁迅当然不是说出这一结论的第一人，但他无疑是这些人中最深刻、最有力量的人。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鲁迅是大众的同路人，是群众的忠实盟友。这样说话的人显然忘记了瞪眼的意识形态中包涵的斜视成分了。我早已说过，斜视作为瞪眼的省力和换气方式，是以交叉地带作为凭恃和内涵的瞪眼的意识形态中专门针对当下基本群众的生活的眼神。在鲁迅的语境里，基本群众包括军长、教授、西崽、车夫、家庭妇女、农民、孔乙己、阿Q、高老夫子、子君、涓生、假洋鬼子、闰土、赵太爷……甚至蒋介石。在斜视中，鲁迅多次称他们为“看客”。与看客相连带的，鲁迅也早就暗示过了，永远都是表演者和他们弄出的各种型号的表演：残忍的、滑稽的、可悲的、可笑的、可恨的表演。所有这些人，那些基本群众，在瞪眼的意识形态看来，都是目光限定史及其教义要求下闭眼的看客。是他们组成了闭眼的中国。假如我们模仿海德格尔在迫不得已的当口才发明的阐释学循环方法，我们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如果不成为一位特殊的旁观者还能成为什么？因为单纯的身处事外，放弃瞪眼，他就无法填充他的空白人生，也无法在业余侦探身份之外找到更好打发岁月的方式。仅仅使用斜视，他就有可能成为瞎起哄的看客们的同路人或者牺牲品——目光限定史早已向我们表明了，有太多剿匪的人最后也成了匪，还有更多的人是剿匪不成反被匪剿。鲁迅根本不是大众的同路人。
维克多•富尔内尔在《巴黎街头见闻》中有趣地说：“绝不能把游手好闲者同看热闹的人混淆起来，必须要注意到个中的细微差别。”“一个游手好闲者还保留着充分的个性，而这在看热闹的人身上便荡然无存了。它完全沉浸在外部世界中，从而忘记了自己。在面前的景象前，看热闹的人成了一种非人化的生物；他已不再是人，而是公众和人群的一部分了。”这段话仿佛不是为了描写巴黎，听起来倒好像是献给目光限定史的贴切判词。看客们（“看热闹的人”）看上去好像是在看热闹，实际上却闭着眼睛。他们是非人的，是天然就去势的，他们只是宾格，他们在看热闹时发出了太监般的笑声：尖利、丑陋，和闭眼的动作与神情完全一致。他们看见了别人的表演，却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早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鲁迅早年对这伙人的斜视中还饱含着同情（比如《阿Q正传》中对阿Q开赴刑场时的描写），还保持着愤怒（比如《藤野先生》里的有关陈述），但是，瞪眼的意识形态一经最后成型，特殊旁观者在使用斜视时，除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只是调笑。他们的确值得笑话，值得无偿地送给他们超过两次的嘲笑。但鲁迅的调笑已经明显地带有忧伤和绝望的性质了。
闭眼的中国全靠这帮看客伙计们了。鲁迅多次说过，群众的伐恶之心并不下于军阀。这种恶，也是由目光限定史及其教义定义过的。他们的闭眼，实际上正是一种伐恶的体现：他们赞同他们看到过的杀头、分尸吃人、蹂躏，赞同在麻木不仁中对人的尊严的肆意冒犯。这组成了看客们的基本生活，也组成了目光限定史定义下以闭眼为特征的基本文明。依靠瞪眼的意识形态的指引，鲁迅以一个特殊旁观者的身份向看客们指点说：“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掩盖，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坟•灯下漫笔》）这一后果既是闭眼造成的，但它也同样促成了闭眼。这里又令人不尴不尬地遇到了类似于阐释学循环一类的玩意。让鲁迅和瞪眼的意识形态绝望的是，无论怎样，看客们面对如斯事实却始终都未曾睁过眼，他们乐在其中，陶醉、满足，然后放心地睡觉，然后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瞪眼的意识形态发现了中国看客们普遍的哭声。但鲁迅的瞪眼和斜视的力量更加看清了：只有被看者的哭声，而看客们在没有成为被看者时是不会下泪的。让—诺安（Jean Nahain）在《笑的历史》一书里很有趣地说：“《大百科全书》用了一点七六米的纵栏篇幅来解释笑。而解释眼泪的篇幅只有一点三七米长，疼痛一栏只有三十五厘米，而哭泣一栏仅仅二十四厘米。这说明，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的父辈乃至祖辈已经发现，理解牵动我们面部颧肌的动机，比理解导致我们突然哭泣，引起我们眼帘下分泌出含有千分之十四氯化钠的碱性水溶液的动机更为复杂。”对中国的看客们来说，这是再合适不过比例的了：在基本群众那里，对他人哭声的理解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内容，只是可用于像待宰的鸭子那样伸长脖子观看的材料。他们是真正的旁观者，和鲁迅的旁观者身份有着本质的差别。
正是这样，瞪眼的意识形态彻底疲惫了。仿照卡夫卡的话说，它的疲惫是一个斗剑士斗剑后的那种疲惫。元曲说：“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公蔓草，楚庙寒鸦。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醉酒，春水煎茶。”（张可久《黄钟•人月圆•山中书事》）与此内容不同但思路一致，作为缓冲与换气，斜视在瞪眼的意识形态中才会有着更加浓厚的比例。——鲁迅懂得怎样修改瞪眼的意识形态内部的各种配方。当目光限定史及其教义在当下基本群众的生活中已万难改变，当下生活因此拒不进化时，瞪眼和斜视了几乎一生的鲁迅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作为一个传统目光的背叛者，一方面使得鲁迅有可能去建立自己的交叉地带，建立自己发言和观看的身份与角度，另一方面，他又完全对瞪眼的意识形态产生的效果不抱任何希望。他的瞪眼和斜视也不再需要弗•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的“意识形态投资”了，而是掏空瞪眼的意识形态：在他独有的交叉地带，鲁迅只更换着瞪眼的意识形态内部配方的比例（比如三分瞪眼，七分斜视，或者相反），以针对不同的具体对象，也对应于彼时彼地内心的黑色境况。而最终不再理会基本群众的当下生活，只投以瞪眼和斜视就行了。
如此这般，在瞪眼的意识形态那里最后只剩下一片空无。向上倔起的笨拙眼神，落向旁边的斜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看起来被猛烈批判、被高度调笑的对象实际上也只是近乎虚拟的。鲁迅也不再会在乎他（它）们。他临死前扔下的“一个也不宽恕”，和他的眼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既然一个也不准备宽恕了，余下的还有什么可理论的呢？它和瞪眼的意识形态最终的被掏空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群众们远去了，背负着目光限定史及其教义；鲁迅身后留下的，只是对这些人孤零零的恨——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恨”。他说：我一个也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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