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
尽管所有到手的白天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鲁迅的白天却有着某种难以被描述的性质：在我们看来他几乎就没有白天；或者，他的白天是含混的、模糊的、背景不清的和来历不明的？鲁迅的白天的确异常可疑。白天在鲁迅的视线之外，还是他有一种难以被别人理解的特殊的白天？“贯于长夜过春时”，“月光如水照缁衣”──就这样，黑色的、依稀的光线，组成了鲁迅几乎全部书写的主要面孔和腔调。黑色是鲁迅最沉重的心理底色。
鲁迅之所以喜欢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的木刻和版画，决不仅仅是因为这位女艺术家的作品表达了反抗的主题，而是版画、木刻简洁的线条、黑白分明的色调，和鲁迅作品的色彩及语调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适合鲁迅的心理需要。“啊，连太阳都变黑了！”曼德尔斯塔姆惊呼道。为什么呢？因为好心情的门一关上，希望的门一关上，心房里就只剩下夜晚了。鲁迅的白天只是一部流水帐，流水帐是他生活、生命的实质，他早已看穿了生活假冒各种真理而来的“意义”。这在鲁迅的日记中说得明明白白。鲁迅的白天全在他的日记之中，尽管他的日记通常都是在晚上写就的。
卡夫卡激动地说，在白天，他感到十分惬意。他感激白天，就像他的腿感激遥远的心脏无私的奉献；他搂着白天的臂膀，就如同自己的左手出于感恩的心情紧紧握住了自己的右手。这个终生都在打洞，一生都在向一个无可名之的更高法庭呈递自辩状的胆小鬼，对白天的感激是不难理解的：白天毕竟有光线，以使他能够从地洞中走出来更加准确地寻找自己的“罪”。白天给卡夫卡凭添了无尽的勇气。与此相反，鲁迅却说，在所有的白天，我即使不写信，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两地书》六）。在鲁迅自己，是把写信这样的鸡毛蒜皮之事和被称作民族魂的所有动作相提并论的，这语气和他春秋笔法式的日记的腔调有着相当的一致性：鲁迅带着冷漠的、得过且过的心情，展开了他的每一个白天；生活对他，仅仅意味着维特根斯坦的“它就是这样”和贝多芬的“非如此不可”。
鲁迅以不容易被察觉的冷漠心情皮里阳秋地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而已集•小杂感》）；“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集外集•俄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很显然，鲁迅的确遇上了一个表面上过于嘈杂，实质上又互不关联和缺乏上下文关系的年代，有声、无声的嘈杂都主要集中在白天；晚上是嘈杂安睡的时间，但谁又敢说这不是为了积蓄精力用于第二天能继续嘈杂、更高声嘈杂的时间段落？因此，鲁迅对夜晚有这样的描叙就很容易理解了：“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夜的来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准风月谈•夜颂》）鲁迅带着冷漠的心情观看着这一切，他把对这一切的讨厌记录进了自己的几乎所有文字中。
讨厌是鲁迅白天的重大主题，是他构架白天的方法论。讨厌是一种心理底色，更是一种投射在生活与时光之上的假动作：它为鲁迅在白天找到了可以凭籍的支点，找到了可以干一干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质就是鲁迅多次说过的“玩玩而已”）。讨厌不仅为鲁迅赢得了活命的面包，也赢得了面包以外的东西：用讨厌的心情打发了众多的、有似累赘的日月。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鲁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和我们这些众多的俗人一样，是如何打发完自己的一生；至于打发过程中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地成了一个什么面孔的人，在鲁迅那里，也和我们一样，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只具有第二性征的面孔。庄子得意而忘言，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签在这里依然有效。
在鲁迅的日记中，讨厌是一种虽然很隐蔽却不难察觉的情绪；在他的文学书写中，讨厌始终是他的毛笔笔尖上的浓墨，是他挂在眼角上冷冷的斜视。讨厌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厌世很不相同：鲁迅的讨厌意味着，他要听从讨厌内部发出的指令，把讨厌所包纳的东西呕吐式地记录下来；厌世意味着全然的无所事事，并最终指向小命或老命被这种恶劣的心绪所结果。鲁迅在漫无边际的白天，从东走到西，从南刮到北，无视生活自以为是的火热诗性，也无视众多的理想、真理、信仰自认的庄严与神圣，只以讨厌来称谓它们，也给它们抹上了讨厌之所以为讨厌的原始色调。
出于夜与昼颜色上的严重差异，鲁迅的白天始终是灰色的。这也是讨厌的原始底色。我们之所以从鲁迅的书写中很难找到白天，很难辨认他的白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灰色构成了鲁迅白天的基调，灰色也是鲁迅在自己的夜与昼之间架起的一道桥梁（而不是一道彩虹）；在他的文学书写中，通过对灰色的把握，鲁迅最终把握了白天，也创造了一种夏尔•杜波斯所谓的次生现实。在鲁迅这里，各种理想、主义、真理之间互不相让和互相争斗的质地，在讨厌的运作下，全露出了它们的狐狸尾巴：嘈杂声下野了，坐在王位上的，只是些污七八糟的声音的骨架。在一篇叫做《拟豫言》的札记里，鲁迅用简洁的笔法写道，有在位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这种语气就是“声音的骨架”的模型之一，也是鲁迅牌次生现实的独有含义。
在《坟》的后记里，鲁迅清楚地揭示了讨厌的灰色面孔：“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场什么运动”──那种种玩意当然都是些高歌猛进式的、色彩斑斓式的尤物了；而在鲁迅的所有物中，却有的是对白天的讨厌和讨厌的白天以及它带出来的灰色。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说：“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作前驱。”鲁迅是诚实的，因为他敢这样对待自己。的确，在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前驱者、一个战士会以灰色来作为自己心绪的底色吗？还会以讨厌来命名自己的白天和白天的事业吗？而据班维尔（Theodore de Bauville）说，伟大的乔治•桑在白天也仅仅是一个喜欢昆虫学的、昏头昏脑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女仆”……但这些都不影响鲁迅和乔治•桑的成就，因为他们还有无穷的黑夜，无穷的远方。
讨厌诱发了鲁迅独特的目光──那挂在他冷笑的眼角的斜视。斜视是鲁迅在白天的惯常动作，是讨厌的派生产物之一。斜视把鲁迅的讨厌质地给彻底动作化了，它具有本雅明大声赞扬过的那种文字上的直立性。这等于是说，鲁迅的讨厌情绪最终是一种灰色的斜视。他的目光从嘈杂的白天的肋骨缝中直捅白天的心脏：鲁迅深深懂得迂回包抄的游击战术。“作家们在谈论臭味”，卡夫卡说。可作家们都把臭味有意识地美化为扑鼻的香气，这就是鲁迅的斜视在发话了。对此，卡夫卡在1910年就有趣地说过：“许多人年纪较大的婶婶看上去都那么相似。”各种香气扑鼻的时代理想、真理、主义、信仰，在鲁迅的斜视下都是同一个婶婶，都有着同样的味道。它们都具有自相矛盾的含混和可供鲁迅斜视刺穿的特性。我们早就听说了，鲁迅有一双毒眼，但这首先是斜视的毒眼。毒眼的第一性征就是斜视。鲁迅所领有的白天的运命，不值得他去正视。他仅仅是斜视就足够了。正是依靠斜视而不是其他，鲁迅才把自己的白天和白天的生活搞成了次生现实与次生生活。
鲁迅依靠讨厌派生出来的斜视的惯常运作，消费了他众多灰色的白天。他推动着众多的白昼，在它们还有些流连忘返的意思的当口，没有高兴地把它们留坐在酒桌旁，而是给它们狠使了一把力，以希图它们快快离去。古有鲁阳挥戈，命日车回返，以尽可能地留驻白昼，延迟黄昏和黑夜的到来。博尔赫斯也说：“深邃而普遍的黑夜，/ 几乎不曾为一盏盏苍白的提灯所否定。”（博尔赫斯《清晨》）和卡夫卡一样，鲁阳与博尔赫斯也是恐惧黑暗的角色。鲁迅和他们都不同。就这样，鲁迅以独特的动作和鲜明个人化的色彩，给流水帐似的生活加添了被人抹去的、被人故意歪曲的底色。
瞧，那个小丑，那个谣言家……
讨厌意味着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当真的。任何事情都只是“玩玩”，都不过是用于“玩玩”的上好工具和绝佳口实，都只是为着消耗掉到手的时光，尽管它可以用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一切，看上去也好像很有意思（鲁迅：“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见《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总得有一条活路啊……这个夸张的语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相对“渺小”的想法：没有事情可做就是死路一条，无所事事无异于自掘坟墓；而不管找到了什么可以上手的事情（即使做海盗也好，当教师也罢），也就算是找到了活路──并不仅仅只有存在着一个上帝或各种真理，人才可以活下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么说的。所谓意义，它只对个人有效，任何集体的借鉴、克隆、复制都会显得既过荒唐，更可能带来无边的灾难（听说过十字军东征吗？）。鲁迅是对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当真。
伊•斯维沃在《芝诺的告白》中，杜撰了一个瘾君子如何不断与自己的烟瘾做着可怕的、漫无边际的搏斗，并在反复的戒掉和重新点燃烟卷之中耗完自己一生的故事。行将就木的、依然抽着烟的芝诺，临死之前说出了一句让所有真理和各种型号的上帝都会感到汗颜的话：“持续吸烟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不比其他任何方式好或差。”毫无疑问，戒、吸的持续运作，既是芝诺一生的事业，也是他唯一一件可以认真对待的事情。要是那位耗尽终生提倡“飞箭不动”、用胡言乱语诡辩的爱利亚人复活，对此将有什么看法呢？这显然是一个撩拨人心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位叫做朱尔•拉弗格（Jules Laforgue）的象征主义诗人，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是的，此生平淡而乏味，至于来生，狗屎！
我自己已是听天由命，不再期望，
只不过消磨时光，等待死亡，
我吸着纤细的香烟，对诸神嗤之以鼻。
曼纽尔•马查多(Manuel Machado)也说：“生命有如一只香烟 / 碳渣、灰尘和水 / 有的人匆匆地吸完 / 有的人细细品味。”鲁迅就是在讨厌中，在当下而不是在“来生”细细品味他的人生并耗尽了他的人生的。那也是他的生活方式，既比芝诺的吸烟行为好但又比不上芝诺的吸烟行为。“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鲁迅就用这样的口气说，“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野草•题记》）──毋庸置疑，鲁迅的讨厌也有着香烟在芝诺和拉弗格那里的质地：讨厌是他在白天唯一可以假戏真做的心绪，它色彩上的灰暗，行动上的斜视，组成了鲁迅独有的次生现实。一切突然间产生的那么多主义、真理和各个不同的两军对垒，在次生现实上无不被搞掂、敲定，最后只落得一个个抱头鼠窜的可笑命运。鲁迅的讨厌在白天有着别的心绪——比如用耳朵抓取各种社会声音、用牙齿撕咬各种貌似坚硬的敌人——难以比拟的力量，也是他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主要根源之一。他找到消磨白天的时光的好方法，也回应了曼纽尔•马查多、芝诺和朱尔•拉弗格。
钱钟书在《诗可以怨》里曾经讽刺某种人说：“当然，不承认有问题，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痛快方式。”鲁迅给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施以讨厌派生出的斜视，难道不是一种更痛快、更省力的方式吗？只是在这痛快的背后隐藏着太多的苦闷和悲凉……
鲁迅戴着他天然就呈灰色的眼罩，迈步来到了漫无边际的人间的白昼，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的表演──友与仇、人与兽、君子与小人、正在教人真理的卫道士、哀叹失去了好地狱的做梦者、种种譬如昨日死的“阔的聪明人”以及“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像在无物之阵上甩掷投枪的“这样一位战士”那样，把斜视投向了他（它）们。鲁迅在完成这个动作的同时，也把自己变作了一个说着各种精彩表演的“坏话”和“风凉话”的谣言家，一个乱拍各种主义、真理和正人君子后脑勺的小丑。卡夫卡当年以相当遗憾的口气说：指出皇帝并没有新衣的小丑们作为一个阶层的伟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真是可惜，”卡夫卡的遗憾我们至今还能体会到。我们今天是一个把相声演员拔高到小丑的时代，是一个把小丑仅仅当作比喻的年头。但小丑还以单数的形式活着。鲁迅就是一位白天的伟大的小丑。他是小丑的长链上最后的一环，最后一口伟大的长气，是小丑历史的回光返照。他也不再是它的中间物。鲁迅说，我吃鱼肝油以保持性命，大大半不是为了我的爱人，倒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们生造出的好世界上留下一点丑陋的“缺陷”（《坟•题记》）这分明已是一个斜视的、戴着灰色眼罩的谣言家和小丑的宣言了。鲁迅的存在弥补了卡夫卡的遗憾。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在疯癫时往往更能道出真谛：“戏剧究竟是哄人的假象。你没有看见戏里的国王呀，大皇帝呀，教皇呀，绅士呀，夫人小姐呀等等角色吗？一个扮恶人，一个扮骗子，这是商人，那是战士，这是乖觉的傻角，那是痴骏的情人；演完了一个个脱下戏装，大家一样都是演戏的。”鲁迅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战士，也不是什么先驱者（参阅《坟•后记》），他宁愿只做一个“好世界”、“黄金世界”、“正派人的世界”和“绅士世界”的小丑与谣言家。他要把戏里的国王呀，大皇帝呀，教皇呀，绅士呀，夫人小姐呀，一句话，那些正人君子和体面人挨个斜视一番。鲁迅是他们的谣言，是在他们挺得过于“正直”的脊背上跳梁的小丑。鲁迅不仅指出了他们没有衣服，也动手剥光了他们非常时髦的衣服。白天为鲁迅提供了这一戏台。鲁迅的全部文学书写既是收藏时髦衣服的大本营，也是关押各式“高贵”裸体的集中营。
小丑和谣言家是鲁迅在白天要充当的重要角色。小丑和谣言家的身份就是从曼纽尔•马查多手中来到鲁迅手中的那根纤细的香烟，但这根香烟又是变了形、变了味的，它有了在鲁迅那里的打上了鲁迅底色的形状和味道。这使得鲁迅在自己的次生现实中（这由他的整个儿白天组成）从不发问，就像一缕烟雾从拉弗格的嘴角冒出却从不管它的意义一样。鲁迅发泄了自己的愤怒（这当然是一种本地愤怒），也耗完了自己的一生，如同纤细的香烟变作了碳渣、灰尘和水。与一生都在战战兢兢发问的卡夫卡不同，小丑和谣言家是不习惯发问的。他也不屑于发问。鲁迅的斜视、讨厌带出来的天然色彩，早已给他面对的一切定下了基调。鲁迅由此激怒了他的时代，以致于没有任何一个同代人可以和有能力理解他。鲁迅是他的时代的一个大毒瘤，一道有问题的风景，一块仕女嘴边有秽物的手巾：他不是时代的代表，而是敌人。他只是观察，并且说出。鲁迅的语气明显有了某种独特的、不带笑意的“幽默”：“据说”、“大概”、“也许”、“听说”……这些都是一个谣言家和小丑上好的惯用语汇，它们的嬉皮笑脸、暗含的讥讽、隐隐的愤怒，也早已暴露了谣言家和小丑的身份；但它们是为了揭出真相，是“好世界”和“他们世界”上的传闻。一个伟大的谣言家和一个出色的小丑向来都习惯于从传闻中嗅出隐蔽含义，缺乏了这种能力将不配充当那样的角色：
我曾经以为：偏见是我们进入生活的有效开始
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
造谣比制造真理更加有趣。
我为这世界造了很多谣。我诽谤了它。
（敬文东《笔记本》）
小丑和谣言家是一个不可解释的阿基米德点，他的出现，让“好人”难堪，让白天厌恶，让美好皱眉头，但他自己却乐在其中；他以近乎虚拟的愤怒、只剩下纯粹形式的愤怒和不屑于提问的方式打翻了所有的白天。他提供不出真理，因为他从很早开始就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他提供不出“意义”，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一种叫做意义的食物可供所有人吞吃。
造谣是讨厌斜眼打量的后果之一，是讨厌的习惯性动作一开始就带出来的。由于讨厌带出来的灰色，会给所有的白天天然就罩上黄昏的色彩，所以，鲁迅的次生现实也永远是黯淡的，永远是取消了白天的。白天在他那里有着虚拟的性质。而黄昏是夜晚的前奏，是黑暗的过门和必修功课。黄昏把白天转渡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王国，也把好世界给掀了个底朝天。从阳光灿烂中看出夜晚，是一个谣言家的本义；谣言家和小丑拒绝一切伪造的光明、正义、善人、真理和它们裹挟而来的信仰。
埃里希•弗洛姆说过，异化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美好和希望的异化，“在这种异化里，未来成了人们所崇拜的偶像。”谣言家和小丑打翻了这个偶像，他们早已看透了未来的空洞实质。未来在我们的想像之外，或者，未来根本就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墓堆。鲁迅就曾多次这样嘲笑过。在另一篇充满斜视目光的短文里，鲁迅还以坚定的口吻拒绝了各种名目、各种口径的未来，更为谣言家和小丑的身份画了龙点了睛：“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野草•影的告别》）
横站……
要一切都动起来，是白天的内在律令，是白天的基本涵义之一。白天，那是动作的特殊时段。所有的理想、教义，毫无疑问，差不多都产生在晚上；让所有的理想、教义行动起来的，却基本上只有白天。白天是一切观念、无意识、理念……的动态版本。有人在白天为理想拼命，有人在白天为真理怒不可遏，也有人在白天组织起冲锋队和“美的行刑队”（柏桦语），而更多的人在劳作，以换取活命的口粮……白天各个不一，动作千差万别，这组成了被乐观的诗人称作多姿多彩的白昼生活。白天规定了在一切不同的人那里一切不同的动作，却规定不了做出如此动作的有着细微差别的具体原因。这自然就是白天的无能之处了。真理、教义、哲学和神学在为白天的无能加油，鲁迅却在为白天的无能命名。他来到人间的白天，戴着灰色的眼罩，随身携带着他讨厌的派生物，斜眼打量着白天和为白天加油的各种东西，摆出了谣言家和小丑的基本姿态。是的，早在它们到来之前，鲁迅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姿势。这构成了对战士姿势的强烈反讽。
谣言家和小丑是鲁迅在白天要扮演的两个不同角色。谣言家的责任是说出，小丑的责任是做出。但这都是讨厌斜视的结果，是在动作上对斜视进一步地具体化，是对斜视动作的分解。鲁迅指点着满地打滚的、身着时髦衣裳的理想、真理、教义、正人君子、未来的黄金世界以及绅士们的各种动作；小丑的身份让他剥光了他（它）们身上的美丽服饰，谣言家的身份则让他有能力说出躲在他（它）们灵魂深处和藏在美丽服饰后边的隐蔽涵义。鲁迅在白天的具体动作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
谣言家的“说出”和小丑的“做出”最终使鲁迅得以摆出横站的姿势。横站是小丑和谣言家各自不同动作的合力所致，它们遵循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横站再明显不过地意味着：既不正面对敌，也不背面迎敌──他只把自己身体的侧边甩给了对手。鲁迅在给卤莽的东北汉子萧军写的信里说，你太不了解白天的无能了，也太不了解白天滋生出的强大力量了，你怎么能把自己的正面亮给它呢？见过赤膊上阵的许褚吗？这厮背上就很中了好几箭。你瞧瞧金圣叹是怎么评点他的吧：“谁让你赤膊上阵的，唉……”与此同时，横站也彻底把鲁迅既鼓励别人当蜜蜂，自己却又跑到租界里去当鲁迅式犬儒的行为具体化了。
谣言家和小丑的动作合力（即横站），使鲁迅在面对白天时有一种既堪称老谋深算，又堪称“奸狡巨猾”的面孔（梁实秋之类就这么认为）。鲁迅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他的时代、他的白天。白天既强大又无能。对付它，横站是最佳的动作选择。钱钟书讽刺过“租界里的革命家”，鲁迅也讥笑过这号人物：“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而已集•小杂感》）鲁迅显然搞忘记了，这话恰好也是为他自己准备的：上战场的军医，走后方的革命家，杀人的刽子手，其实都只不过采取了横站的姿势。这的确是一种既老谋深算又“奸狡巨猾”的姿势：因为只有横站才会使自己的心脏距敌人稍远一些；将胸膛和后背亮给对手，却很容易受到箭伤。鲁迅屡屡以许褚为例来劝阻不善于保护自己的同仁，说明他早已参透了个中要诀。只可惜连一向高明的瞿秋白都没能搞醒豁这中间的深意。瞿秋白把横站美化为“壕堑战”（这也是鲁迅自己的说法）和“韧的战斗”，真不可思议。
横站与斜视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也有着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斜眼打量的结果使鲁迅明白了，自己既不值得为白天的任何东西而战，白天也没有任何动作堪称他可以正面面对的敌人。敌人是对对手的尊称。鲁迅早就说过：为了抬高他们，暂且就把他们称作我的敌人吧（《坟•题记》）。但这同样是讨厌的结果。这些被“尊称”为敌人的家伙，携带着各种版本的教义来到了白天，他们正在或已经发动了关于各种信仰的各种不同型号的攻坚战，但鲁迅给他们的彩旗打上了天然的灰色，也使他们的动作有了一种明显的模糊感──他们的动作五官不清，面目难辨。说实话，这号人的这号行为也只配鲁迅向他们施以横站和斜视的姿势。
但这伙人在为白天的无能辩护和校正白天的无能时，也会时而施出猛箭。斜视使他们射出的利箭弯曲了；鲁迅即使偶尔被流箭所伤，也仅仅是伤在侧面，离心脏和性命尚远。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华美的言辞，对流箭的合理性的精彩议论，会引起鲁迅更大的讨厌感。在一篇文章里，鲁迅以谣言家的口吻“斜视”了这号人物的这号动作。鲁迅说，在夏三虫（跳、蚊、蝇）中他最喜欢跳蚤，因为跳蚤在偷施冷箭时不为自己寻找咬人的理由，它咬就是了；最讨厌的是蚊子，因为这厮在叮人之前还要发表一大通议论，搞得你都不好意思不让它施射（《华盖集•夏三虫》）。语气的背后，就是横站的姿势要说的话了：你放冷箭，可以，但不要给自己找理由，这会让人更加讨厌。鲁迅知道，从白天的角落里飞来的这些不明飞行物，大多只是一些可怜的蚊子。
横站最终是由讨厌引发的。白天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恶，还有什么东西值得鲁迅拼却性命去为它争斗呢？如果不伤及性命，当然也不妨让它咬咬，这在有时候还是有些趣味的。它是鲁迅在白天的味精和盐，当然，这是一些被鲁迅的讨厌定义过的有着浓厚讨厌性质的调料。而鲁迅需要的就是它。许多“正人君子”都以为鲁迅好斗，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懂，鲁迅是摆出了一种什么样“玩玩”的姿势来表达“好斗”的──鲁迅横站在那里只甩给了他们半边屁股。他们趁机抬高了自己。
但横站的确有着动作上的强烈躲闪性。鲁迅能在一个黑暗的年代以投枪和匕首打击时代引以为豪的白天，却没有丢掉性命，甚至没有过牢狱之苦，除了别的原因，动作上的躲闪性给他提供许多保护。动作的躲闪性能使鲁迅屡屡躲过来自正反两个方向的流矢，特别是这些炮火中包含的致命一击。鲁迅是由疾病放倒的，而不是由流箭结果性命的。
动作的躲闪性在鲁迅的白天还有着更大的涵义：它使鲁迅能侧身躲过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各种教义、信仰和真理。横站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典型姿势。在各种主义飞奔着自荐而来时，鲁迅要么侧身让过它们，要么也不妨抓住其中一个玩玩、嗅嗅，但随后总是扔掉。扔掉（在另外的场合本书也将之称为“对各种信仰的背叛”）是鲁迅的习惯性行为。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地、长时间地信仰过任何东西，动作的躲闪性是一个重要原因。鲁迅究竟信奉什么？这是他给我们丢下的众多遗留问题中的一种。长期以来，我们非常热心地为鲁迅找到过鲁迅曾经信奉过的许多东西，却又长期莫衷一是，对立观点之间还往往大打出手。这真有意思。如果转换一下角度，从横站的姿势（这也是鲁迅自己都认可、都明确说出过的）来观察也许我们可以相当明了：从很早起（而不是从一开始起）鲁迅就是什么都不信的，他只相信他曾经存活，但存活的证据却需要到已经朽腐的生命中去寻找。
横站是鲁迅为消磨众多白天而准备的经典性动作。他的目的是为了“玩玩”，是为了更好地“玩玩”，也为了尽可能长久地“玩玩”，最起码也是为了尽可能有趣地“玩玩”，却不是为了有意义地“玩玩”。意义是一个虚拟性的词汇，它是对有趣的偷窃，又是对有趣的滑稽模仿──有趣是习惯于屈尊的──，却又屡屡适得其反，荒唐可笑。而横站在动作上的躲闪性也为这种荒唐的偷窃和模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躲闪性常常是很能迷惑一些人的。这就犹如高明的拳师在临阵对敌时，他要观察的是对方的臂膀，从臂膀的细微动作中预测出对手施力的方向；只有低劣的拳师才会为对手肩膀动作的躲闪性所迷惑。鲁迅被意义所偷窃和模仿的有趣就这样欺骗了许多人。
小丑和谣言家动作的合力以及合力导致的横站姿势，却为鲁迅增加了无尽的悲哀。因为横站使鲁迅从人间的白天找不到比灰色更鲜艳的色调，找不到可用于正视的景物，也找不到可以致他于死命的利箭，更找不到可以长期接在手中把玩甚至信奉的东西。拿破仑曾为在整个欧洲找不到真正的敌手而兴味索然，鲁迅也没有真正可以配得上敌人称号的对手。他说，死于强敌的手中，未始不是一个福分。这中间的悲哀也只有用斜视来打发了。生命的本义是虚无，但生命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动作，却正好是让生命尽可能地化作实有，这中间的过度就是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支点。不幸的是，鲁迅对信仰采取了随拣随扔的态度。他制造不出它，别人也无法提供给他。他之所以屡屡讽刺那些“青年导师”，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鲁迅说；可他们都自以为知道，鲁迅转过身又说。这既导致了讨厌和横站，也是讨厌和横站的结果。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堪称鲁迅式的阐释学循环，然而它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早就说过，鲁迅牌阐释学循环，是一个失败者为了解决自己相互矛盾的动作之间的广泛冲突才被迫发明的，犹如海德格尔为了自己学说上的自圆其说不得已才动用了它。鲁迅一生都在体味横站带来的苦果。有人将鲁迅对生命的体验归结为痛苦（即所谓痛苦的鲁迅，比如王晓明先生），这的确精当；但鲁迅的痛苦大大半来自横站，却不可不察。因为任何人都不愿意充当小丑和谣言家，不愿意和自己的白天为敌：他们的角色是被逼成为的。
次生生活……
这一切构成了鲁迅在别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难以分辨的和难以描叙的白昼生活。对我们这些渴望凡庸岁月、只能承受凡庸岁月的人物，这只是一种次生生活，它是不可靠的，是不可理喻的，也是难以为继的。次生生活是第三类生活：它既不在纯粹的未来（即所谓理想主义的），也不在纯然的当下（即所谓现实主义的），而是在两者的交叉点上。它有着明显浓郁的虚拟色彩。次生生活是鲁迅经过讨厌的一系列运作，也通过鲁迅牌阐释学循环，才专门为自己的白天发明的生活方式。鲁迅有能力发明一种独有的生活形式。次生生活意味着，鲁迅漠视白天的一切，但又不能不和白天以及白天的各种动作（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打交道；而它们要争得和鲁迅打交道的权利，又必须经由讨厌的一系列运作才能来到鲁迅的次生生活之中。正是这样，动起来的白天以及白天的一切运动，才得以成为鲁迅生活的一部分。对于鲁迅，次生生活的可信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可能的生活。次生生活经由自己的表情、动作，彻底否定了白天和白天所包纳的一切：鲁迅呵斥它们，有时也不无温顺地斜视它们──鲁迅在自己的次生生活里写信、写日记，就是偶尔温顺、温情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横站和斜视的独有姿势使次生生活拥有了倾斜的性质：次生生活是一个摇摇欲坠却又坚不可破的斜面，鲁迅推动着他灰色的白天，像那个可怜的西西福斯从坡底通达顶端，周而复始直到生命的终结。鲁迅无奈而沉重的语调、苍凉的表情、愤怒到直立的头发和圆瞪的几乎要夺眶而出的眼球……既是对白天以及白天一切内容的表达，也是对自己次生生活的同情：次生生活是一个虚拟到实有的陷阱，能吞噬几乎所有不够坚定的人。它只是少数或者绝望或者强大的人最后的救命稻草和面包。我们听说了，只有中毒很深的家伙，才能有如破罐破摔般吃砒霜一类的剧毒丸剂以期达到以毒攻毒的效果。次生生活就是鲁迅有营养的砒霜；他的白天就这样染上了在斜坡上无奈滚动的色彩，它是他的重负，也是能够用于他白天“玩玩”的重要工具之一。
对于我们，鲁迅的次生生活始终是一个谜。这正是鲁迅的白天难以被精确和定量描述的重要原因。但鲁迅牌次生生活的反光、倒影却不难被察觉。就像那位把袜子翻到鞋面上的滑稽和尚，鲁迅也以小丑和谣言家的举止，滚动着自己灰色的、充满着斜视的白天，从而展开了自己的次生生活：
梵志翻着袜，
人皆道是错；
乍可刺你眼，
不可隐我脚。
（梵志《梵志翻着袜》）
次生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网罩，它笼住了白天的一切。鲁迅以它为投枪、匕首，刮去了“将来的黄金世界”俏脸上厚厚的脂粉，露出了几道丑陋的“缺陷”（《坟•题记》）。因此，他在推滚着自己的白天爬上斜坡时，不但以小丑和谣言家的方式、动作，搞掂了所有的主义、真理、君子、学问、革命……像翻着袜子的梵志，也把自己的身份、形象、心理、思想，给揭发和暴露出来了，根本不管别人的观感如何。鲁迅诚实地说，我解剖自己一点也不比解剖别人更少。这等于是说，讨厌最终也可以指向本人；横站不仅能够保护自己，还能够伤及自己。它是一把双面刃。
麦孟尼达斯（Maimonids）有趣地说，行割礼更多是为了给性欲和肉体的快感服务，不是为了什么神圣的上帝。德意志的神秘主义者、伟大的多明我会修士艾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hhart）对麦氏的嬉皮笑脸评论说，人们很难把一个女人同一个未行过割礼的男人分开，由此人们也就明白了，上帝要男人行割礼，是为了防止人欲横流。究竟是谁他妈误解了上帝？卡夫卡说了，宗教像人一样在失败。卡夫卡的潜台词肯定是，宗教比人失败得更早。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解读埃克哈特，但他拒绝评论后者的割礼观。雅克•德里达向他一生崇敬的海德格尔抱怨道，作为大师，遗忘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真是该打。接下来德里达发话了：“当我们声称看待我们的割礼时，这些解读的坐标（grid）、这些褶痕(fold)、Z字形线索(Zigzag)、这些参考物(refrence)和传递过程(transference)，都存在于我们的皮肤里，就存在于我们的性器官表面。”（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鲁迅牌次生生活就是对白天施行的特殊割礼，鲁迅就是白天的施洗者。这种特殊的割礼意味着，它既不是为了上帝，也不是为了防止人欲横流，而是通过对白天所有行为的愤怒和斜视，通过对白天所有的人与事所采取的横站姿势，找到灰色的白天的坐标、褶痕，它的Z字形线索、参考物和白天的各种动作相互间的传递过程。是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天然存在于次生生活所包纳的山峦之中。它们既是次生生活的内容，又是它的结果和目的。白天的包皮实在是太长了，它影响了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自己的内涵，它的真实形象妨碍了自己的快感。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真实的白昼为没有行割礼的白天寻找未来的圆满结局、寻找现实的合理因素时，鲁迅在讨厌中，在斜视中，也在他的横站中，把它一刀割去了。我们听见了白天的惨叫声。鲁迅也因此激怒了几乎所有的白天和白天的几乎所有动作。在许多人眼里，鲁迅的白天不独是灰暗的，也是残忍的，他在过着一种歹毒的、不稳定的第三类生活。这种随时都会摇摇欲坠的生活快要吞没鲁迅了。
叶芝说：“啊，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爱略特说：“请亲爱的主能原谅我们，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并不美好。”那么，次生生活是不是拥有美好的品貌呢？这就只有斜视、横站才能回答了。但鲁迅爱上了自己发明的灰色，也怀着残忍的笑意爱上了自己构架的次生生活，坚持不懈地为白天施行割礼，却是再怎么说都没有疑义的了。里尔克辛酸地吼道：“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次生生活、行割礼让鲁迅有事可做，得以看似有意义的、仿佛民族魂似的，消费掉偶然到手的、像命运一样不期而至的、隐蔽在时光之下的众多白天，也把鲁迅在陡峭的斜坡上滚动白天、施行割礼悲壮而又无奈的背影留给了我们。我们至今还在指点着他的半边屁股，赞扬着他身体的侧面以及他手中锋利的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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