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意义……
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检讨自己平生的学术研究时，曾感慨万千地说：历史是不可研究的，因为我们无法真正还原历史，也不可能让死去的人、死去的事件重新复活，而所有事实真相的底牌以至于同花顺始终都攥在他（它）们手中。可是，汤因比的如许感慨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质疑：那些历史中人复活了，真相就自动清楚、同花顺就可以转渡到我们手中了么？假如项羽、刘邦有幸坐在老汤先生的书房里，有理由肯定，我们的历史学家至少能得出两种很不相同的有关十面埋伏的“真相”。
有鉴于此，美国学者柯文（Paul.A. Cohen）不失时机地宣称自己找到了一种折中办法：他使用分类学的古老伎俩，把历史勉强区分为事件的、经验的和神话的（P.A.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作为事件的历史，如同十面埋伏那样早已随风飘逝了，永远不会有机会第二次到来，它给我们留下的只是灰烬，代表了物质通过消失所留存的残骸；我们对历史的唯一“认识”，仅仅是使用掺杂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体验，以及某种与作为事件的历史无关、却又和我们自己的当下处境生死相关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所形成的种种结论，这搞得大智大慧的施莱格尔也只好阴阳怪气地抱怨说，任何历史其实都只是一部当代史——这就不是一贯号称要不断逼近真相的历史学希望看到的结果了。直到最后，我们通过各种各样偷鸡摸狗的转渡手段，把作为事件的历史上升到了象征的、图腾的神话性历史。数千年来的所谓历史，其实就是对这一过程自觉或不自觉的具体化，尽管花样千奇百怪以致于让人目瞪口呆。
鲁迅最终被神话，被称为他那个时代（其实，又何止是他那个时代！）最正确、最清醒的人，这个结局也是很有来历的老例了。柯文先生其实早已暗示出，研究历史的主要任务，也因此不再是徒劳地寻找什么历史真相，而是研究作为事件的历史如何通过各种型号的转折亲运动，转渡为作为神话的历史这个漫长的、特殊的、错综复杂的过程。我对神化鲁迅的由来与步骤实在没有太大兴趣——鄙人始终觉得，和这比起来，更重要的是思谋如何去掉这层神话（化）外衣，并最终给鲁迅某种比较民主化、平民化的解释。——这意味着，我只愿意在渺小、琐碎的经验的历史层面上闲逛、打滚，如有可能，也不妨在更高的“层面”上顺手牵羊趁机鼓捣一翻。
鲁迅说，要讲到自己为何做起小说来，他仍然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这家老字号招牌不放，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还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目的就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在这一点上看上去堪称诚实，如同屡屡被舍斯托夫称赞为诚实的斯宾诺莎说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一样，根本就不容怀疑。
没有人会否认写作是鲁迅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同样也不会有人否认写作在鲁迅那里的如此目的。但是，我们往往把这个过程弄成了一个非常神话的过程：以为鲁迅的唯一目的或初始目的，就是单一性地为了改变国民性，直到最后有意识地成为民族魂。这中间究竟遗忘了什么？有意识地省略了什么？而神话的宏大过程，始终有着削减鸡毛蒜皮事件的天然癖好，比如说，改造国民性为何单单选择写作这一动作？为什么仅仅选择批判的方式？在我们动作和方式的储备库存中，难道仅仅只有写作和批判这两样活宝？这当然就不是“宏大过程”它老人家有屑于考虑的了。
任何人所遇到的第一个人生问题，从来都不是什么唯物或唯心，而是如何活下去——假如他不自杀，假如他想活下去的话；如果“是否活下去”已经不成为问题（一般也不会成为问题），如何尽可能有趣地打发完自己的一生，就自然而然成为第一问题众多候补选手中的冠军首选。出于人人都会活下去这个更为真实的原因（自杀的毕竟只是一小撮），如何有趣地活下去就是人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它还拥有先于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本属性。事实上，连自杀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动作选择，也就是因为自杀者找不到那个始终都在和他兜圈子的有趣，他既不能忍受人生的无趣状态，也没有耐心去寻找那个躲在暗处、只有通过搜罗甚至重新发明才会现身的有趣。——我们在时光中的所有动作选择，其实都是对这个第一问题自觉或不自觉的回答及其具体化。
有趣只对个体而言；它是一个只对某一具体的人才有效的具体的概念。有趣的事情从理论上说会有无穷种，填充空白岁月的动作和方式也就会千姿百态。对此做出肯定性回应者之一的，是死不改悔的作家西奥多•巴瑞特（Theodore Burette），此人在1840年出版的《吸烟的生理学》（La Physiologie du Fummeur）中早就就说过，尽管香烟是一种毒品，但她是令人愉悦的，充满活力的，富有朝气的；她是吸烟者调皮的、让人兴奋的女人，她的魔力隐藏在某种辛辣的东西里边。很显然，对这个具体的巴瑞特，吸烟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出“有趣”所料，他果然是吸上了。诗人拉弗格（Jules Laforgue）也发现，从降生在这个无聊的世界到对来生一无所知这一长段时间里，所幸还有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消磨时间；在他那里，用于消磨时间的唯一方式就是吸烟，和那个颓废者巴瑞特一个样。斯维沃（Italo Svevo）的伟大小说《芝诺的告白》(The Confessions of Zeno)对此有着更加具体的描述：书中的瘾君子芝诺一生都处于戒不戒烟的矛盾过程中（毕竟香烟的确是一种毒品），行将就木的芝诺最后终于发现，正是这个痛苦的过程而不是其他构成了他美好的一生，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痛苦的“有趣”，使他得以填充若干空白的岁月，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为找到一种好的填充方法而费尽心机……因此，当《日间烟火》（Au feu du jour）的作者安妮•莱克利克说“香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祈祷”，你就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有趣”在这里充当了司令官的角色。
出于性质相同的原因，如果我们说鲁迅的为人生、启蒙主义（立人）、批判国民性、引起疗救的注意……等种种动作，对鲁迅而言首先是有趣的行为，鲁迅在完成它们时能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有如香烟之于瘾君子一般，也请你不要生气；为什么不呢？要是不这样，鲁迅还会把这种种高贵的行为推延到底吗？——毕竟从来就没有人逼迫他这样做呀。人生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真正的必须：填充展现在每一个具体之人眼前的、有限的空白时光。而填充的动作选择，就是这个唯一的“必须”和“有趣”上下其手的结果。也许这才是人生最根本的现象学。而有关这一点，鲁迅是非常明白的，他在《呐喊•自序》里早已清楚地暗示过了。
每一个具体的人对有趣的具体回应方式和动作选择，都命定地带出了他的全部思想，带出了他之为他的整体性面貌，其中当然也包含着那个“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对生活的主要态度。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填充方式，这点因果关系在这里比在别的任何地方都要来得正确无比。因此，不同的人对有趣的不同填充方式或动作选择本身并无高下之分，那都不过是些让他们能够尽可能有趣地消磨时光、打发岁月的伎俩。是一些载体，也是维特根斯坦称道的那根能让人达到某种目的脚手架。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认为当一个民族魂、做一个英雄有趣，尽管去做好了，反正也没有人会拉着你；他如果认为当一个流氓、无赖、同性恋者、瘾君子有趣，当然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最后的结局得由自己负责，从根本上说，也仅仅和选择者本人相关。
鲁迅认为自己之所以搞起写作来，是因为在日本仙台医学课堂上突然顿悟到，救治中国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造他们的灵魂，而写作是完成这一任务最好的方式（《呐喊•自序》，《朝花夕拾•藤野先生》）。的确不能怀疑这个道白的真实性，可我们越来越有理由倾向于相信，这件事顶多只能算是鲁迅其后事业的一根导火线。我们都听说了，鲁迅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恐怕这才是他选择文艺方式来完成自己使命的真正原因。鲁迅还说，他之所以学医，仍然是受着改变国民性、为了国家富强的理想所促使。我们的确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鲁迅的真诚；但是，假如鲁迅根本就对国家富强、改造国民性毫无兴趣，他还会那么着急去学医吗？这里面暗中起着大作用的，仍然是那个有趣和唯一的“必须”，只不过这是一种过于沉重的有趣和必须。这暗中的规律正如苏美尔人的《洪水传说》所咏诵的：“我要暗地里对他人和睦。”只不过有趣和唯一的“必需”是通过强制性行为来对它们的臣民“和睦”的。借用亚当•斯密的话，这种“暗地里对他人和睦”的规律，正可以看作支撑我们人生的那只“看不见的手”。鲁迅的动作选择和他对人生第一问题的回应方式，归根结底只能说是一个假动作。改变国民性决不仅仅只有文艺和批判，对鲁迅，至少还有医学。学医和学文学对鲁迅的有趣填充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假如他也选择行医并以此为终身职业；出于相同的原因，他喜欢改变国民性和我母亲喜欢打麻将，巴瑞特、芝诺喜欢吸烟，对于消磨时光和不动声色的时光本人，也没有谁高谁下之别。
尽管如此，对第一问题和唯一“必须”的不同回答，对空白岁月的不同填充方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团体、党派那里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意义是时代、民族、团体、党派……从众多（以致于无穷）种回应有趣的动作和方式中，按照自己一时、一地、一团体的利益需求所进行的势利性选择。意义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复合性的动词；正是词性上的有意暧昧，掩盖了“意义”在动作上的双重特性：挑选和追认。挑选和追认是隐藏在“意义”内部张牙舞爪的姿势，具有明显夸张的色彩。这就意味着，它是在现存的、现成的对有趣进行的回应方式中，挑选对“意义”有用的方式，并追认、夸张和突出这种方式。这和恋爱有些类似。所谓恋爱，就是从众多的男人或女人中专门夸张某一个而抛弃其他所有人的狭隘举动——一如张爱玲在一篇小说里所说。因此，意义总是狭隘的，是排他的，非民主化的，它的选择和追认意味着有限，而对“必须”和有趣的填充恰恰意味着无穷——如果人间真有无穷这件“事情”的话。挑选和追认构成了“意义”的肉身整体。尽管对有趣和唯一“必须”的各种填充方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但在“意义”眼里，它们却有着价值论上的差价。毋庸置疑，这个差价是意义自身运作的结果，和填充本身并无必然关系。
鲁迅的动作选择、填充方式，被一个民族的一个时代挑选出来了，并给他（它）赋予了高度的意义。“民族魂”只是意义给予鲁迅及其动作的众多名号中的一个。另外的名号还有“战士”、“中国文化最正确的方向”、“空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精神导师”、“国民性的解剖者”……至于何时给鲁迅追加何种具体的名号，全要看“意义”彼时彼刻的心情和目的了。就“意义”的老脾气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毕竟每一个人的动作选择和填充方式都要经过它的过滤，才能进入大写的史册。无数人和他们的动作之所以被史册遗忘，就是因为他（它）们没有被挑中、无法被追认所致。柯文所谓作为神话的历史，其实也就是这样来的，中间环节仅仅是：“意义”在动用自己动作上的双重性——挑选与追认——时，不但挑选了一个事件（或一个人），并且给它追加了太多的意义名号，以致于对有趣和“必须”的填充动作被扭曲、被抛弃，直到最后完全被掩盖。仅就中国的历史来说，这早就是有来历的老例了，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无聊的，太无聊的……
鲁迅对自己的动作选择有过相当多的怀疑，从对鲁迅生涯有案可查的那一刻起，自我怀疑就是他身上的沉重包袱了。他对满怀热情前来寻找导师的青年们兜头泼了一瓢凉水：“自己也未必可靠。”（《华盖集•导师》）这就要算是夫子自道、现身说法了。鲁迅的怀疑的真正涵义是：“我”的选择是否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趣味，是否能使自己真正有趣地活下去以填满空白的岁月呢？——按照雅典的苏格拉底的建议，未经思考的人生，实际上就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谁说不是这样的？鲁迅扭头就问，把眼睛睁得牛大。而他只不过是在问自己罢了。
有趣是人生价值方面的概念，而不是美学概念。我坚信人生中的有趣是我们所有种类的食物中最重要的食物，但我坚决反对美学上的趣味性。人生的有趣概念意味着，只要“我”有条件，“我”就想把“我”的工作与自己对人生的有趣填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想使自己的人生能从中获得快感；而美学的趣味性一门心思想的仅仅是：用趣味来代替获得有趣人生的真正技术。借用锡德尼爵士(Plilip Sidney)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美学上的趣味性组成的世界是“铜的”，只有人生的有趣组成的世界才是“金的”。
在《为诗辩护》结末，锡德尼颇为幽默地说：“当你活着的时候，你生活在恋爱中，然而由于缺乏写情诗的技能，总得不到青睐；而当你死亡的时候，由于缺少一篇墓志铭，关于你的记忆便从大地上消失。”许多仅仅以时代、民族所框架的意义之马首是瞻来进行动作选择的人，活着受到了青睐，死后也被史册牢牢攥在了手中。但鲁迅的被记住与此完全不同，虽然看起来很有些相似：鲁迅的动作选择之所以能被意义看好、挑中，是因为他的假动作有着明显逼真的性质。他在严肃回答第一问题和填充唯一“必须”时，在动作选择上本身就有主动送往时代、民族所意欲认可的意义门前的心思——他的改造国民性理想并不是虚伪的。但正是在这里，产生了鲁迅的无聊感：他从事的工作和对空白人生试图有趣地填充并不总是联系在一起。在他那里，这中间太缺乏致命的关联了。对于他，这个火气很大的鲁迅，用于填充的材料实在太过无聊、荒唐、低级甚至下流，完全是无趣的：比如说，时间已到二十世纪，而他鲁迅还在为中国是不是需要白话文、女人要不要缠足、丈夫死后可不可以再嫁……之类的问题与人勇猛绝伦地争斗。让鲁迅为之战斗的对象是否配得上鲁迅巨大、激烈的动作，的确是令人滑稽、可笑、可悲的事情。这种在有趣的填充方式和无趣的填充材料之间的来回奔波，鲁迅认为是彻底无聊的。它使他分明有一种无奈的腔调了。
鲁迅所说的“自己也未必可靠”，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其中的原因之一正不妨到这里去寻找。写作、改造国民性（即鲁迅式革命），在它们结合的开端的确既出于鲁迅的兴趣，又基于他的志向（即主动献身于“意义”），但无聊感的到来又使他明确觉察到：改变国民性，甚至连写作也仅仅是或越来越倾向于是一个巨大的、堂皇的假动作。该假动作的真实含义是：我的目的只剩下自救，是为了尽可能使自己的空白岁月有趣些；国民性既然难以改变，在中国既然连搬动一张桌子都需要流血，那我就做出一副要改变的样子好了，以便引导我继续动作下去——这就愈来愈接近假系真做的原初涵义了。越临近暮年，鲁迅的呐喊、激愤、偏执、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也就越带有即兴色彩，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写作中。即兴意味着丧失了方向感，但丧失方向感恰恰意味着处处都有可能是方向。正是即兴具备了这种互相矛盾的内在腔调，使鲁迅漫无目的地发火、骂人、叫喊、暴跳如雷，尽管他在做出这一切中的每一个具体动作时，依然是清醒的和充满理性的。上述种种已经成为鲁迅在动作选择上的惯性行为，就如同朝着虚空狠命打出一拳根本就无力收回，连自己也只能跟着施力方向“前进”一样。越到晚年，鲁迅越能体会到一种激愤的、毫无方向感的快感，他用这种快感充当了对空白人生进行有趣填充的替代品。究竟是对有趣的填充才使他产生了假动作，还是假动作修改了有趣填充的内涵、方向，这就会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了。这里不妨对此保持沉默。
鲁迅多次说到的不大看重时光，工作只是为了玩玩，都表明他早已参透了人生的无趣和无聊。无论怎么说，人生第一问题和唯一“必须”都是人生的强制性问题，就如同一个罪犯被带往法庭必须开口说话，这里边从来都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生活的实质就是强迫你对它的接纳和忍受，人在生活面前，就如同革命战士到了中美合作所的四十八中刑具面前。它是个“不得不”和“非如此不可”的问题。因此，有趣和第一问题、唯一“必须”相比，始终是第二性的、后置性的，顶多只能算是对它们最不坏的回答。所以，有趣也是人生天然就带出来的强制性选择，如果你有意识地进行这样的选择，你的人生还可能有趣；如果你根本不愿做这样的动作，你将注定只有一个“铜的世界”。鲁迅之所以宁愿把假动作弄到逼真的地步，搞到只剩下惯性的程度，不过是因为他越到暮年也越想活下去，并且是希望能越有趣地活下去。在他的第一本书《坟》出版时，鲁迅除了说到写作的无聊（其实是用于写作的材料的无聊），也以沉重的心情道出了写作的一点小有趣，尽管他也使用了“意义”一词：“在我自己，（《坟》）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痕迹。”这肯定就是姑妄“做”之的无奈涵义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的“意义”从骨子里透露出的恰恰是“有趣”的含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删除过去，删去所谓的将来和希望，只注重当下，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问题。对于一个真诚回答第一问题和唯一“必须”并且十分爱重自己人生的人，鲁迅走到这一步，的确值得同情。在许多地方，他都表达了要重视当下的意思，但他的真正目的其实“只”在当下，因为过去的无疑只是时光的尸首，将来的东西也命定要变为尸首——在一个像鲁迅那样不会做梦的人眼里，这都是无可置疑的了。所以，唯一现实的、比较可靠的事情，就是力争使当下有趣些：鲁迅始终是个“现时主义”者，他吉拉尔式的、流水帐般的日记早已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阻碍他潜渡回过去以及提前赶往将来。它不允许他这样做，它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就是在当下，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在离眼睛五米远的时光那里，鲁迅怀着得过且过的心情，走进了空白的岁月；也怀着趁机有趣一点的微末希望，发火、骂人、诅咒、战斗。这种种动作被后来的许多人，也被历史误认为鲁迅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恨铁不成钢的过激行为，他们哪里知道，鲁迅也许越到后来，也便越没有了那份好心情。这正如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所咏诵的：
一些友谊，几个黎明，几瞥绿草
几只桨，饱经寒雪和暑热
我们就这样漂向岸边，穿过寒冷的水域
不再在乎我们是随波逐流，还是笔直的航行。
记录……
人生就是一个动作的大本营，任何人都有权从中挑选让自己用起来顺手的东西。隐士孙登对来学习长啸、并跟随了他三年的嵇康说：“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晋书•隐逸传》）如我们所知，嵇康并没有学会孙登的长啸，也没有记住孙登的临别赠言，而是用他的激烈行动把自己送上了司马氏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刑场。他是否也选用了一件用起来顺手的东西呢？这就很难判断了。鲁迅在回答了人生第一问题和唯一“必须”后，并没有走向有趣的人生，也如我们所知，他最终走向了无聊，和那个悲惨的嵇康一样，也有可能遇到同样性质的问题：不是战胜无聊，就是被无聊所战胜，直到最后被覆灭。正如精通上战场之于做军医、杀人之于做刽子手、革命之于走后方，一句话，英雄之于稳当的隐秘关系，这个既善于做犬儒、又愿意鼓励别人当蜜蜂的鲁迅，在对付无聊时也有自己的“且介亭”——他有的是对付无聊的高明伎俩。和嵇康不一样，他不需要孙登的教诲。我们根本就不要为他担心。
“托（尔斯泰）尼（采）思想，魏晋文章，”对鲁迅的如此描述是鲁迅自己都认可的。鲁迅对嵇康有很深的认识，这自不待言；我感兴趣的是：对一个像鲁迅那样从有趣出发最后出他本人意料走向无趣的人，要最终战胜无聊该多么困难。在鲁迅的生命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和无聊征战。这是一场暗无天日的、犬牙交错的人生航行，犹如瘾君子芝诺一生都陷身于“戒不戒烟”的严重问题。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战场。鲁迅也终于开始了自己和自己战斗的痛苦历程，这中间的桥梁和过渡就是记录。鲁迅显然在避免有可能到来的失败了。
法国色情作家皮埃尔•路易斯曾经非常有趣地说过：香烟是十八世纪的现代人发明的唯一新快乐，相对于古人，它可能不仅是现代人唯一快乐的创意，而且是唯一智慧的发明（路易斯：Une Volupte Nouelle）。不用去仔细考量这个瘾君子口吻中间的调笑语气，事实上，该路易斯最终是正确的：和古人比起来，我们的痛苦增加了，却并没有因此相应的、足够多地发明能让我们感到有趣的东西，来抵抗日益增多的、能足以引发我们痛苦的“事物”。鲁迅比他的先祖们体会到了更多的无聊感、荒诞感和绝望感，时代与社会却并没有给他提供更多有利于对抗这些玩意的有效武器，而且，他对随时飘到身边的众多信仰、理想、主义、真理……抱嗤之以鼻的态度；因此，剩下的紧迫任务就只能是：那些无聊感、荒诞感、绝望感需要他自己想办法来解决。对此，鲁迅的自我发明仅仅是：记录下它们。
但鲁迅的记录意味着，在记录自己的无聊感的过程中试图体会到一点小有趣，并借以填充空白的岁月。这同时也构成了鲁迅明知写作没有多少意义，也要不断写下去的更为原始的理由。很显然，这里边的有趣只是对有趣本身的模仿，好在有趣总是习惯于降格以求的。“有趣”是一根弹簧，它懂得什么叫做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许多人（比如李泽厚）都指出过，鲁迅的人生动作和加缪笔下西西弗斯推石头的动作，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但那些论者几乎都没有把这一精彩结论落实在鲁迅的具体动作上。实际上，鲁迅的绝大部分写作都是对无聊的记录，而且记录本身多于批判、谩骂和讽刺。极端地说，后三者本身还是记录捎带出来的：批判、谩骂、讽刺首先要针对无聊才会有效。很久以来，我们都把鲁迅的记录误认为一种普适性公式，以为它是加诸鲁迅身上一切意义名号的伟大来源，这就是柯文所说的神话性历史在从中作梗了。
卡夫卡回答问题产生的是恐惧，他最顺手的动作是上床、钻地洞和虚构。老卡说，一切对我而言都是虚构，我追逐着虚构，我来到一间房子里，发现它在一个角落闪着白光而纵横交错地走动着。虚构既是卡夫卡抵抗恐惧的方法，也是他呆在床板上、地洞中唯一有趣的工作，最终还是他得以稍稍有趣一点地活下去的法宝。他的虚构和鲁迅的记录在用于打发时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相同的也差不多仅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记录却有着双重性：既排斥虚构，同时也必须有限地仰仗虚构。
鲁迅排斥任何卡夫卡意义上更高的法庭——卡夫卡的虚构无非意味着，有一个可以收受他自辩状的更高机构：卡夫卡的虚构始终是为了欺骗那个法庭，并从中获得一些充满矛盾的快感；鲁迅排斥任何虚构而来的意义、本质、灵魂、主义、真理、信仰……因为它们都太过无聊了，是欺骗性的无聊，在它们美丽的服饰下，掩藏着的不仅是男盗女娼，还很可能是空无一物。
但鲁迅的记录也需要虚构（这和辩证法无关），因为鲁迅的记录随时都有愤怒地叫起来的秉性，这就需要有一个个可以让记录吼叫的对象。伟大的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C.Williams）经常讲：除了物，没有意念（No idea but in things）。按照威廉斯的观念，无聊只能寄存在具体的无聊事实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鲁迅愤怒的记录方式必须要找到那些无聊的事物——他的记录其实也就是寻找无聊之物的艰辛过程。也许鲁迅的记录方式找对了，因为那些东西的确很无聊；也许它并没有找对，因为被它挑中的、供它愤怒的东西，只是在记录者和记录方式看来好像是无聊的而已。自从鲁迅在万般无奈之下发明了愤怒到让记录者呕吐的记录，一件事（更多的时候是某一个人，比如鲁迅眼里的梁实秋之流）是否无聊最终得由记录的内在腔调说了算，它的一票否决权正是一种强行的虚构（但不是“意义”的虚构）。是记录出于自己的心理目的、人生对有趣的需要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虚构了事物、事件和人物中的无聊属性。
当然可以把这看作是鲁迅的深刻、敏锐、目光犀利，但在这种形式的虚构中，事物、事件和人物本身有没有无辜的成分呢？卡夫卡痛哭流涕地吁请我们：在你和世界的交战中，你更应该帮助和同情世界。鲁迅牌愤怒到呕吐的记录对此兴趣不大。因为这种记录、这种记录中包含的虚构属性，对于鲁迅归根到底是一个假动作，尽管它正好可供“意义”对进行之挑选和追认：正是这种虚构出来的无聊属性，使得鲁迅可以愤怒起来，也使得记录能作为他在填充空白岁月的艰难历程里，体会到被复制出的一丁点有趣。很显然，这一方面是出于“有趣”习惯于降格以求，另一方面也出于鲁迅的个人宿命。降格以求说的是有趣毕竟包含着巨大的善意；而宿命，我多次说过，它不是我能解释的东西。
选择，追认……
尽管写作对鲁迅是一个太过真实的动作选择，对于“意义”，却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假动作。但真实的选择被转渡为假动作的责任不在鲁迅，而在意义的古怪脾气，在意义的双重复合性动作（挑选与追认）之间的上下其手。假动作的生成，从来都有着古老的、传统的来历。当孔子为了恢复周礼，并把它当作自己一生中最有趣的事情来做，即使做不成也并无所谓时（即“知其不可而为之”），经过焚书坑儒，经过董仲舒，经过韩愈、周敦颐，经过宋明理学的反复挑选和再三追认，终于成为了一种越来越偏离孔子原意的学说，而这个学说的意义对于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假动作。在许多人眼里，孔子也就仅仅成了“当天下纷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并“拯天之衰”的人了（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九）。而孔子的个人志趣呢，填充空白岁月的个人动作呢？则毫不犹豫地被弃之不顾了。鲁迅遇到的情况，正是这一古老传统的老兵新传。
鲁迅很沉痛地说过：“我的应时的浅薄文字，也应该弃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热风•题记》）他接着解释说，“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争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如说地球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不寒心而且害怕？”（《坟•我之节烈观》）这种沉重、悲凉的语调，除了无聊的意味外，明显有着巨大的愤怒、蔑视和无可如何的承受。当鲁迅选择改造国民性、批判国民劣根性，试图以之来有趣填充空白人生岁月时，遇上的却是这些令人寒心的事情，从这里，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出鲁迅的可怜呢？当我们说，用能开山裂河的大炮轰向敌人时，才发现想像中的敌人仅仅是无聊的蚊子，大炮产生的情绪除了无聊肯定就是失败感了。鲁迅也就是这样获得他的失败体验的。但这只是他走向失败的方式之一，远不是全部。
正是这一点，使鲁迅始终在有趣和没趣（“无聊”）之间挣扎、摇摆不定。他本来是想有趣地填充空白岁月，可是，用于填充时月的材料却无聊透顶，剩下的唯一安慰只是这个填充动作本身。——鲁迅明显想用只剩下纯粹形式的填充行为来充当避免失败的工具了。鲁迅的激愤、辛辣、刻薄以及相当省力的幽默，几乎都是有趣和没趣之间的张力引发的，它们构成了鲁迅之所以偏执的心理基础，也构成了他性格上的分裂。鲁迅一生都在试图寻找某种平衡，以使它们无力伤害自己。很遗憾，他曾经找到过这种性质的平衡点，但又很快丢失了。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鲁迅的思想并未超过他的同辈人或同时代人，但他之所以直到今天还吸引我们，是因为他身上寄存的对生命苍凉感和无聊感的现代性体念（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胡适陈独秀鲁迅》）。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议论。问题是，苍凉感和无聊感，必须要放到有趣和没趣的冲突这个巨大心理坐标系上才能得到准确的、具体的观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地看到，鲁迅是如何在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究竟想去何方时才最终走向失败者身份的。
在有趣和没趣之间的徒劳奔波，既组成了鲁迅对第一问题和唯一“必须”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回答，也为假动作的到来开了后门。“意义”有着无孔不入的穿透能力，如果它需要，只要它愿意，就没有什么是它不能挑选和追认的。而需要永远是“意义”的首要前提。但是，对每一个思考过生活的人，始终是明白“意义”的选择和追认癖好的，至少是对它的选择行为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点，不仅导出了人与时代始终有着主动合一的一面，也暴露了“意义”在力量上的过于强大。连过分追求有趣、并在青楼梦好中长久体验过以有趣填充人生空白带来快感的唐寅，也有偶尔的“大彻大悟”：当这位风流才子不堪时代“意义”的强大力量下定决心要参加科考时，便开始“取前所治毛氏诗，与所谓四书者，幡讨拟议，只求合时议。”（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一位唐朝的小诗人也说：“读书三十载，驰骛周六经；儒衣干时主，忠策献阙庭。”（徐彦伯《拟古诗》）对于鲁迅，他填充空白的动作选择也有着非常明显的特殊性：既要有趣地打发岁月，又要力争有意义地消耗它。前者只对本人，后者则是对时代问题的呼应；前者有趣，后者带出来的却是欲罢不能的无聊。正是这个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后者占上风的冲突，使“意义”在最终的选择和追认上，只记住了后者，完全有意地忽略了前者。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痛苦的鲁迅视而不见，只一门心思为他制造传说，也使鲁迅的假动作代替了或者掩盖了对岁月填充的全部真相。而这种真相中包孕着的鲁迅的失败者身份，也当然给一并掩盖了。剩下的只是他的成功、伟大、战士、民族魂和未来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些都是意义为鲁迅虚构出来的。“意义”既选择又遗弃的牛皮烘烘的霸道性，正在这里。
卡夫卡在1910年的一则日记里写道：“舞蹈家埃德华多是个音乐爱好者，她到哪里都由两个小提琴手陪同，就是乘电车也是这样，她让他们演奏好多曲子……当然开始的时候，人们有点儿惊奇，过不了一会儿，谁都觉得那是不合适的。可是在整个旅途中，在吹过的强劲的风里，在狭窄的甬道上，音乐却是那么悦耳。”当然，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对空白岁月不断填充的无趣旅行；有趣地打发岁月的有趣动作，在终极意义上，只对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有效，对别人是并不合适的，如同埃德华多最初受到的待遇一样；但“意义”在选择和追认时，有可能把这些在大多数看来“不合适”的动作，最终强行转换为对大多数人“悦耳”的事情。意义的庞大功能就是这样：通过选择和追认，把无意义但有趣的手势、腔调转换为有意义的，并且直接命名为意义（当然另外准备了一个更为悦耳的名字）。卡夫卡紧接着在另一处还说到了自己，彻底暴露了个人的选择和意义对个人的选择之间的巨大矛盾：“我不会让自己累着，我要跳进我的小说里，即使这会划破我的脸。”谁也不想破相，可假如有趣人生的代价之一就是破相，如同性喜海洛因的代价就是短寿呢？对此，卡夫卡和鲁迅该怎样回答是不必询问的。当然，意义该怎么回答我们更不该询问。
对于鲁迅，情形依然如此：在有趣和没趣之间的无谓奔波，尽管使他疲惫不堪、痛苦异常，但这种没有平衡点的冲突所导出的整体情绪，始终构成了能让他得以活下去并有效打发空白岁月的动作首选。他把这种种“不合适”的填充方式最终弄成了对他个人“悦耳”的音乐：他对自己有趣方式的承认，比“意义”对他的选择和追认来得更早——尽管他对自己的承认含有明显破罐破摔、自暴自弃的意思。
鲁迅对一个叫做有恒的人说：我对时光并不看重，有时还把它当作儿戏（《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接着又对许广平说：我所做的事情大大半只是为了自己玩玩（《两地书》之四）。鲁迅最终是不怕别人听见这些言论的，倒是怕别人听不见而赋予他过多的意义。这些真实的言论对于“意义”古老、古怪的癖好，对于神话性的历史，既是通过选择被追认的事件，又是通过追认被抛弃、被掩藏的事件。儒教叛徒李卓吾在致友人书里，把自己消磨时光的复杂性和无奈心理给说了出来：“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若等祸者，志虑益精，德行益峻；”等死就不同了，“等死之人身心俱灭，筋骨已冷，虽未死，即同死人矣。”（李贽《续焚书》卷一“与周有山”）鲁迅其实越到后来遇到的问题越与此相类似，他的激愤、偏执，从激愤、偏执中寻找到的恶意快感，都能让他得以对时光进行对自己而言的有效填充。但在有趣的填充动作和没趣的、无聊的填充材料之间奔波得过于久远的鲁迅已经不管什么选择和追认了，他有意识的意义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明显让位给了有趣的填充本身——这是鲁迅亲手为“意义”的选择和追认脸上抹的锅灰，也是他的行为本身把有关鲁迅的神话性历史那颗脑袋上的毛给拔光了。他是它们的反讽，是它们理论上的漏洞和后门，也是它们身上的缺陷。鲁迅用自己的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要去何方，也用自己的失败感，嘲笑了表扬他的众多小鲁迅们。
假动作到如今早已经变成了真动作。相对于“意义”的古老脾气，相对于用言语织体为鲁迅编织传说并最终把他处理为偶像的人，按照更古久的苏美尔人的话说，这是一个“纯净的口谕”；按照《圣经》的口气说，“事情就这样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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