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小流氓韦小宝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鹿鼎记》，既是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全部作品中最奇特、最令人惊讶的一页。当《鹿鼎记》在报上登台展出伊始，便有热心的“金迷”写信质问作者：《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言下之意无非是，它和以精彩打斗撩拨人心的英雄传奇《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毕竟有着天壤之别。金庸在玩什么“变脸”呢？“《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金庸对此不无得意地说，“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①话说得很明白，也算诚实。但是，金庸只对《鹿鼎记》之所以如此奇特道出了表层形状，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只要我们把《鹿鼎记》放在金庸全部作品组成的整一系统中进行考察，情形就十分昭然。在《鹿鼎记》之前的全部作品里，当金庸兴高彩烈地以“粗鄙”的、“通俗”的、难入正经学者之“法眼”的武侠小说为手段，奋力展示了中国文化中本有的正史逻辑（即儒道互补，本文亦称正史文化和正史世界，它是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以王道、天理、达则兼济不达则独善为核心）和野史逻辑［即扬（朱）墨（翟）互补，本文亦称野史文化和野史世界，它是民间百姓的下层文化，以兼爱和为我之私为核心］时，他预料到、也碰到了这二者之间天然存在的反驳和杀伐情形，也堪称勇敢地面对了这二者各自本有的内在冲突；但当他的创作越进行得深入，便发现自己面临的紧张情景越明显；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武库中，还为他准备了佛禅（即佛禅文化，本文亦称佛禅世界）这件有力武器，作为他用来调解冲突的法宝。在除《鹿鼎记》之外的所有作品里，正当金庸对他曾经稍有微辞的佛禅刮目相看时，佛禅作为调解剂、灭火机和“感冒通”的有限性，也早已从它那无能的开裆裤里露出头来了。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再次迫使金庸要找到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或者说迫使金庸要尽快从这险恶处境中逃遁出来——除非他就此罢笔，除非他去重复自己。体现、转载这一逻辑结果的，则是以小流氓韦小宝为主角的《鹿鼎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景致，不会再在金氏的创作逻辑中出现了。儒道（正史文化、正史逻辑、正史世界）、扬墨（野史文化、野史逻辑、野史世界）和佛禅，作为中国本土文化鼎足而三的基本构架，是（或几乎是）中国人文价值文化的全部内容；但金庸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顺着传统的逻辑老路将它们重新走过一遍后，在将它们的全部功用在小说中消耗殆尽之后，再也不可能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有效的解救之路了。这情形颇让人联想起生物学上令人欣慰又让人分明要产生几分宿命感的“生物发生律”：当人在母体子宫内以十个月的时间，走完从鱼到人的全部进化之路时，其结果只能生出人，而决不可能是我们幻想中的超人（Superman）和圣人。当金庸走完中国文化的老路数，并把这一切在叙述逻辑和叙事框架上极尽挖掘、发挥之能事后，在他使用过中国文化内部那点可怜的调节机制调节了自身的矛盾后，他也只能得到传统文化的老面孔；但金庸又以一个优秀作家的豪情，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还顺带给我们端出了韦小宝这份活蹦乱跳的红烧大鲤鱼。
作为全书的主角，韦小宝再也不如郭靖（《射雕英雄传》）、胡斐（《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乔峰（《笑傲江湖》）、令狐冲（《笑傲江湖》）那样是个英雄人物了，而是一个流氓、无赖；因此，《鹿鼎记》也不再是英雄传奇，而是流氓的发家史。有不少人曾说《鹿鼎记》是一部反武侠小说，甚至还有人将它和《唐·吉诃德》作过对照，这虽然是学究们老得掉牙的习惯性抽搐，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我认为，韦小宝正是在中国本有的价值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精怪式人物，同时又用他精湛的流氓功夫和流氓行径，给中国文化的各家组成部分脸上抹了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韦小宝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反讽，恰如《唐·吉诃德》是对骑士文化与骑士文学的一个嘲笑：韦小宝预示了中国文化功能上有一个极限，中国文化的内部机制不允许人们对它作更为有效和更多的调整。让那些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拯救世界的礼品奉献给世界人民的妙人儿在韦小宝面前发抖吧！
精义在“王”的正史逻辑，并没有因了高妙的说教而令其门人克己制私。就说肉体的抒发吧，连朱熹这样“立志成圣则圣矣”的准圣人，也有弄大儿媳妇肚皮之举，也有为诬陷同僚不惜用刑威逼一个妓女的阴险行径——从一个“卑贱”的婊子身上打主意，恐怕就不纯是什么野史、稗官的胡说和攻击，按照正史世界的铁的逻辑，我们的朱老夫子是做得出这样的事情的②。《晋书》曾说，魏武帝宫内遣“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归于家”③，恐怕没有“归于家”的，还有若干人留在宫中吧，这其中又有多少是供帝王玩乐、用于抒发肉体的妓女呢？唐人陈鸿也说：“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④“天理”、“王道”的直接化身原来也有喜好肉体的一面，也在白花花的肉体面前忘记了正史精“义”，倒真让我辈有些糊涂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小时侯，我对老师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当有一天看见老师居然也撕开裤裆撒尿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老师也是要撒尿的！这倒让我警觉了起来。因此，当陆机在吊魏武帝并说武帝“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的时候⑤，根据我的经验，我就有足够的理由猜测，到帐里恐怕并不只是欣赏妓女容颜，而没有“扫开鸟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峰”的惯常举止⑥。《南史》在说沈约时更为有趣：“（沈约）常侍宴，有妓婢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沈家令’。”⑦可见正史门人（天理的守护者）也从不在偷香窃玉之事中闲着，不但是明目张胆，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相较之下，金庸在揭发这一点时，未免还留有余地、存有情面。
野史逻辑自不用去说，“肉体的盛宴”本身就是为“我”之私（扬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的实现途径之一，放纵感官纵情酒色，正是“肉体的盛宴”的题中应有之义。就上述两家而言，其他污七八糟有违自身说教的举止绝不会少，引证过多只能显得笔者迂腐和少见多怪。而佛禅的调解作用要不是这些“脏唐”、“臭汉”的过于繁多和深入脾胃，又怎么会显得能力太过些微呢？何况在武侠小说中，这玩意引起的恩仇 / 杀伐多之又多。我们总该记得，林平之之所以对一向爱护自己的大师兄令狐冲恨得入木三分，发誓要剑刃其血，除了家仇外，其老婆岳灵姗曾与令狐冲有过花前月下而林平之怀疑他们曾经有过一腿，怕也是个重要原因吧?（《笑傲江湖》）因此，为了从佛禅的无力拯救之中抽身而出，金庸命令韦小宝承担了中国文化的几乎全部后果，其直白的涵义是：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当互不服谁，并且谁也解决不了谁、谁也放不倒谁时，却共同地、齐心协力地认同了流氓和流氓的做人准则，甚至默许了流氓文化和流氓逻辑。而流氓的涵义似乎也可用基督教的话来描述：“空虚，空虚，人生空虚，一切都是空虚”；“我决心借酒自娱，寻欢作乐。”⑧流氓的“空虚”当然是指一切神圣和貌似神圣的价值最后破产之后的现实处境。
韦小宝就是这样一个流氓。鲁迅曾经精辟地指出：“流氓等于无赖加壮士 、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变成所谓流氓。”⑨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更有着极为简洁和深刻的揭露。但高明的鲁迅忘记了佛禅，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佛禅为流氓说话，甚至本身也抢做流氓，不妨去看看《金瓶梅》中的某些章回、想想“花和尚”一类的绝妙词汇也就明白了。——我愿意说，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最主要的不是它的说教如何堂皇、高明，甚至也不在于它的内在结构和图示是多么的谨严与合理，而是在它抚育下的人是否能够做到，更为重要的是，在它抚育下的人是否可以引证它的教义为自己违背这种教义寻找根据。我们都看见了，并不是每一个佛子在寻欢作乐时都认为自己这样做有违佛家大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自我开脱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更为无数和尚或沙弥凭添了放纵、作恶的借口。正是在儒道、扬墨、佛禅这三种文化的共同默许下，金庸以韦小宝为手榴弹，就不仅解救了自己创作上和叙事中面临的紧张感，也把他对中国文化的思索推到了一个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高度。
韦小宝是杨州一座叫“丽春院”的青楼妓女韦春芳稍不留神时的副产品。他从小在妓院中长大，学会了许多婊子和嫖客的勾当。当他小小年纪因为不满于妓院的单调和荒唐，竟然假装行“义”来到了皇宫中。事情是这样的：反清义士茅十八因为躲避仇人在妓院打了一架，由机敏的韦小宝救出。茅十八说要到清廷找满州第一武士鳖拜比武，然后借打败鳖拜以打击清人的嚣张气焰，试图为反清复明奠一块不大不小的基石。韦小宝跟着茅十八到了宫中。就这样，一个坚决站在大汉中心主义立场上（这正是儒道互补的正史文化的内涵之一）的英雄，与一个妓院中长大的小流氓结成了朋友；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增广贤文》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谆谆告诫，在这里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涵义：莫非茅十八与韦小宝当真是一路货色？而且这种讽刺特征越在叙事的不断深入中表现得越是明显。
韦小宝在宫中先是貌充太监，然后歪打正着与小皇帝康熙结成了朋友。他后来采取许多被豪杰之士认为下三滥的手段——比如撒石灰、甩砖头、暗中偷袭等——，帮康熙诛杀了权臣鳌拜，又帮助“天理”的化身康熙皇帝到武台山，去看顾已出家的老皇帝顺治爷，到云南去安抚吴三桂，还不忘用计割掉了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的那话儿，然后率众征讨吴三桂，又率兵征平台湾、攻打俄国以致于主签尼布楚条约……真算得上轰轰烈烈。
更加让人奇怪的事正在这里：像韦小宝这样干成了如此大事的人，竟是个大字认不了半箩筐的流氓，而那么多饱学鸿儒、号称正人君子的，却往往什么也干不成。这似乎也有史实为证，那些历史上号称侠士的英雄豪杰要想有所作为，充当流氓、无赖就是他们入门的必修功课。《隋书》称“（周）罗喉年十五，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⑩不用说，与韦小宝有神似之处；《汉书》称“阳翟轻侠赵季、李欹，多富宾客，以力气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纵横郡中，”11当然也和韦小宝大致差不离；《晋书》说到大名鼎鼎的石崇时也称：“（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所检，在荆州，”经常抢劫商客，“致富不仁”。12至此，我们愿意斗胆下结论说，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之所以能够留名青史，完全因了与韦小宝同样的流氓身份和流氓的基本功训练。在这方面，我蜀中奇才李宗吾老先生的《厚黑学》有深刻的揭发。反过来我们也不妨以正确的口气说：只有像韦小宝这样的流氓，才可能干成如此大事。因为韦小宝就曾多次说过：宫廷就是妓院。这也是韦小宝能够如鱼得水的要害之所在。崇高、庄严、满是天理光辉的正史逻辑，绝没有想到，在它庄严说教的极致处，竟然会有一流氓诞生。
当韦小宝初次入宫见到宫廷的富丽堂皇时，心想：“‘他妈的，这财主真有钱，起这么大的屋子’……‘咱丽春院在杨州，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乖乖弄的东，在这里开座院子，嫖客们可有得乐子了。不过，这么大的院子里，如果不坐满百来个姑娘却也不像样’。”那时的韦小宝当然还不知道这就是皇帝住的地方；不过，在他后来知道这是宫廷时，也没有改变原初想法，并且找到了更有力的佐证：他发现皇太后竟然是假货，还养了个又丑又粗的汉子！这禁不住让韦小宝大起知音之叹，起誓要在这里开座“院子”。
流氓一向被处于庙堂之上的正史文化认作有害于社稷的“蟊贼”。《后汉书》就说：“我有蟊贼，岑君（岑彭）遏之。”13《左传》也说得很明白：“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14明人顾起元更是一语道破：流氓乃“良民之螟蜷，而善政之蟊贼也。”15这个让天理、王道吓得打抖的“蟊虫”究竟是什么呢？一部古书这样告诉我们：“蟊乃毒虫之名，无赖之徒，生事害民，若毒虫之状。”16上述种种说法，当然仅仅是站在正史逻辑精义在“王”的原教旨主义立场对流氓的假言厉色，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运作“合力”中，流氓倒恰恰是建功立业的最佳身份，韦小宝正是宫廷天造地设的良配——太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金庸的正确和韦小宝的合理性。韦小宝仰仗他的流氓身份和流氓的基本功训练能为“王道”、“天理”前驱，四处为它们建功立业，就是极好的说明。“蟊贼”云云，言过其实了。
正史门人（也包括天理的直接代身者——皇帝）都在抒发肉体，都在引证正史逻辑的教导和来自人性深处的渴望以便把自己的居所拼力弄成妓院，都在一边教诲小老百姓的同时，不忘把一切都看作婊子和把自己看作随处都可施淫的嫖客，这就是正史逻辑在与其他两家文化（即老百姓的扬墨文化以及作为调解儒道与扬墨争执的佛禅文化）相互对话后，又齐心协力的必然走向。看似身份极高的康熙居然能和妓院野种韦小宝结成朋友，在韦小宝“畏罪潜逃”后，龙飞九五的康熙居然命令大内侍卫四下找寻小杂毛；当韦小宝见到主子时，什么话都不说竟然“号淘大哭”，而大皇帝也居然“眼眶湿润”……金庸清醒地为此等形状道出了真谛：在皇帝眼中，从来都有把韦小宝当作“自己替身”之意。事实正是如此。韦小宝不过是康熙之“表”，康熙恰好是韦小宝之“里”；表里看似不同，实则如一。金庸深深洞明了个中要的：正史文化的堂皇说教是其“里”，它的真正涵义却恰恰是鼓励人要当流氓这个“表”。
唐甄为此下过一个断语：“有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17“贼”是流氓与皇帝的另一个隐性名称——想想“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千古名言就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了。而宫廷之脏与妓院之秽相较，岂只不逊色，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庸之所以要把韦小宝的出身安放在扬州青楼，并不是出于小说家言的一时诡道，其实大有深意存焉：只有通过妓院里的深入薰蒸、学习，弄通流氓的神髓，才可能在正史世界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大展才华。
我早已说过，既然正史文化（正史逻辑）开出的恩仇 ／ 杀伐模式难以消解，既然野史逻辑与正史逻辑在恩仇 ／ 杀伐标准上各执一端，而金庸又不想在恩仇 ／ 杀伐这个小游泳池内仰泳太久，那么，放弃一切恩仇 ／杀伐也就是他创作逻辑的基本走向。放弃恩仇 ／ 杀伐后有两个去处，一是佛禅世界，不过，佛禅作为调解者在金庸那里早已失去了威严，此路不通也已是金庸早就心知肚明的事实；供韦小宝极力表演的流氓舞台也就恰逢其时：这自然是第二个去处了。
至此，在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作品组成的整一系统中，除了早已具有的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在《鹿鼎记》中又有了第四重天：流氓世界。在这里，我还要赶紧申明：流氓世界绝不仅仅是正史世界的极端化走向，而是上述三个世界互相辨难、对话后，又互相达成真正和解的戏谑化结果。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被金庸暗示为流氓世界、流氓文化，这是金庸通过武侠小说的戏谑化叙事得出的石破天惊的结论，与鲁迅所说的“吃人”世界相较，更向前迈了一步。我们很快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个流氓世界的波及面会有多大：不仅正史世界是它的源头，而且它也是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水到渠成的交汇点。
二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在疯癫时往往更能道出真谛：“戏剧究竟是哄人的假象。你没有看见戏里的国王呀，大皇帝呀，教皇呀，绅士呀，夫人小姐呀等等角色吗？一个扮恶人，一个扮骗子，这是商人，那是战士，这是乖觉的傻角，那是痴骏的情人；演完了一个个脱下戏装，大家一样都是演戏的。”18流氓世界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千百个人其实只是一个人，唯一有效的行动准则（或最有用的行动准则）只是流氓的准则，而流氓的准则又是从来都变动不居的——一切变动不居中或许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恒一之物。韦小宝如此，康熙如此，吴三桂、郑成功及其花花太岁郑克爽又何不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庸再写到“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即正史逻辑中的大汉中心主义这一极），就有些心情复杂了；抑或直接就是玩笑的口吻？至少在韦小宝那里是如此。
韦小宝奉康熙之命很不光明正大地杀了关在狱中的鳖拜后，前来诛杀鳌拜的天地会成员把韦小宝当成英雄“劫”出宫外，对他验明正身不是太监后，即让他当上了天地会的香主。从此，韦小宝开始了脚踏两只船的漫长生涯，在敌对双方的阵营中都颇算如鱼得水。师父、天地会盟主陈近南是个坚定的反清复明主义分子，但韦小宝把他的告诫、教导，从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虽然表面上也虚与委蛇。韦小宝也曾想逃离这有杀身之祸的是非地，但一想到有这么大一座妓院可供他驰聘，也就暂时收起了随时准备开溜的花花肠子。正是通过韦小宝在叙事框架中的走动，牵扯着宫廷内外的空间，致使宫廷之外也泛化为宫延之内，也就是把整个韦小宝生活的舞台转化为流氓空间。这是《鹿鼎记》的叙事最主要的诗学功能和价值功能。
在这个空间内，正史世界上的所有要义全部改换了面貌，“仁”、“义”、“礼”、“智”、“信”……的美妙说教，正心、诚义、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美推导，都开始朝流氓式的戏谑化方向发展；翻译成当代中国作家王朔的说法就是：一点正经没有。因而，在流氓眼中，在流氓空间里，一切都只是笑话，是像《好兵帅克》里的那位主人公一样，把貌似神圣而又有着自身克服不了的内在矛盾的说教全看成一堆笑料。在这里，流氓以玩笑式的大彻大悟看待整个世界；流氓身上从来无所谓真正的矛盾、悖论，矛盾和悖论仅为循规蹈矩者和胆小鬼而设：“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19这就是说，正史世界上上好的言辞不过是说教，而且也仅仅是说说罢了。而在小流氓韦小宝点化成的流氓世界上，“话”不过就是调“笑”——距离象征意义上的“调情”只有一步之遥：他把整个世界当成了装满婊子的妓院，除了调情还能干什么正经事？调情是流氓世界上唯一的事业。因此，“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天地一笑场也。”20这里的“世界”、“天地”，很显然单指流氓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在流氓眼中，“经书子史，鬼话也，”21自然没有听从、遵守的必要。连伟大的福楼拜也说，在一个荒唐的世界上惟有哈哈大笑才是最正经不过的了。流氓世界正是金庸过往创作极力构架出的三重世界走向荒唐世界的结果。而要在这个世界上讨生活的众生，既不用听取正史逻辑的律令，也不必听取野史逻辑的鬼画符，更不用听从佛禅逻辑的当头棒喝，在捞到好处，四处调情、发情的过程中，不妨来一手“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的花招22；这既是心领神会的笑，也是看透了三足鼎立的三重世界滑稽表演后的大彻大悟。
正是这样，陈近南眼里的民族大“义”，在韦小宝心中哪里还学会有什么位置！他以偷听康熙机密为幌子骗过陈近南，允许他得以继续留在宫中。为了骗取陈近南及天地会的信任，他才不时做一些于天地会有利的勾当，对于反清复明本身，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却是：这“清”也不用反，这“明”也不用复了。而对于康熙，韦小宝的舍命相从，最初却为的是怕掉脑袋；当然，后来也开始有了一些真感情，如同他对陈近南一样，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的确待他不错。而当康熙探知韦小宝府中有天地会重要人物集会准备炮轰韦府时，韦小宝之所以拼命出去报信，从金庸不无调侃的叙述中，归结起来理由有二：首先，如这些人真被炮轰了，韦小宝是逃不了干系的，天地会少不得要找他秋后算帐，要将他的脑袋拿去当球踢；其次，集会人当中有他最喜爱的一个女孩子，韦小宝对之垂涎已久。按他的话说，这样可人的模样连宫廷这座大妓院里都实在难找。于是他救走了这批人。
当康熙把因“救人”而畏罪潜逃的韦大人找回时，韦小宝煞有介事地对康熙说：“‘对皇上讲究‘忠心’，对朋友讲究‘义气’，忠义不能两全时，奴才只好缩头缩脑，在通吃岛钓鱼了’。”这就是韦小宝令人滑稽的流氓“忠心”观、“义气”观。为了自身那高于一切的利益，就可以出卖在正史逻辑看来至高无上的天理，忠心云云就只剩下躯壳；仅仅为一个可人的女孩子，为了一张在佛家看来注定要变作白骨的脸，才顺带去搭救那么多豪杰义士免除炮灰之灾，这义气也未免太过可笑了。而这恰恰就是韦小宝的流氓逻辑。可笑的是，康熙与天地会都信了他那套鬼把戏；康熙甚至原谅了他的一切罪行；天地会则感激他的救命大恩，陈近南死前还摸着他的脑袋夸他说，你从来都是个好孩子。
他们共同误解了韦小宝。如果说康熙之误解，是因为他和韦小宝本来就是表里关系，因而能理解韦小宝，他是在理解的层次上误解的话，天地会群雄则分明以为韦小宝是坚决站在反清复明的正史逻辑立场，却又是双倍的误解了。韦小宝对此是了然于胸的。陈近南既已误解了韦小宝，也就从隐喻、暗示的层面上，认可了正史逻辑是可以且必须要以流氓逻辑为归宿的。——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号称能够评判一切的正史逻辑几乎分辨不出忠贞奸佞。这其中并不需要三段论来搭桥，凡读过几本中国书的人其实都知道个中要诀。而康熙对韦小宝的理解式误解更加证明了正史逻辑是许可流氓逻辑的，因为毕竟韦小宝用他独特的流氓行为为康熙大帝带来了很多精义在“王”的好处。这就是韦小宝身上沾染的微言大义了。
陈近南后来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死于郑成功次子郑克爽的偷袭之下，为了民族利益，也为了正史逻辑本身，陈近南命令韦小宝不允许找郑克爽报仇。按照正史逻辑的说法，师命如山，是决不允许更改的（金庸在许多作品里都反复申述过这一观点）。韦小宝答应了，但韦小宝又反悔了。以郑克爽横插一杠抢走了自己的可人儿阿珂为名，韦小宝胁迫已被自己抓在手里的郑克爽以后再见到自己时要连本带息还韦小宝上百万两银子。以“恋人”换钱作为“报仇”的手段，这已是几近无赖的方式，却正是流氓世界共同的法宝之一；韦小定也戏谑性地以此遵守了师父的遗命。郑克爽后来兵败被康熙封王客居京城，韦小宝则唆使手下去找郑的晦气，天天逼他还银子。甚至最后为救清廷反贼茅十八的性命，还调包斩杀了郑克爽手下最有功夫的一员大将。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流氓眼中的“义”有什么内涵了吧？他要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义”，要么是在公报私仇过程中顺带行一把“义”——毕竟这可以为他其后继续从事流氓事业带来好处、埋下伏笔。这绝对是让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的“义”气得老脸发红的行径。
《淮南子》说：“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23据说，榜样的力量历来都是无穷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韦小宝都是绝对不愿同意这些模范人物的榜样作用的。韦小宝不会为了民族利益去舍生忘死，也不会为了师父遗命而入孝出悌。当他代康熙征伐罗刹国时，作为主帅，在罗刹人的火药枪下，韦小宝随时准备第一个负命逃跑；师父让他对大汉中心主义做点有益的事，即使添一匹砖加一块瓦也行，韦小宝非但没有所从，反而在师父死后，居然遵照康熙命令，率兵打下了反清复明的老巢台湾。这肯定是对韦小宝误解了一生的陈近南永远不会想到的。
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甚至入主中原已是常事，每每都有一些号称仁人志士者为了复我汉家何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唤作“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驱逐胡虏、兴复中华”……的是感人。近世以来，屡屡有人提出，这只是正史逻辑所包含的大汉中心主义思想的狭隘性，教导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公民，要破除这种民族之间的恩仇、杀伐和泾渭分明的界限24。佛禅世界曾为此露过一鼻子，但其不成功是十分明显的。金庸却让我们在流氓世界上窥见了端倪：原来我们完全可以不管什么“华夷之辨”。《鹿鼎记》一开头，通过清初隐士吕留良与小儿子吕葆中的对话，说出了“鹿鼎”两字的涵义。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实是神迷的、神圣的，也是不祥的：“逐鹿”、“问鼎”都意味着做皇帝，而做皇帝就必须首先要杀人。在吕留良那帮誓死不食清粟的前明遗臣们看来，“逐鹿”、“问鼎”只是我们汉人的事。初看起来，金庸是想继续给我们来一通华夷之辨的演义；但写《鹿鼎记》的金庸已不是写《书剑恩仇录》（那部书才真正是谈华夷之辨的）时的金庸了。他让韦小宝的行动轨迹划出的流氓世界彻底打翻了这一切：流氓是从不计较华夷之辨的。当反清复明的老巢台湾被灭，当人见人恨、流氓成性、反复无常的大奸贼而又想当皇帝并号称顺带复我汉家河山的吴三桂被荡平后，清廷大局已定，已成为新一轮“天理”的象征。反清复明的志士们大多已心灰意冷，仅只一些死不悔改的人物如顾炎武等，还在兀自孤零零地呐喊叫阵。但顾炎武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鹿鼎记》篇末他有幸见到了韦香主、韦大人，顾炎武以一介大儒的身份对韦小宝说：
“‘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韦小宝呆了半晌，才道:‘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就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还能做皇帝？’……吕留良道：‘凡英雄豪杰，多不拘细行。汉高祖豁达大度，比韦香主更加随便得多。’他心中是说：‘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紧。汉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骂人赌钱，比你还要胡闹，可是终于成了汉朝的开国之主。’”（第50回）
这很可笑吗？然而并不。顾炎武、吕留良是当世大儒，既深通华夷之辩的神髓，更懂得正史世界必然的、潜在的走向：那就是流氓世界。他们举出汉高祖作为例证，鼓励韦小宝不要自暴自弃，既要见贤思齐，又要充分看到自己已经是流氓这个天然长处，像那个倒霉的丹麦王子一样，完全可以担当起“扭转乾坤的重任”。正史世界的一切说教在自身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时，就从理论上为流氓世界的出现准备了后门；而理论之到现实往往快如闪电。顾炎武、吕留良诸人的苦口婆心，正应该站在流氓的维度来透视和剖析。顾、吕临别韦小宝时扔下的哀求之音是：“韦香主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汉人的子孙。”这话有气无力。但正是看透了正史世界将向流氓世界的必然滑动后才说出的。
韦小宝比他们更早看穿。他用耍流氓的方式骗过顾炎武等人的劝告之后，回到了扬州。也就是说，从胺脏的宫廷回到了污秽的妓院。他就要达成自己平生最大的志向了：开一所比丽春院还要大的妓院。他的滑稽、“有耻”——康熙骂韦小宝的说法——的笑声，让他看透了正史、野史和佛禅这三重世界上的一切，他用自己独自开创的流氓世界，使其他三重世界的大“义”在笑声中“而富贵假”、“而功名假”、“而道德亦假”、“而大地河山皆假；”25唯独流氓世界是真的。正是在流氓世界的实有面前，其他世界显出了自身的虚无性，就更不用说虚幻的大汉中心主义了。
韦小宝回到扬州的丽春院，见到了还在操皮肉生涯的母亲韦春芳。韦小宝问道：“‘妈，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州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 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都有,有没有藏人？’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滑溜溜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第50回）这就是一切“皆假”之后，金氏又给我们端出了妓院中的国际主义。康德的“世界公民说”在前三重世界里，尤其是在正史世界上是没有的；除了《鹿鼎记》，在金庸的其他所有作品中也是没有的。佛禅世界从泯灭恩仇、万有皆空的维度化解民族恩仇的老把戏，也不免归于过早虚脱（参见《天龙八部》），只有流氓世界上妓院中的国际主义才彻底消解了华夷之辨，割断了大汉中心主义的脐带，也为外族入侵时当汉奸找到了理论借口。
如果说，流氓世界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而窥破大汉中心主义只是一种表象，妓院中的国际主义则从血缘上、从根子上对大汉中心主义作了彻底地修正和扭转。妓院中的国际主义的直接产物韦小宝，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按照金庸的戏谑性叙事，将永远也弄不清楚了；但他由此而往哪里去却是明明白白的：在流氓世界上纵横驰骋，将一切和自己无关的恩仇消于脑后，什么正邪、什么华夷，统统不在话下，只是耍耍流氓罢了。
三
海登·怀特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26《鹿鼎记》正是这一论述的绝好注释：它就是一本独特的“史书”，是中国文化所能构造的三重世界在走到绝路和顶点时导致的历史的又一种“写法”，它是流氓话语的集大成版本。一般而言，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佛禅世界各有各的历史观，对同一历史事件则各有各的看法；《鹿鼎记》是这一切历史观的破坏者，它是戏谑化的、流氓的历史。
韦小宝的行径告诉我们，在前三重世界走上绝路后，流氓的出现就有了现实性，也只有流氓才能干出留名青史的大事，韦小宝在整部书中左右逢源，赢得了看似对立的诸方人士的垂青，以致于集各种大事的成功于一身，就是因为他在作者的叙事框架中早已洞明了这一真理。韦大宝大“事业”的开端是帮助康熙捉拿权臣鳌拜，好使天下大权归于天理（皇帝）之手。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雄才大略的康熙充分表现出了高超的流氓手腕：他作为制御天下之人，不是采取以理服人、光明正大的手段，而是假借一帮小太监与鳌拜比武，由康熙本人背后偷袭一刀，更兼韦小宝使用下三滥手段才治住了鳌拜。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事情就发生在“光明正大”扁额下的宫中大殿！事情完后，康熙对毫不知情、吓得打抖的小太监们说：“你们都亲眼瞧见了，鳌拜这厮犯上作乱，竟想杀我；”尔后又说：“若有泄露风声，小心你们的脑袋。”（第五回）韦小宝呢？则在激斗不下时（鳌拜号称满州第一武士）又使用下三滥手段：用香炉中的灰撒泼鳌拜的眼睛。这种方式韦小宝第一次使用时，正派人士茅十八就狠狠教训过他，说这不是正人君子之所能为。康熙当然不是茅十八，他对韦小宝的机灵十分欣赏。从此以后，韦小宝知道自己是一位“奉旨流氓”了，犹如柳永号称“奉旨填词。”
张竹坡曾以复杂的心情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27“奉旨流氓”恰好是《鹿鼎记》这部《史记》的传主。对他而言，目的是手段的依据；而从所有的手段中挑选什么样的手段，要看哪一种手段最省力、最有效，如同在同一个平面上选择两点之间的距离，手段的是否道德，只有傻瓜才考虑。韦小宝当然不是。他聪明着呢。解决恩仇是这样，解决经国之大业同样如此：目的首先在于奉旨流氓的身家性命和利益关系。
当韦小宝护送康熙的妹妹远嫁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的路上，逐渐与小公主勾搭成奸。但韦小宝忘记不了此行的责任重大：康熙又动用了传统的流氓老技法——和亲——，以求安抚正在蠢蠢欲动的吴三桂。不过，韦小宝很不愿一朵鲜花就这样插在牛背上。他用计策让小公主割了吴应熊的阳物，使这桩亲事名存实亡，小公主后来也倒在了韦小宝的床头。韦小宝也趁机把野史逻辑中“为我”一极开出的“肉体的盛宴”发扬光大。但他仍然把小公主看作婊子。这个妓院出身的小流氓，在心中至少把小公主喊了几十次小婊子，就是明证。康熙后来饶恕了韦小宝从吴应熊的嘴中拔牙抢夺公主一事，正是因为康熙与韦小宝在流氓行径上的互为表里，才救了韦小宝的狗命。韦小宝此后的处处幸运也正是因了他与当今皇帝的这种表里关系，并不仅仅是他的狗运当头。
中国传统小说往往十分重视巧合。宋江在柴进府上一口痰吐得不对，引出了早已被作者和读者忘记多时的武都头的大怒和挥拳相向，就是所谓无巧不成书的妙用。李渔对此曾有言：“其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出其来，与勉强生情，拉在一处，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28李渔此处是就戏曲而言之，倒也适合小说中的巧合。金庸的小说往往就把情节寄存在巧合之上；而韦小宝之所以处处享通，全是一串串人对他在一串串事上产生的误解所致。但金庸是以戏拟的方式在使用传统的巧合。
在中国小说传统中，巧合是为了框架情节，更是为了该情节所显出的真实性能让人信服。《鹿鼎记》中的巧合以误解的方式出现，它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小说中的诸人，对韦小宝有一个信任的态度以便推动情节；另一方面则是要读者看出，书中诸人对韦小宝的信任全是调笑式的误解。这误解来源于全书的整体气质：正是误解使暂时还不懂得流氓精义的人对流氓产生巧合式信任，也正是不会误解与会误解划分了流氓与非流氓的阵营。这称得上是误解的形而上学。当陈近南被花花太岁郑克爽杀死，陈近南怕韦小宝为自己报仇有污自己一生的“忠义”英名，遂命韦小宝不得为自己报仇，韦小宝满口答应；当陈近南称韦小宝从来都是个好孩子时……就明显建立在误解的形而上学之上。但从韦小宝的一方看来，正是陈近南的愚忠，是最足以让流氓喷饭、吐哺的笑料。康熙就不同了，他绝不会误解韦小宝，而是理解。但这是一种对流氓的真心理解。当康熙想出资拯济自然灾难下的台湾，而又内库空虚时，韦小宝主动将自己的150万两银子拿出；康熙知道这是韦小宝为保头而破财的流氓常举，并不会误解为这是他爱民和保民而王的无私举动。因此，误解的形而上学使韦小宝在宫廷内外都处于享通地位；康熙因为理解（即反误解）而信任他，陈近南之流则因为误解而寄希望于他。这就是流氓之所以能青史留名的关键原因；也是韦小宝深深明僚的流氓理论精髓。他的八面玲珑，其实简化下来也只是反误解和误解这两个主要原型。作为流氓，他有充分的能力游刃有余地做到这一点。
奉旨流氓韦小宝一生事业的顶峰，是带兵打服罗刹国并与之签定尼布楚条约。在这件事上，他的流氓行径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与罗刹人激斗相持不下时，韦大帅把尿撒在热水中，从水龙头射向城上的罗刹兵。马上有人恭维韦小宝这举动“大大折了罗刹鬼子的锐气”；连代表康熙的钦差也颇为理解地说：“‘大帅，你的贵尿已经射上了罗刹人的城头。这个……这个贵精不贵多，咱们这一仗已经打赢了。以兄弟浅见，似乎可以穷寇……穷寇莫射了。’”（第47回）韦小宝却于此之中灵感大发打败了罗刹人。按我们的想法，韦小宝这泡热尿是应该留名青史的；他的战争得胜最关键就是因了这一泡热尿。这就把战争竟直当成了流氓的活动舞台，流氓的活动本身。Burgo Partridge在《狂欢史》中曾说：“战争是一种令人憎恶的极端的狂欢形式。”29而在韦小宝看来，狂欢是固然的，但战争连一泡热尿也敌不过，或者仅仅是旗鼓相当。这肯定会让所有以各种名义来发动战争的人儿们十分气愤：在流氓世界上，一切都是如此被嘲笑的对象。那些正经、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果研究这段史实，又绕不开韦大帅的天纵神尿事件时，该会作若何感想呢？反正罗刹鬼子又把韦小宝水龙头上喷出的神尿误解为“中国妖法”了。这是误解在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而每当战争吃紧，作为主帅的韦小宝从来都是第一个打算逃跑,甚至已经逃跑，而他的部下每次都将此误解为韦小宝诱敌深入的计谋。这当然并不重要，反正有赞扬热尿“贵精不贵多”的大量钦差之类人物存在。
正是误解与对误解的反驳，共同组成了金庸对历史的又一重写法——流氓的历史观。套用海登·怀特的话就是，误解正是一种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的原动力，达到了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直接体现就是流氓历史观的形成。韦小宝在与罗刹人停战之后进行谈判时的表演，正是这一历史观的精湛表现。正在为划分双方边界争执不下时，韦小宝笑道：
“‘我另外有个公平法子……你既不想打仗，又不愿二一添作五，咱们来掷骰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算是一万里路程，咱们分成十份，每份一千里，我跟你掷骰子赌十场，每一场的赌注是一千里国土 ，如果你运气好，赢足了十场，那么一直到北京城的土地都算罗刹国的。’”（第48回）
这显然就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直接简化为一种开玩笑式的赌博了。我们也更能看出，民族之间的冲突在韦小宝这号人眼中该有个何样的地位；这莫不是金庸纠正大汉中心主义做出的一种玩笑式努力？反正韦小宝的行径直气得罗刹代表将韦小宝的劣质误解为所有中国人的德行，罗刹鬼子说：“‘我从前听说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很有学问，哪知道……嘿嘿，就是专爱不凭证据的瞎说。’”（第48回）在这里，误解又一次起了作用。在韦小宝的软磨硬打下，罗刹国终于与大清鉴定了尼布楚条约，韦小宝的流氓手段在此极尽表演之能事，也就没有必要细表了。
金庸塑造韦小宝是因为创作逻辑上遇到的矛盾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才采取的写作谋略。韦小宝的出现，也使金氏作品系统全部改观，第四重世界（即流氓世界）的出现,使金氏的作品有了远较之普通作家（不仅仅是武侠作家）更宏阔的视野。我在这里大肆唠叨流氓历史观的形成及流氓历史观的具体动作，但我同样也没有忘记一点，金庸对韦小宝在历史上的英名被埋没所抱有的“复杂”心情。韦小宝是个文盲，在尼布楚条约上签字时，只写了个“小”字，此人先画一竖，然后在一竖两旁再加两个像何Q一样画不圆的圈。金庸对正史忘却韦小宝而慨叹万端：
“条约上韦小宝之鉴字怪不可辨，后世史家只识得索额图和费要多罗，而考古学家如郭沫若之流仅识甲骨文字，不识尼楚条约上所鉴小字，致令韦小宝大名湮没……古往今来，知世上曾有韦小宝其人者，惟《鹿鼎记》之读者而已。”（第48回）
也就是说，首先知道韦小宝者的肯定就是《鹿鼎记》的作者了。这表现了金氏的豪气：惟有他才有幸遇到创作上的诸多险情，也惟有他才能从诸多险情中抽身而出，并端出韦小宝给诸多险情看。更重要的还在于：韦小宝的大名湮灭，不也正说明了流氓世界与正史世界的对立，流氓世界到底还是上不得正史世界那盛宴的台盘吗？正史世界的必然极致是流氓世界，正史历史观的必然走向就是流氓历史观，但正史世界及其历史观是注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它们在表面上虽然不同意流氓世界及其历史观，但内心里早有一个脑袋在点头同意：它们同意给韦小宝一个“通吃伯”与“鹿鼎公”的封号，也同意他带兵上阵厮杀，更同意他在紧要关头使用下三滥手段，但决不会给他在正史上记下一笔，给他一个动听的名号。
或许会有人说，这当然是金庸的小说家言，但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这恰好是正史历史观的一惯手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30当然是正史世界的“圣人”才能这样的“修之”了。宣太后也对来访的使者尚子说过：“妾事先王日，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身上，而妾弗重也，何也？”31正史徒弟王世祯对此破口大骂道：“此等秽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32为什么？就是因为史书作者没将宣太后的话来一通“微而显，志而晦”。韦小宝也因为其流氓行径、因为流氓世界的历史观不能入“使者之耳”，不能“载于国史之笔”而被“讳”掉了。你能保证一部二十四史通通都是光明正大的王化史而没有删掉其极致处的流氓成份吗？这中间被湮灭的又有多少个韦小宝呢？
四
韦小宝从扬州妓院初来宫中最大的发现之一是得知太后居然是假货，而且还养了一个又丑又胖的汉子。虽然皇太后一心想杀韦小宝灭口，但韦小宝仍不免在内心深处将太后引为知已：正是太后首先让韦小宝明白,他可以将宫廷看作扬州妓院。韦小宝后来误打误撞，被邪教神龙教教主及夫人认作徒儿，并被授予“白龙使”这一职位后，才以发现假太后毛东珠原来跟他是一样货色：她也是神龙教教徒。金庸于此开始了对韦小宝与邪教发生关系的描绘。这样，韦小宝不独牵扯在天地会与宫廷的关系中，也牵扯在宫廷、天地会和神龙教的大三角里。
按理说，天地会也好，宫廷也好，如果在金庸的早期叙述中（比如在《射雕英雄传》和《书剑恩仇录》里），这些都很可能被处理为正史世界，而神龙教则极有可能被处理为野史世界。“人面不知归何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时的金庸派韦小宝去和这一切接洽，则不仅把正史世界点化为流氓世界，也让野史世界成为了流氓的时空。
其实，野史世界成为流氓世界有着更好的基础。野史世界中“为我的盛宴”这一极（扬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极有可能鼓励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但人们似乎应该记住，其另一极“兼爱的盛宴”（墨子：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必然会对之进行限制；只有当为我的盛宴与兼爱的盛宴连在一起被观察时，才能拥有自身的内涵并共同构成野史逻辑。从这个角度而言，韦小宝的流氓行径的理论来源不是“为我的盛宴”，而有其自身准则：这准则来源于前三重世界的互相对话、杀伐的极致，与正史世界的极致必然生出流氓世界一样，野史世界的极端化发展也肯定会产生出韦小宝这样的尤物。
当韦小宝误打误撞，初上神龙教寄居的海外孤岛时，三下五除二就赢得了洪教主夫妇的好感。这隐喻的意义是：洪教主夫妇固然是“为我的盛宴”上的佳肴，却又不是遵从了流氓准则的韦小宝的对手；洪教主夫妇既然已认可了韦小宝并委以重任，则分明已透露出野史逻辑有一个极致，而且这极致就是韦小宝，因为在洪教主夫妇看来，只有流氓最适合、最应该被委以重任，也只有流氓最可能完成野史逻辑规定的任务。
事实的结果是：韦小宝一直就把鱼龙混杂的神龙教玩弄于鼓掌之上，后来他建议并借康熙之力将神龙教打得四分五裂，神龙教主也命丧当场，连教主老婆早在教主死之前就怀上了韦小宝的种。此时此刻，在康熙面前，韦小宝本来是出于保命才获得白龙使这一职位，也成了在康熙面前能建功立业的手段：可以以白龙使为诱饵从内部攻破神龙教。所以康熙对他的机灵非常理解并大加赞赏（他没有像陈近南那样去误解）。
无论是野史逻辑还是正史逻辑,都赞成有一个头目拥有相当权利——想想皇帝和墨家的“巨子”、佛家的方丈等名号就可以明白了。从野史逻辑的角度来说，韦小宝身为白龙使而又攻打神龙教，当罪不容诛；从正史逻辑的角度言之，韦小宝居然敢致本方头目、对徒众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神龙教主于死地，当然也要碎尸万段。问题的复杂在于，韦小宝也是朝延的人。他最终会打谁或不打谁，标准全在于他的流氓逻辑；他既不是正史世界的子孙，也不是野史世界的门人。他不必听从它们的号令。
金庸深谙个中要的；他端出韦小宝,目的之一就是作为对正史世界与野世界的嘲弄、颠倒。因此，主要听从野史逻辑号令的神龙教主不会是韦小宝的对手，也就在情理之中。说到底，谁又能成为流氓的真正对手呢？野史逻辑在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洪教主手里，是没有办法与野史逻辑极致处的韦小宝抗衡的。洪教主死前大骂韦小宝为流氓，可惜悟道得太晚了——他本来完全有机会、有内在动力使自己也成为流氓的。他没有努力学习，他考了个不及格。
吕思勉先生在大著《先秦学术思想概论》中说：“墨之徒党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巨子死而遗教衰，其党徒乃渐复于其为游侠之旧。高者不过能‘不爱其躯，以赴士之 困，’而不尽‘轨于正义’，下者则不免‘为盗跖之居民间’者矣。”事实的确如此。这也就是鲁迅所论流氓来源之一种。我们且来看看野史逻辑中最有伟大性的“兼爱的盛宴”吧。它所导出的平等之爱也为男女间的情爱找到了平等的充分理由，为爱情的神圣色彩、合理性提供了论证，这直接构成了野史逻辑导出的江湖乌托邦上的美丽风景线，但韦小宝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他后来采取各种办法、使用各种形式，找到了年龄不齐的七个老婆就是其结果。在这些人中，他看起来人人都爱，甚至为了双儿不惜破坏康熙炮轰韦府以致于让天地会一网打尽的计划，但他从双儿那里得到的仅是肉体之爱。当他面对杀师仇人郑克爽并想手刃此人时，郑克爽毫不犹豫地将他私心爱慕的阿珂拱手让给韦小宝，韦大人此时不免丑态百出，连一向的口齿伶俐也做不到，居然浑身打颤，复仇之刀也掉落地上，杀师之仇和一个女孩比起来当然不在话下……
这似乎正是听从了野史逻辑兼爱一极的召唤。不过，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韦小宝平生最大的志愿是回扬州开一所妓院，最好是盖过母亲打工的那家丽春院；而最得意的妓女人选则是七个老婆！这或许只是他的开玩笑，但韦小宝又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让七个老婆去当妓女的话经常挂在韦小宝口边，这就将兼爱的盛宴来了一次彻底的遭踏。在整个“恋爱”过程中，韦小宝连一个大老爷们该有的糊涂、被爱情击昏了头脑的举动都没有，而始终保持着一个性命生意人的精明头脑；为阿珂激动得浑身打颤，也不过是财产式的阿珂又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又能让他在抒发肉体上大展手脚而已。也就是说，他尽管看起来对七个老婆都很平等，他的七个老婆中有的人（如小公主）还敢打他的耳光，但这一切与所谓平等的夫妻之爱（墨家兼爱倡导的），也就是野史逻辑所教导的内容八杆子也打不着。这是韦小宝这个流氓本有的对野史逻辑无尽的嘲讽；同时 也是野史逻辑无可奈何而默许的结果。
最值得一说的是他的两个老婆，一是公主，另一个便是曾经的洪夫人。公主本来是要许配给吴应熊而安抚吴三桂的。但韦小宝在护送公主去云南的途中，早已暗渡陈仓，行了“扫开鸟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峰”之实。到云南后，又设计让公主割掉了吴应熊的阳物（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割阳具的文化，韦小宝的确理解这一点）。吴应熊这个“熊包”从此拥有娇妻却不免无能为力。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在韦小宝眼中，康熙的正史逻辑、正史逻辑本有的经国之大业,从根子上是不名一文的，统统应该让位于韦爵爷的流氓准则。问题还不止于此。当公主与韦小宝私奔后，他一边与别的女人谈情、调情，一边在公主对此大有怨言时，他还不住地威胁要把她卖了。这可能是开玩笑，但不是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公主从此再不敢对他有半句不满了。
洪夫人既是韦小宝的师父，又是韦小宝的顶头上司，是他的半个主人。但他背着洪教主与其夫人通奸，直到洪夫人已有身孕。洪教主之死与此有直接关系。这暂且不忙说；关键在于，与自己的师父相爱在金氏著作中至少也有杨过、小龙女一例（《神雕侠侣》），他们的爱情曾经在江湖中掀起了血雨腥风，他们的爱情的确是对此有不同看法的正史逻辑的一大反讽，是听从了野史逻辑的召唤，也是为金庸所赞赏的。假如说对杨过与小龙女的情爱金氏还有着相当地严肃、同情、欣赏等心理在内，那么，到韦小宝与洪夫人之间的偷情则完全是调笑的口气了，既不好赞扬也难以反对。而且韦小宝对自己的七个老婆并不真爱，他之所以与洪夫人私通，一半是迫于肉欲 ，一半则是出于情势。
韦小宝对自己老婆们的态度或许可从韦小宝的母亲、老妓女韦春芳那里得到验证：“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看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妇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第50回）韦小宝与母亲的想法如此吻合，足见韦小宝要卖公主云云不全是开玩笑。因此，身出皇家之门的公主和身为教主夫人的苏荃都拜倒在韦小宝面前，都被韦小宝操纵于股掌之上，则充分证明了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彻底失败，流氓逻辑的彻底成功，流氓世界的周流六虚。
在此，我们也不妨再唠叨一下流氓世界的“义”与野史逻辑的“义”的差别。韦小宝曾多次提到义，自谓是讲义气的，这一点连康熙也理解。韦小宝的“义”与正史逻辑的“义”的差别且不去管它。野史逻辑的义是在兼爱的要求下仗剑挥杀、铲除违反天志面前人人平等的混蛋，要求要有胡斐那种“苟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韦小宝的“义”则是有利可图的时,才开始拔刀四顾，一切标准全在流氓逻辑；而且还有一个前提，一旦行义不成反有被贼咬的可能的时候，则毫不犹豫地开溜。这是流氓逻辑的本有内涵。
很显然，韦小宝在大谈义气时，不仅让正史逻辑生气，让野史逻辑火冒三丈，也让金庸和我们都感到可笑和滑稽。“义”在韦宝眼中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充其量乎仅是一件玩物。我们也可由此想到，他一面与康熙讲义气、与天地会讲义气，也与神龙教讲义气时，而另一面，如果这三家在任何时候拿他毫无办法，他还会讲义气吗？这就是流氓逻辑推导出的“义”的本质内涵。
野史逻辑在耗尽其全部内在功用后，在兼爱的一极与为我的一极互相杀伐争执不休后，在这二者与正史逻辑也互相争吵却没有胜负后，曾经出现了佛禅的教义前来充当裁判，但其成功是有限的。当佛禅对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互相冲突，对它们自身本有的内在矛盾感到绝望时，遂同意了韦小宝，同意了流氓逻辑的出生。流氓逻辑的脐带始终在野史逻辑和正史逻辑处。我们的文化曾经哺育了多少个韦小宝？明眼人怕不难知道，也恐怕太难知道。
五
朱大可在他那篇精彩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中写道：“流氓向人的终极信念宣战的日子早已降临。千百年来，流氓与国家共同塑造着我们这个种族的残破的灵魂，”“在思想的阴影里，流氓吞噬了人的精神性无限向上的可能。”33这是十分正确的见解。事实上，在流氓世界上，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的说教全不在眼里。曾经给中国人提供过精神慰籍的佛禅世界是否可逃此劫数呢？我曾经分析过，在金庸的创作逻辑里，佛禅世界是为化解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的冲突及其各自本有矛盾才出现的 ，其结果是：在耗尽佛禅的内在可能性后，原先要求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如果说此时的佛禅还仅仅是显得无能为力的话，韦小宝的出现则给了佛禅世界以致命的打击。当然，在《鹿鼎记》里，佛禅世界仍是存在的，只是由于韦小宝的到来，使佛禅世界与之两相对照，不仅苍白虚脱，而且本身就是自个儿的反讽、反衬。《鹿鼎记》是一部应该颠倒过来看的书，如同马塞尔·普鲁斯特说他的《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应该倒退着前进的书一样。一切金庸曾经赞同过的东西在这里都被翻了个过。此话如若不错，那么，佛禅以其反向进入韦小宝的视野，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当顺治皇帝（康熙之父）为了化解儿女情仇之苦，皈依佛门独上五台山时，韦小宝奉康熙之命也上五台山去保护顺治帝（法号行痴）。但五台山的和尚坚决不接纳韦小宝，显出了佛禅世界对正史世界的完全消解、消溶。然而，韦小宝是何等样人，天下在他眼中不过一妓院耳，如今他又要来点化佛禅:他假冒是从北京千里迢迢来请五台山的和尚,去给已故的父亲做法事的,以免他亲爱的爹爹在地狱中受苦受难。韦小宝一边向和尚假意陈情，一边却在心里自言自语地与自己的嘴巴对话，韦小宝心想：“‘他妈的，你生下老子，就此撒手不管，下地狱也是该的。老子碰巧给你做七日七夜法事，是你的天大运气。’”（第17回）
在韦小宝眼中，和尚十分好欺骗，因为和尚们是相信缘份，相信劫数的。诚如《碧血剑》中的木桑所言：“旧劫打完，新劫又生，局中既有黑白子，这劫就循环不尽。”韦小宝于是就给和尚们心造一劫，心续一缘，说他母亲与五台山方丈有缘份，这法事定要五台山的宝刹去做。韦小宝又开始自己与自己对话了：“‘你跟我妈妈有缘份，这倒奇了。你到扬州丽春院去做过嫖客吗？’”(第17回)如此这般，韦小宝终于见到了行痴，将宫中太后之事说与行痴，引得行痴出家前的儿女之情大发，便要起身出走，再次下落红尘，去杀了可恶的太后。这时方丈出现了，本着佛法四大皆空、慈航普渡的大义，方丈对行痴进行了开导、启,行痴终于再次恍然大悟，灭了重返红尘、让太后狗头开花的念头。
传说顺治皇帝的出家偈云：
天下丝林饭似山，
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
惟有袈纱披最难。
朕为大地何山主，
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
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日糊涂去时悲，
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朦胧又是谁？
……
行痴再次收归凡心，说是佛禅的威力仍在，它仍能调解某些爱恨情仇、杀伐，使之消于无形。如事情到此结束，佛禅世界的功用就颇有点得胜回朝的人模狗样了。无奈它碰上了韦小宝，韦小宝可不管什么“谁是我”、“我是谁”、“方是我”、“又是谁”这些劳什子问题。正当方丈玉林和尚在对行痴施以佛家大法，说什么生死齐一时，韦小宝又在腹中痛骂开了：“‘操你奶奶的老贼秃！我要打你、骂你，杀你，你给不给我打骂？给不给我割你的老秃头？’”（第18回）这话算问到了根子上。佛家大法在韦小宝这看似流氓无赖的一问中，顿时现了原形。
不过，佛法的直接体现者和尚们也可以来一套“从权”。比如，真有刀斧加颈时，他们虽然害怕那杀人不过头点地，但同时也找到了反击、甚至杀死对方的理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今天我杀了你,是免了你杀我这个罪业，却减了我的法力，终不免不要代你下地狱 。“佛告王曰：‘时彼大臣救活一人，令得道者，今恒伽达是。由是因缘，所生之处，命不中夭，今值我时，逮致应真。’”34佛法的慈航普渡在化解不了恩仇时，自告奋勇下地狱乃是其极端发展；金庸小说中也有的是这样的例子，我们没有必要一一例举。韦小宝不过是给他们点明罢了。从此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佛禅世界不仅功用有限，而且其极致处就是韦小宝：它并不主张主动献上秃头,而要为此秃头杀了对方的头并美其名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真正是对自己的教义随意“从权”的流氓行径。历代儒士经生排佛往往都从经济、统治角度着眼（比如韩愈），金庸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比韩愈等辈要高明多了。
唐人钱起有一妙联：“向竹过宾馆，寻山到妓庙。”妓院与寺庙原来是可以合成一个词的。按照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词语是与外部世界图示相吻合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妓庙”一词一定有对应的现实景物。金庸似乎从来没有正面描写过正经和尚们的吃喝嫖赌，但用韦小宝作了一次逆向显示。韦小宝因躲避仇人逃进了五台山脚下不远处的一家妓院里。他为什么偏偏要躲在妓院而不是别处？仅仅出于作者想煽动读者的笑神经这一低劣伎俩么？问题怕没有这么简单。当韦小宝终于身着妓女衣服仓惶逃出妓院时，对此惊心动魄的险情有过一次“检讨”：“‘老子今年的流年当真差劲之至，既做和尚，又扮婊子。唉，那绿衣姑娘要是真的做了我老婆，便杀我头，也不去妓院了。’”（第22回）韦小宝本来是个“阳具有无限活动”（胡河清语）的流氓，居然在康熙的命令下做了和尚，而五台山的寺庙也承认了他的身份，这也似乎就证明了“妓庙”是确实存在的。无法无天而又运道享通的韦小宝终于把佛禅世界点化为流氓世界了。在韦小宝眼中，一切都是可以颠倒的，一切自认神圣的东西都可以化为乌有，或者走向它自身的反面。它倒退着前进。
行痴为了彻底了结恩仇，解决一已性命引起的天下纷争决定自焚。这是佛家大法的胜利，也是足够惊心动魄的了。但行痴的勇敢行为也得到了“妓庙”中人韦小宝的有力制止：他用一桶凉水浇在行痴身上，使烈焰和自焚的勇气一并爆销。按照佛法大义，行痴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是了不起的。韦小宝这个小流氓又如何能理解。在他看来，自焚无疑是愚人的行径，是完全有理由遭到嘲笑的。在这里，金庸的用意可谓十分明白：最彻底的化解大法在韦小宝眼中都是无用的，这也就彻底宣布了佛禅的死刑；佛法大义敌不过小流氓一桶凉水（反正行痴此后再不自焚了），也或许可以说明，佛禅世界如果还想活着，就得向韦小宝看齐，佛禅的最后路径就是韦小宝，或至少它默许了韦小宝。
六
“于今腐草无萤火 ，终古垂扬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35情形一开始就是这样。金庸在自己的作品中顺着正史逻辑、野史逻辑以及这二者的冲突，然后走向佛禅，至此中国文化的内在成份已被他在小说中耗空，中国文化这个陈后主，已没有资格“重问”什么“《后庭花》”了。假如仅仅是走至佛禅，也能看出这三重世界的内在矛盾，金庸仅仅只能算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也只能算是在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圈子里打转，只不过他是动用了一种特殊的载体在表现而已。《鹿鼎记》的出现，却使他彻底超越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彻底看清了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局限和尴尬，也使他从中逃逸了出来，因而也让他的小说突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精神的整一圆圈。
我曾经说过，中国小说传统精神主要地建立在野史话语的基础之上，小说是野史话语的集大成文体36，只不过在具体运作中，正史逻辑对野史逻辑有所挤压、威摄，野史逻辑对正史逻辑则有相应妥协、乞求。也就是说，二者始终各持己见，在相同的事件上，却有不同的立场并依此立场据“理”力争。佛禅的出现在中国传统小说精神中也不乏先例，不管是以戏拟方式出现的也好（比如《金瓶梅》），还是以化解情劫出现的也罢（比如《红楼梦》，反正早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即是说，至迟到《红楼梦》，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组成要素已是三个世界互相鼎立的局面。金庸的特殊也只在于，他的佛禅是为了化解江湖上各类恩仇 / 杀伐模式。流氓世界与流氓逻辑的出现，却是中国传统小说精神并不具备，但又是必然的走向。有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传统小说精神的终结37；但金庸却更上层楼。我愿意斗胆下结论说：正是金庸而不是其他所有古典小说家才看清了流氓世界的存在。只有当《鹿鼎记》出现后，金庸才能称得上对传统有所贡献、有所发现的作家，也才能称得上是一位用看似俗不可耐的小说文体来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家。
在韦小宝眼中，父 / 子原型及其导出的天理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恩仇 / 杀伐，比如父仇、同门之仇、兄弟之仇、大汉中心主义（即民族恩仇）都不在话下，这也为中国历史上一到外族入侵，汉奸如大雪飘然而下找到了缘由；同时也指出了正史逻辑的极致在哪里。同样，在韦小宝看来，兼爱(墨子)的伟大，甚至“盗亦有道”式的“为我”（扬朱），以及由此引发的恩仇 / 杀伐在他那里，完全是不当一回事的：只要不危及身家姓命，也不妨“义”他一“义”，一旦情况有变，则早已夺门而出，甚至不惜身披妓女衣服乔妆打扮。正是这样，我们才说韦小宝已彻底看清了野史逻辑独有的恩仇 / 杀伐模式。
至于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冲突就更不在话下了，韦小宝看起来有时站在正史逻辑一边，有时又踩在野史逻辑的起跑线上，但他真正的落脚点却是自己的流氓逻辑，因为流氓逻辑并不能单独存在，它总有与以上两种逻辑相重合，或以上两种逻辑总可能在某时刻于它有利的一面；流氓逻辑只能作为别的逻辑的附庸才能存在。正是以此为标准，韦小宝才有时站在野史逻辑，有时站正史逻辑上。佛禅更没有在他眼里，韦小宝不断与佛禅对话，不断对之施以辱骂、打击、反诘，最终也将之点化为“妓庙”。韦小宝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康熙只是虚拟的天下共主。至少有一点可以为此作证：康熙最起码没有赢得陈近南的天地会，没有赢得顾炎武诸人的尊敬，而韦小宝获得了。
康熙说：“小桂子（韦小宝），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能脚踏两头船吗？”（第50回）韦小宝终于醒悟了，原来他的流氓世界是三“界”归一的必然结果，但也决不是万能的。残酷的现实也需要他做一次选择。于是他带领老婆们回到了扬州。在回扬州的路上，顾炎武等人还劝韦小宝代替康熙做皇上，以复我大汉河山。但在韦小宝眼中，大汉中心主义早已归于尘土 ，他对此还有什么兴趣呢？于是他耍了最后一次流氓，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一次流氓 ：他假装被争风吃醋的老婆们杀死，从此免去了顾炎武、天地会对他的希望，也免去了康熙对他的依重。他彻底地解脱了。
韦小宝走了，从此不知所终。韦小宝的走投无路而又另觅道途，正是流氓世界的大团圆。在这里，大团圆不是结局，而是开放式的尴尬；它昭示的是，流氓世界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一个极限。假如说金庸端出韦小宝是为了解救佛禅调解功能的无力，也是前三个世界的必然走向 ，那么，在韦小宝的流氓世界也遇到难题时，金庸是再也无能为力了。“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38，对金庸来说，只剩下遗憾。就在韦小宝大团圆式地离开了我们后，金庸也终于宣布封笔：因为他不可能在韦小宝的基础上，再开辟一条可行的路途。韦小宝的结局正是中国文化的极限，也是金庸创作的极限。
没有必要为金庸遗憾。如果金庸再创作下去，在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大圈子里，他要不重复自己，还有什么路数呢？金庸之后，武侠小说可能的路数有两条，一条是以古龙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的精神加入，我们从李寻欢、傅红雪等人物身上，完全能看出尼采和海明威的影子；另一条则是向神魔化发展——比如武功可以开山裂河，轻功可以让人在天上飞翔等等，还已倒退到《聊斋志异》或武侠小说刚刚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时的水准。而这一切金庸都不想重复。因此，韦小宝的大团圆也正是金庸在创作上的大团圆，也是中国文化的极致。中国文化向来号称博大精深，却在深入思考者的眼中露出了它的原形，这会不会让我们的“古已有之”论者长叹久之呢？诗曰：
一灯风雨忆家山，
马足车尘且未还。
酒失无心空自悔，
诗狂有托恐人删。
几度烽烟迷古路，
千秋碧血染乡关。
抚瑟欲弹清愁结，
悲风漫过乱山间。
（拙作）
① 金庸《鹿鼎记·后记》。
② 参阅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丁集“庆元党”条。
③ 《晋书·武帝纪》。
④ 陈鸿《长恨歌传》。
⑤ 陆机《吊魏武帝文》。
⑥ 参阅梦笔生《金屋梦》第十六回。
⑦ 《南史·沈约传》。
⑧ 《圣经·旧约·传道书》。
⑨ 这是鲁迅在一次演讲中说的话。演讲稿原文发表于1921年12月25日日本《狂飚风》26期，此处转引自《文学报》1992年1月26日。
⑩ 《隋书·周罗喉传》。
11 《汉书·何并传》。
12 《晋书·石崇传》。
13 《后汉书·岑彭传》。
14 《左传》成公十三年。
15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
16 《六部成语注释》。
17 唐甄《潜书·室语》。
18 《唐·吉诃德》（下册），杨绛校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19 墨憨斋主人《<广笑府>序》。
20 咄咄夫《<笑倒序>》。
21 墨憨斋主人《<广笑府>序》。
22 墨憨斋主人《<广笑府>序》。
23 《淮南子·泰族训》。
24 参阅康德《世界公民观念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
25 冯梦龙《古今笑序》。
26 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载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27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28 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格局第六·大收煞》。
29 Burgo Partridge《狂欢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30 《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
31 《战国策·韩策》。
32 王世祯《池北偶谈》。
33 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花城》1996年第5期。
34 《贤愚经·恒伽达品》。
35 李商隐《隋宫》。
36 这里的“主要”云云，是考虑到小说虽然是野史话语的集大成文体，但在正史话语的威胁下，始终有妥协、从权的一面。
37 参阅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5年，第395页。
38 李商隐《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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