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消费时代，“身体”才得以在话语空间中肆意膨胀。消费的身体是年轻、欲望、快感、性感、健康的代名词。消费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身体前所未有的符号价值和意义，而日常生活的身体是破碎、偶然和欠缺的，它需要借助消费之镜在回环反复的认同中修复自我。在这种意义上，消费是散文时代提供给主体的微型宏观叙事，它有计划、有节制地在制造欲望的同时，也生产着廉价的确定性。
哲学上，身体的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身体内爆”本身就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件。多奇怪，人类居然可以在冷静的理智之外附属一个蠢蠢欲动的物质性“肉体”，这何等突兀！身体很快充当了纯粹的思的背面，成为学理逻辑上的突起点，各种的哲学论述无法绕过它而到达目的地。“主体性黄昏”的逼近，加速了“身/心”二分发的倒塌。肉体和灵魂的统一，身体以颇具包孕性的整体出现，似乎是“主体性”破产的标志。然而，持这种态度者未免陷入了过于自大的“文化决定论”。“身体转向”固然是对主体性不可能的策略性补救，也是主体性高度发展的最终结果，但它更是某种社会/文化（消费文化）体验决定性的结局。当后现代社会、全球化等似是而非的词汇作为想象性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语义悄然降临的时候，身体，且不追究是日常实践意义上的，物质/生物意义上的身体，还是文化意义上的身体，成了无家可归处境中唯一的认同落脚点。从超感性的彼岸过渡都肉体化的此岸，身体无疑提供了终极的归宿。身体只能把握成时代的症候。
这样，我们看到文化、艺术领域的身体批判是多么的暧昧、含糊和模棱两可。身体一出场便贴上了各种文化、符号的意义，带着过多的利益诉求，背负了不必要的罪名，而处于社会潜意识的身体依旧潜伏着未知的冲动。
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言路方式，身体还留着理论暴力的烙印，它们作为一种前景性的革命力量获得理论的质态。从身体在当代的挖掘史来看，十九世纪三位美学大师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分别强调了本体论的身体、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利比多、潜意识的发现和自然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发展的日趋精细极大地推进了新一轮的身体理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尼采的后随者，诸如福柯、罗兰?巴特、拉康、巴塔耶、德勒兹、布尔迪厄、萨德等，将身体相继和权力、阶级、国家、政治等范畴联系起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后继者的典范。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的身体是男权社会为女人设置的牢笼，也是苦难和创伤铭刻的有机体，因此写作成了最主要的武器。文本和身体的关系经巴赫金、罗兰?巴特到克里斯蒂瓦、西苏等女权主义者被有机地联系起来。到了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的身体铭刻上了本土和殖民者的双重书写，随之而来的反抗任务也是双重的。而对于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詹明信等，身体作为资本主义颠覆性的破坏力量而存在，快感只有理解成一种政治行为才能在后工业社会中赋予一种理论和辨证的高度。这种颠覆性的力量，在文化研究者的批判性视域中是同样适用的，身体成为抵抗资本主义这个“实在界”的乌托邦所在。
事实上，社会、技术、经济等基础使得这些身体的理论处于一个悖论和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倚靠技术的消费文化和商品逻辑大大拓展了开发身体感受和体验方式的极限。尤其是第三次技术浪潮中电子技术和媒体对“视觉转向”推波助澜。视觉的转向不仅极大拓展官能体验的潜力，改变了身体感受外界的方式，而且促成了形象的重要性，身体形象开始浮出水面，获得支配性的地位并取替了“灵魂”的内在性。近期的“超美学”、“赛博空间”、“拟像”、“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范畴更带来了身体感受、体验和实践方式的新一轮变革。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的突破，使得身体以“视觉化”把握方式成为可能，同时身体可塑性和身体健康保养技术得到保证。而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存在方式使得个体的身体体验空间、生存、他者等行为方式发生质性的突变，这一切，本身就是身体理论发生的条件和基础。
另外一方面，理论者在立足这些由现代技术开发的身体潜能和体验上进行理论的游戏，底气已经不足。作为视域和方法，“身体”固然拓展和刷新了一系列理论的纵深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跟随身体消费浪潮，相继出现或付诸实践或提诸倡议的“身体学科”，诸如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身体美学、身体史学、身体哲学、身体政治学、身体文艺学等。但“身体”作为一门“显学”借助消费文化和商品逻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将人们这种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目光投向各个领域时，这种视域和方法会否带有过多的时代诉求和文化自恋呢？在某种意义上，它会否说明理论的滞后无能和想象力的贫乏？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似乎印证了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说的，“传统”不应作为一种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理解的，而是后人带有目的性的捏造。我们随之看到了不少理论的困境：审美现代性在商业社会中很容易落实到庸俗的实践，从而转到背面的冷漠计量的工具理性。福柯的自我美学可以是身体消费和身体呵护技术的时尚证据；而罗兰?巴特波希米亚的快感阅读被看作大众文化存在的籍口；身体写作和消费文化的合谋在本土独特的语境中弄臭了“身体”的名声。问题似乎不是“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是一对同根的、辨证统一的孪生兄弟。实际情况是，“审美”本身已经是一种经过理性的暴力收编和改造后的升华。审美和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痛苦的磨合和对抗关系，而是审美已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因此，齐泽克(Zizek)不会赞成马尔库塞式“当街做爱”的反抗形式，这种行为意味着付出更多自由的代价，换来更大程度上的禁锢。身体话语一旦成为公共话语，被言说出来，等待它会是更具消化能力的改造和收编。
“身体”话语出场的情景，让我想起了齐泽克讲述的一个笑话：
一个迟到剧场的观众，恰好听到演员的一句台词：“你为什么迟到？”，他以为那是对自己的呼唤，于是站起来解释道：“对不起，我……”。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从沉默的身体到说话的身体，我们发现时代的他者就如笑话那样，不断地鼓励身体去发声、讲述和诉说，像奥古斯丁的忏悔一样招供，讲出身体的欲望和快感、暗流和明媚、体验和伤害（和近期的博客写作一个道理）……这个说出的身体已不再是以往的作为日常生活实践而存在的身体。它既包容万千又挂一漏万，既藏垢纳污也精心豢养，既伤痕累累也感性张扬，既然是道德义务的断裂点也是工业文明的接合点。这使得身体的语义变得无比的复杂，它模糊了身体社会性和生物性、理性和非理性、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划分，或者说，它本身是凌乱的器官、肉体和知觉的策略性集合。但是，作为一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膨胀起来的话语实践，依稀可以感受到它背后潜藏着某种话语权力的更替、断裂和接合。
我们看到，跟随“身体消费”而来的“身体显学”和某种权力相互螺旋型地追逐、嬉戏、挑逗着，这种张力最后被更为强大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作为身体话语膨胀的一部分，“身体研究”无疑向学科和历史投入了过多的诉求。身体发现之前并非表示身体的不存在。在以往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思想/精神作为主体伦理和行动资源，以强大的修辞和叙事方式不断提供给身体以意义，从而塑造出不同的日常生活实践、习惯和习俗。布尔迪厄认为，一个人的行动远远大于意志。这是说，习俗、习惯作为一种潜意识不断在人类的行为模式中复制。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解释道，进入纯粹的思的境界，主体要经过一系列“精神性”1）的实践，而这种修行恰好就是身体的实践。人毋宁是一个有机装置（dispositif），灌输不同的思想种类，得出不同的身体感受方式和身体实践。而写作可以不断更换自我，这是令福柯迷醉之处。说到底，身体的感受能力、方式和身体的语义最终来源于“精神”、“伦理”的资源。脱离了符号的阉割，人难以找到自身的所在而陷入神经症的无穷想象界中。如果说意识是进化的失误，它恰好也是人的悖论。
这恰好是膨胀的身体话语和身体研究所逃避的要害。我们发现，人们首先在消费时代将过多的精力投入了日常生活的料理中时，才回溯性地用史学的眼光编写一部“日常生活史”。同样，人们只有在消费体验中极大地开发出新的身体体验和感受方式，才开始关注“身体”并回溯性地用身体建构出各种学科和历史。这个时候，“身体研究”已经自作多情地、主动地被时代的大他者呼唤出来，并在理论建构中投射出时代对身体“感性、形象、欲望、张扬”一面的诉求，另外一面或者剩余的一面则被忽略。说话的身体和沉默的身体只是一个身体的两个方面。学科和权力的关系一目了然。身体研究充当了时代话语的帮凶，两者无疑是一种合谋的关系。身体不仅没有解放，相反，再次成为时尚的赝品和工具。身体研究不断控诉身体遭到禁锢、铭刻、残害、规训的困难历史，身体消费不断地提供给身体以解放、快感、欲望和安逸的享受；身体研究不断强调精神的毒害、虚无、非法，身体消费不断提供给身体形象、官能享受、视觉形象；身体研究不断抹平精神深度模式，身体消费干脆鼓吹及时行乐、不思进取和相对主义。身体研究对权力/暴力的抵抗被巧妙地转移到对阻碍身体消费因素的抵抗，边缘成为进入主流的重要方式。“最大快感和最大的统治相互统一”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在话语实践和运作中，消费充当了调停者将身体的自主性黯然隐去。因此，身体话语毋宁说是一个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field）。如果这个时代谁还好像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特丽莎一样维持忠贞、坚守私人领域最后一道防线，将裸体照片和俄国入侵等同起来，那他/她已经被时代抛弃了。“相对主义”和“多元”是颇具欺骗性的诱人概念，背后是时代的话语权力。一切都纳入到一种强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诗人说：“我必须接受睡眠以后的白天，必须在习惯以后回到夜晚。”2）实际上，他连“两项以内”的选择也没有。因为，八小时以外的放纵，最后还是围绕“八个小时”旋转。革命的力量还没有积聚就被过早地释放。
身体话语空间在本土的扩张似乎也难逃厄运。身体引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带有浓厚商业炒作气息的“身体写作”事件。随后身体话语在消费文化、文化研究、哲学、文学等领域升温。“身体”作为一个外来词，或者说，“身体”作为一个舶来的“视域”，遭遇中国而带来的语义冲突是非常有意义的现象。“身体”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词语，表现了中国人现代“身体”观念的形成；而作为一件“审美现代性”事件，在各种话语的交锋中，可以看到中国处于多种时间观、价值观等杂语并存的时代。
“身体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化在个别大都市的成形以及具有现代气质的“代”群正在壮大。首先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群作为一种相对断裂的姿态和商业文化相互合谋，话语的权力开始裂变。“代”的结构显示的不仅是知识类型上的断裂，更是精神气质和存在方式上的断裂。一方面，彰显女性主义和“姐妹情”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闪现出先锋的光芒，但另外一方面，商业的收编和改造使其变质、折中和腐烂。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期待着开启新的审美图式，而另外一方面，商业决定的媚俗性质使其面对某些传统力量和道德惯性的质问时显得手忙脚乱。“身体写作”颇为讽刺地将使詹明信的“第三世界寓言”或者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毁于一旦。颇为奇怪的是，本土的“后革命任务”居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反抗着本土某种理论和道德上的权威，于是，身体写作的复杂意义无疑增添了一层迷雾。复杂的语境使得身体写作可以是直逼存在的高尚写作，也可以是庸俗的模仿和商业操作的回声。
而实质上，“身体写作”争议中所代表的旧传统和新传统只是不同他者对中国身体的凝视罢了。很大程度上，我们无法寻回原来的身体。当代人们谈论的身体不再是中医意义上的以“气”、“血”、“阴阳”等范畴解释的身体，也不是以“触感”、“差序格局”、“面子”等强调象征和隐喻意义的传统身体，“视觉”和“感观”不是传统身体的强项。尽管传统心理的沉淀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身体的感受能力和感受方式，但新的审美意识维度已经开始打开。在消费文化引导下，这是一种张扬感性、形象、外观、欲望、享乐、快感的身体，以一种崭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和体验为基础的现代气质的身体，同时也是新一轮他者凝视下的身体。我们很容易在迈入新世纪的本土“文化研究”学科范式转移中看到对“身体消费”、“身体写作”的乐观和暧昧的态度。知识分子/学者和学院/国家科层的密切关系使其批判力度大打折扣，这使得新左派攻击“文化研究”成为可能。文化研究在经济文化全球化中实现了和国际“接轨”，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同步让文化研究者在直接嫁接西方理论资源的时候没有考虑译介的语境适用性和破坏性。当都市的中产阶级的身体被话语权力肯定而形成一种强势、主流话语之时，不少边缘的同时也是大部分的身体将淹没在沉默中。“文化研究”身体话语在某个高度上不是和身体消费、身体写作形成合谋的关系吗？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有一个身体，在转型期“现代化的陷阱”中，“都市中的灰色人群”是没有身体的存在。
若非透过他者的目光，主体很难发觉自身的欠缺、恐惧和未知的一面。在和他者抗争和耦合中，主体开始拓荒和践行由他者敞开的话语空间。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和现代性命运一直在中西/古今的二元张力中展开。他者无疑是一个滑动的能指，在不同的民族命运和社会阶段获得不同的语义内涵。加之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就了当代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话语和价值观共存的局面。翻开晚清传教士明恩傅《中国人的素质》，当中提及的不爱卫生、漠视时间、不求精确等“过着心灵生活”的国民劣根性曾造就了五四一代学人重塑国民身体形象的参照物。在这个意义上，阿Q可以说是被他者造就的国民性神话的无辜的承担者。建国至改革开放的民族独白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创伤性记忆和赶超克制的对象，“工农兵”劳动的、改造的、建设的、学习的身体成为“红色波普”的代言人。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中，当我们运用“身体”这样的他者理论视域凝视中国时，我们的目光在多大程度上和西方重合？在视觉文化或者大众媒体中，再也找不到“工农”的身体了。代层结构、多重他者对本土身体的塑造显得如此独特和耐人寻味。
我想起安东尼·奥尼摄于1972年的记录片《中国》，一个片断大致反映了这种断裂的情况。影片刚刚开始，镜头瞄准了几个在北京街头上打太极的老头，解说词是“国家将考虑取缔这项古老的传统”，下一个镜头是学校里做体操的学生。前者的显现出传统身体实践的自成一体和气定神闲，后者体现出现代性身体规训（学校、军队、医院等）造成的浮躁和杂乱，传统受到粗暴的砍伐，在某种意义上，后者的身体代表了一种无根和“无礼”（夏可君语）。考虑一下《中国》两次遭遇中国的经历，同样也是值得玩味的。这部代表他者凝视的电影在文革封闭的空间被集中批判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导演不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而用无数的长镜头凝视着“亿万躯体”的“脸、表情、动作、和习惯”，和此相对的那个时期的视觉叙事方式还有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红色波普”。《中国》所展现的恰恰切中了当今身体理论的要害。它告诉我们，日常生活的身体远远不是叙事中的整齐、划一、必然、警觉和“高大全”。那些“无产阶级”的工农兵身体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显得瘦小甚至猥琐，他们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懒散、偶然、分散、迟钝，那是缺乏大城市的高压和紧张节奏洗礼下的身体。他们的行为和习惯深深地打上了传统的印记，小农的、和善的、麻木的身体。他们面对摄像机这个暴力的入侵者时，还不会用淡定自如的姿势表示抗拒，时时闪露出单纯的惊恐。这种叙事方式必然威胁着当时“样板戏”的叙事方式。《中国》之所以经典，更多来源于历史偶然性的造就。2005年，32年后它重访中国。犹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批判，甚至回声。但它成为不少没有经历过文革，例如七十年代后或者八十年代后甚至九十年代后人窥视文革“身体”的最真实起点。豆瓣网站7）上布满他们“小资”的文字、评论。他们的凝视和安东尼?奥尼的凝视似乎都在一个陌生的异域中寻找一些什么东西。这透露出某种断裂的痕迹。确实，集体记忆/个人记忆和身体实践不断遭到时代意向性的任意删改。而当他们（对于笔者，应该是我们）和安东尼?奥尼的凝视重合在一起时候，当人们更愿意以一种断裂的方式理解文革的时候，一种来自“他者”的身体实践方式似乎开始成形生效了。我们无条件地拥抱他者。
但——然而，总是有剩余吧，总是有希望吧？
是的。我同时在《中国》中发现了这种可能性。权力流经身体的时候，除了潜意识支撑的习惯外，也许就是以强大修辞能力维持的叙事。叙事企图控制身体，组织和给予世界意义的时刻，也是身体溢出、发散和瓦解叙事的时刻，这是因为“词与物”之间先天不足、无法弥补的裂痕。——总存在着沉默的身体或身体的间隔。
话又说回来。“身体”一经发现，已经没有取消的余地。我想，人类最后再难以找出像身体这样优雅的名词，上演五花八门的理论、利益和时代的好戏，简练、集合又不可化约。它是新发现的，也是最后的一块殖民地。
注释：
1、指“净化、禁欲、摒弃、目不斜视等一整套探究、修养和体验”，参看【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韩东：《两项以内》
2007年4月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