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这本书是我前几年写的专题论文，主题是探讨当代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转向问题，这一转折牵涉到从后现代问题转为现代性问题——这个像是倒退的转向却构成了当代学术运行推进的轨迹。贯穿于其中的论题主要是现代性问题，本书一直要探究的问题是：现代性到底是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从解构主义、先锋派文学转向“现代性”论述，这似乎意味着我被当代潮流所裹胁。确实，现在最热门的问题是现代性、全球化和“帝国”。原有的“后现代”论述都改头换面成“现代性”，而在这个平台上，全球化、后殖民话语和帝国理论可以纵横驰骋。回应当代思想潮流无疑是研究当代文学和文化的人所必备的敏感。不想被历史拉下，只有选择回应潮流。这使当代思想总是具有时尚的特征。现代性问题在9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学界显现，这对于熟悉现代化问题的中国学人来说应该不陌生。但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与关注的核心问题都大相径庭，事实上，它是另一个理论问题。更准确地说，现代性是一个后现代性的问题。中国当代学人对现代性问题的把握被身份政治与学术政治所影响，这使现代性问题更像是一种立场选择和方向表态。
2001年，杰姆逊到中国讲演，主题就是“现代性”。杰姆逊的一番讲话让中国学人顿时晕了方向，杰姆逊这位中国后现代的神父何以会鼓动中国走现代性的道路呢？这显然是误读，误读早在杰姆逊作为中国后现代“传教士”时就埋下伏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实际上是后现代的激烈的批判者。现代性问题显然也是杰姆逊质疑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还牵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阵营的人际关系，其质疑被表达得更加隐晦曲折。更为诡异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杰姆逊对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如此热心于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痛心疾首——大多数中国学人没有看到这点。对于西方左派理论家来说，批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至于资本与高技术输入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他们完全没有兴趣。他们更乐于看到和夸大这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一体化经济带来的负面后果。杰姆逊哀莫大于心死的态度，被误解为他支持发展中国家介入全球化，他的现代性批判也就顺理成章被看成是鼓吹现代性。整个意义在颠倒中完成了中国学人的形象重塑：即反西方中心主义和质疑全球化的自身的身份定位。
后现代变成一个现代性的话题，并不是理论和思想的倒退，只是理论不能在原有的框架里花样翻新，而要引入新的资源。对于当下中国思想界来说，后现代与现代性更是紧密地绞合在一起，它们彼此制约纠缠，形成远为复杂的历史情境。
就我本人的选择来说，从现代性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也并不是为了趋赶理论时髦。当代文学曾经在先锋派的实验形式触及到后现代性，但随着先锋派经验的常规化和普遍化，后现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没有扎下根来，这使我们也不得不重新思考更大的理论框架。在文学上，人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是，随着跨国资本与高新技术的强劲输入，通讯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传媒的迅猛扩张，商业主义消费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想象，应该说中国城市已经向后现代社会转型。但文学方面却并未表现出更为普遍的和更为深化的后现代趋向，先锋派的实验也为更为常规的传统文学所取代，小说变得更为保守更适合读者的口味。它适应了当代消费社会培养起来的大众公共阅读空间，其后现代性不再表现为激进的语言实验，而只是与大众文化同歌共舞的消费主义特征。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更体现为相互缠绕和互渗互动的关系。
在美学上后现代向现代性的撤退，这表明当代文学写作主体美学挑战意识的弱化。年轻一代作家无法在后现代性的美学场域中找到新的起点，因为这需要更为艰难的探索。而回到现代性的完整性和线性的美学场域中，可以与消费社会的大众阅读期待轻易吻合——这是一个双赢的成果，但这并不是当代文学真实的胜利。
在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方面，我的分析方法倾向于更为自由灵活的后现代笔法，我一直认为文学评论甚至文学论文要写出感觉，写出风格，写出味道。现在的文学论文和评论写得越来越呆板，在合符学术规范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文学性魅力，这是我所不愿屈从的。我试图把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都写出独特的个人感觉，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我不知道我的设想是否达到，这需要读者们的检验。
《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陈晓明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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