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王思任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也”。这话可以说道出了复仇精神的真谛。复仇是人类强权精神的闪光，有正义的复仇也有邪恶的复仇；同时，复仇也表现为对命运的挑战。但鲁迅的复仇精神是独特的，他的复仇是没有复仇的复仇，没有复仇的复仇是对无聊看客的反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复仇的精神。鲁迅说，“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所以还是忘却恩怨情仇的好。
关键词：没有复仇的复仇；人类强权；对命运的挑战；
（一）复仇——人类强权精神的闪光
多有人愿意像梁实秋那样笑到最后，少有人像鲁迅那样至死一个也不恕。
笑到最后的人死去了，一个也不恕的人也死去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鲁迅的死是重于泰山的，虽然未必梁实秋的死就轻于鸿毛。
都讲“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毕竟人间自有一股英雄气在纵横驰骋。
鲁迅是我们的民族魂。
在我们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激流险关，他振奋起了伟大的人类强权精神，这是因为他具有我们民族最可贵的性格；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巨人的光耀变得黯淡起来，一切是是非非，恩怨情仇，放佛虚化了。
时间的河流是一维的，一去不可逆返；而我们生活的宇宙是三维的，全人类的精魂就游荡在这里。
我思故我在。
是的，曾经有过的，毕竟有过。
人类强权精神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便由了人们的仇怨。
历史是一个谜团，当你走进它时，不知哪里是通衢大道，哪里是羊肠小径。
历史又是清晰可辨的，它走过的辙迹历历在目。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刀光剑影是属于过去的，然而复仇的火焰一次次燃起。
人类强权是要求复仇的，因为有太多的民族恨，阶级仇，因为仇与恨交互作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推动力。
复仇是人类强权精神的闪光。
把鲁迅思想的精魂概括为人类强权，我以为是极其合适的。因为鲁迅的立论大都是反面的，他的正面究竟是什么，往往让人惶惑不解，不知所云。鲁迅的文章，尤其杂文，都是一遍不解，百读不厌，达到这样的程度委实不易。正着的，反着想；反着的，正着看。绕来绕去便进入了迷魂阵。然而，与其绕来绕去，不如看清楚他的根本方向，从他的正面入手。而要搞清楚正的，应先了解看似极其可怕，实则有极正当的良苦用心的反话。鲁迅是好心人，所以不会去为恶；鲁迅弃医从文是爱国，所以决不会去做“汉奸”。这是大的方向。对敌他是战斗的，对友他是帮助的，当然他也攻击友人的黑暗因子。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毕生的写照。鲁迅是站在黑暗最前列的，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在鲁迅的一生中，一直有个声音召唤他向前去。这个声音究竟是什么声音？毫无疑问，这便是人类强权的声音。
在做学问时，提出新颖观点是很难的。既要对研究对象有极精深的了解，又要搞清楚它的研究历史，尤其要了解最新最前沿的观点。关于鲁迅的研究，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算起，可谓走过了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对 于鲁迅 先生所揶揄过的“李天才”，我还是极感兴趣的。先看这书的提题目，便能够让人吓一跳的了，若在文革中定被揪出来，不过幸亏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另外，这个批判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批判，这个批判是批评，分析的意思。李长之对鲁迅是很敢下断语的，他说鲁迅是诗人，是战士，但绝不是思想家。由于李天才德国书读多了，认为只有建立了庞大思想体系的人，像康德、黑格尔，才算是思想家。可鲁迅只有一篇又一篇的杂感，东一脚，西一拳，不成片段，杂乱无章，自然算不上思想家了。然而，鲁迅为思想家，又是的确的。衡量中国的思想家自有其标准，那就是所思所想的价值意义与所达到的深度、广度。
对于鲁迅研究的历史，我现在不能说一头雾水，但也一知半解，不甚清楚。鲁迅生前并不走运，死后却运气起来了，这也是中国人贱生贵死的缘故。鲁迅一死，使被受奴役的民族有了希望，这也只是郁达夫的愿望。鲁迅死了，可他的精神薪火相传，一代代留传下来。也可以说鲁迅的精神像野草，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都是青青的野草。精神被传承的同时，也一次次地受到社会和时代的扭曲，于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鲁迅被制造出不来。鲁迅的弟子们制造过鲁迅；毛泽东制造过鲁迅；文革制造过鲁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者们也制造过鲁迅。然而，无论有多少鲁迅，真正的，只有一个；虽然只有一个鲁迅，你心中的那个，便是最真的。鲁迅在宇宙时空中和我们相遇只是偶然，虽然注定要离开，要错过，反倒不如走进门去看看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从中能得到哪些教益。
像我们这样年龄阶段的青年人，审视起鲁迅来，较之别个时代的人更亲切更容易感同身受，而不是“隔”着一层。我们这一代好像回到了开天辟地以前的时代，什么重负也没有，什么枷锁也没戴，是非善恶不是那么分明，恩怨情仇只不过过眼云烟。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正统的，接受了这个框架，又愤愤不平，想做脱了轨道的星球。我们是把鲁迅当作朋友的，就如鲁迅把青年人当作朋友。所以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可以知心的。为着人生，我们寻找鲁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和他站在一样的起跑线，进行着一样的比赛；思考着一样的问题，得出了类似的答案。每当看到汪晖的《反抗绝望》、《无地彷徨》，我便被振奋起来，我们前进了，我们比上一辈学人前进了。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我们轻而易举便越过去了，当然这是先人当了我们的人梯。同时，我们也正思索着，那些被越过的问题，那怎么也绕不开的迷魂阵，对我们还有意义么？我们走在共和国最辉煌的岁月里，许多东西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对于那些问题，与其苦苦纠缠，不如绕开吧，而历史也只是留下一道愈来愈模糊的轨迹。
还是回到本文的命题——复仇。在鲁迅的精神躯体里奔涌着复仇的血液。
就像白毛女喊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一样，鲁迅也要复仇。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仇从何来，仇向何去。
甲午战败，八国联军进北京，这是国家仇，要不要复？
满清入关，二百余年，欺侮汉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是民族之仇，要不要复？
受尽欺凌，欲为奴隶而不可得，这是压迫仇，要不要复？
世间的仇怨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冤冤相报何时了。还是一笑泯恩仇吧。
一曲昭君出塞，换得了汉朝八十余年的和平。
原来和亲招安，毕竟比兵戈相向好得多。
这话只能现在说说，作为一种理想空悬着。
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着激烈地交锋，其奔腾磅礴之势，犹如黄河壶口瀑布。
在那样的时代，在人类强权精神的推动下，复仇成了主旋律。
与其这样说，不如讲，遍地都是干柴的中国，很容易被复仇的火焰点燃，革命的烈火很快就要烧遍神州大地。
复仇是一个过程。世间必有不平之事，难平之愤，而起复仇之念。复仇的过程就是平不平的过程，让行善的有好报，行恶的有恶报。复仇的成败，在于结果。复仇多的是悲剧，少的是喜剧。复仇的种类很多，区分的标准亦有所不同。不过，按正义与否的标准来分最合适，即正义的复仇，邪恶的复仇和没有复仇的复仇。自然，正义与邪恶的复仇极好区分，最重要的是鲁迅的复仇，即没有复仇的复仇。
（二）正义的复仇
写下这样的题目，我感到很为难。一则题目太大，无从下手；二则什么是正义都不甚清楚，又谈何正义的复仇。头一点，大约是我为文的通病，虚的多，实在少。再说何谓正义的复仇。它应该指由人类强权精神推动，向着正确、合理的方面进行的复仇。正义的复仇与邪恶的复仇是彼此相邻的，如果二者真的循环不已，那就真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了。尽管如此说，只要有人在，无论正义与否，复仇总在进行着。既然是复仇，就不是什么请客吃饭，用不着那么温良恭俭让。许多复仇，是要流血牺牲的；有的时候，甚至流血漂杵，也难以达到目的，当然，顺乎天，应乎人的汤武革命例外。其实，复仇不仅有大的，还有小的，小到鸡糠碎米。一句含讽带刺的话，可以达到复仇的目的；打一巴掌，踹一脚，也可以达到泄气的目的。而我所关注的复仇自然会大一点，内容也丰富的多，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穷尽。
所谓复仇大多是精神意义的。由不平衡的事实造成不平衡的心态，又在不平衡的心态支配下，把不平衡的事实摆平，这就完成了复仇，不仅事实上的，更是精神意义的。老子讲：“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如此说来，正义的复仇，便是替天行道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可为代表。
关于正义复仇的例子，自然不胜枚举，譬如勾践的卧薪尝胆。不过，我倒想用西方最为经典的《哈姆雷特》即《王子复仇记》来说明一下正义的复仇。哈姆雷特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人。他充分地懂得人的价值与意义。他以空前的热情赞美了人——无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同时，他又看到了社会的混乱——整个世界倒了颠，人性的卑鄙与龌龊，女人的软弱与无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位王子，得知自己的叔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登上王位，娶了自己的母亲，他的眼睛能相信自己父亲的幽灵提供给自己的事实么？所以哈姆雷特便运用了戏中戏的法子，用自己的装疯，验证了幽灵提供的事实。按照一般的逻辑，复仇可以进行了，杀死叔父，将其罪行公布天下，重整乾坤。但哈姆雷特一直犹豫着，迟迟不肯下手。是这样的事件太重大，他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他复仇的对象毕竟是一位国王，而且这位国王早就想致他于死地。还是他缺乏复仇的勇气，是个懦夫？也许，他想得更多，相对的讲，行动便迟缓。也许，他对国家绝望了；整个世界便是监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也许他对人性绝望了，自己的爱人溺水而死，自己的母亲那样软弱无力，自己的父亲无辜被杀，自己的叔父卑鄙无耻却又带着王冠……这一切使他无法承受，他甚至想到了“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一切，使他逐渐疯狂起来，看问题有点颠三倒四。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这是合理的，因为哈姆雷特在此情此境下，只能朝着疯狂的方向发展。但这毕竟又是戏剧，真疯被人们理解成装病，成为了进行复仇的一枚棋子。那么，哈姆雷特究竟疯没有疯呢？如果是装疯，复仇真的需要这枚棋子么？郁达夫有句诗“佯狂难免假成真”，这是极有道理的，哈姆雷特的“疯”是有一定发展过程，并且为着复仇服务的。开始时，哈姆雷特难免有些装的成份，因为他难以相信父亲被枉杀，叔父篡夺王位的事实，但随着这一切逐渐的明晰，外部的重压变成心灵的事实。这时候，心灵是难以承受的，并且本身已难以自控，不由自主地疯狂起来。他走完了艰难的心路历程，现实的仇怨犹如倾盆的大雨，浇醒了他混乱的心灵，他也便由疯狂转向了清醒，复仇的火焰重新燃起，他要复仇了。他的复仇是带有正义性的，他的复仇拥有充分的理由，但是我们的王子由于忧郁的个性，长于思辩短于行动的弱点，他的复仇带有了悲剧性。如果他的复仇果断、有力、迅速，这种悲剧性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没有，所以在犹豫中，在迟疑不决中，他的叔父得了先手，他和母亲喝下了鸩酒。虽然在临死之前，他用剑刺死了叔父，完成了复仇，但作为一个能重整乾坤的王子，却失败了。哈姆雷特的复仇如同这个人本身是带有巨大魅力的。人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以上便是我心中复仇的“这一个”哈姆雷特。
钱理群先生在研究西方文人精神时，概括了两种典型的精神现象，一种是哈姆雷特现象，一种是堂吉诃德现象。前一种代表着忧郁、犹豫不决、行动慢于思想；后一种代表着幻想、不切实际、认假为真。这两种精神典型的概括是非常高明的。在哈姆雷特现象中，有极其重要的复仇的因子，那在堂吉诃德精神现象中有么？乍一想去，仿佛是没有的。堂吉诃德大大有名，不是没有缘由的。骑士小说让他着了魔，便幻想着自己去当中世纪的骑士，出去打抱不平，结果一路好心，办了一路错事，最终醒悟，原来骑士小说都是骗人玩的。从表面看，堂吉诃德不过是这样的人，但是回到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却成了一个最可宝贵的人文主义者，有理想，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学识渊博。其实细想想，无论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如何荒唐可笑，但在这所作所为的背后，都激荡着人文主义的浪潮。他的爱打抱不平，也是一种复仇，大约也便是人们常说的行侠仗义了。很显然，哈姆雷特的复仇是被动的，毫无心理准备，便被推向了复仇的道路；堂吉诃德式的复仇，则是主动的，他认为别人被冤枉了，便去改变这不合理的事实，结果事情弄得比原来更槽。如果说哈姆雷特用其博大的胸怀成就了人文主义复仇的正义感，那么堂吉诃德便用漫画式的图景，对这种正义感进行了婉讽。也许，哈姆雷特现象和堂吉诃德现象，这两种精神的复仇，便合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复仇精神。
我们虽然讲正义的复仇，讲复仇的正义性，但应明白，并不是所有的复仇都有正义性，在满口义正辞严中，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有的时候，复仇的正义性和非义性交织在一起。复仇是由于罪恶，可当复仇的时候，作恶者已经死去，复仇的对象变成了作恶者无辜的亲人。如果复仇进行，那便是一场新的作恶；如果复仇中止，自己的血海深仇便永难平了。曹禺的戏剧《原野》便给我们演绎了这样一出复仇悲剧。对于这样的悲剧，我们既希望复仇进行下去，作恶者必须严惩；我们又希望复仇中止，无辜者无罪。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我们只剩下了“父债子还”的悲凉。或许，这也是正义复仇与邪恶复仇的歧途吧。即便是邪恶的复仇，有的时候也交织着正义性。让我们回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剧中夏洛克是邪恶而有歹毒心肠的人，他的复仇方式邪恶且特别，如果安冬尼奥不能按期交出欠款，便要他的 一磅 肉。幸亏，我们伟大的莎士比亚设想出一个奇计，要 一磅 肉，但不能滴一点血，这样便使夏洛克的阴谋归于破产。诚然，夏洛克是罪恶的，不能拥有更好的命运，但在这背后却有着犹太民族强烈的反抗压迫意识，犹太民族浪迹天涯，受尽欺凌与侮辱，过着悲苦的生活。是的，他们经商，他们有钱，但是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做人的尊严。而夏洛克便运用金钱，来争取这地位，争取尊严，于是夏洛克反倒成了犹太民族正义的代表，这便是心灵的辩证法。
关于鲁迅的复仇，说正义自然不错，但又总觉得背后有更深的东西，大约离邪恶不远，但又不是。人言：鲁迅的文字具有穿透力，鲁迅的思想具有杀伤力，他的思想里面具有毒素，所以读他的文章要有抵抗力，否则是要受伤的。或许，这正说明了鲁迅的思想正是改造国民性的一剂良药，俗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又说“是药三分毒”。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则传闻：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现在怎么样？答语就稀奇古怪，五花八门了，这里只引最激烈的说法：呆在监狱里，继续写他的杂文，或者什么也不说。在毛泽东的眼里，知识分子是最不听话的，即便鲁迅。也是需要思想改造的。或许是这样的，鲁迅的复仇超越了复仇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甚至超越了复仇本身。复仇什么也不是了，只是赤裸裸的复仇本身？要复仇，谁复仇，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有谁来裁决？裁决者对复仇的裁决就对么？这都不可知，因为人们的认知在不同的范畴内，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于是自己复仇，自己裁判，自己决定胜负。于是这复仇便成为了没有复仇的复仇。那么，这复仇消解了么？不，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加深了，达到了复仇的极限。
（三）复仇——对命运的挑战
常言道：“人命关天”，看似平常，实有至理。为什么关天的定是人命，而不是其它呢？古代讲“天、地、人”三才，这三才中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天无言，地无语，只有人才是根本啊。有了人，什么都有了，没有了人，一切便无从谈起。所以，我总以为哲学上唯心与唯物之辩，犹如一物的两而，不必执著的，关键在于唯心与唯物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后的本体，即实践着的人类本身。这便是人本主义，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以人为目的。既然“人命关天”，既然以人为本，那么复仇作为悲剧最后解决的方式，便显示出了它最突出的特点，对命运的挑战。
什么是天命观呢？天命观便是人们对天命、人事及二者间关系的看法。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都有着类似又迵然相异的天命观。有的以为天便是自然的天，与人事无关；有的认为天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的天，它决定着人事，这个冥冥中自有天意的天，便是命运。命运是注定的，但往往又是不公的。所以反抗命运便成了复仇的一部分，而对命运最快意的复仇便是“制天命而用之”。当然，这里的天命便成了事物的规律性。
我们知道，复仇，无论正义与否，都是悲剧的最后解决方式。既然复仇，便有流血与牺牲，便有死亡与毁灭，而付出这一切代价的只有人。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人推向了流血与牺牲，死亡与毁灭的境地？是命运，是无情的命运。那只有复仇，不再是向着人间的复仇，而是对命运本身的复仇，对于冥冥中自有天意的复仇。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所以快意人心，那是因为他通过对人间秩序倒影的天堂秩序的破坏，反抗了权威，反抗了命运。他告诉人们，世间没有不可侵犯的东西，一切权威都可以扫地。孙悟空对命运的挑战，对命运的复仇，并没有因大闹天宫而结束，他在保护唐僧取经的千难万险中，依然反抗着人间的妖魔鬼怪。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便是，人间的妖魔鬼怪总和天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嫦娥的玉兔跑了，就是某大仙的宠物丢了，跑到人间为恶，并且这些妖魔鬼怪又都在大仙们的教训下，回归到了天堂。所以说孙悟空在保护唐僧取经的过程中，依然反抗着命运，复仇是天意。不妨引毛泽东同志赞扬孙悟空斗争反抗精神的一首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驯，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而今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诚然孙悟空的斗争反抗精神中充溢着复仇意识，而唐僧却是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好坏不分、真假莫辨的人，虽然他“妖魔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但还不能“千刀当剐唐僧肉”，因为他毕竟是取经的领导者，没有他，这经便取不成了。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高于郭沫若的地方，“僧是愚氓犹可驯”体现了统一战线政策，“妖为鬼域必成灾”体现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政策。
有仇必有冤，要伸冤必须复仇。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仇都能报，所有的冤都能伸。于是，爱好正义的人们便设想出了能伸冤报仇的彼岸世界。然而此岸世界永远没有达到彼岸世界的可能，即便通过船或桥过去了，这彼岸世界又成此岸世界了。在两岸世界中，隔着一条河，即天河，就像牛郎与织女一样，跨不过去，可在人们美丽的传说中，有了七夕的鹊桥会，让不能相见的相见，让不能团圆的团圆。复仇亦是如此，在人间不能，便在地狱；在地狱不能，则把天地人三才咀咒，要唤出一个朗朗乾坤。《感天动地窦娥冤》中对主宰人生的神圣的天命提出了怀疑，并要伸冤，要报仇。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滚绣球］）”
天地都是非不分，这人间还有公道么？天地都失职，这人间还有称职的么？怀疑的眼光对准了上天，冤屈的热血流上了旗杆，六月飞起了鹅毛般的大雪。最终，在彼岸世界里，窦娥的冤伸了，仇报了，恶人得到了应有惩罚，可这真正的彼岸世界究竟在哪儿啊。
人恒言：天道无亲，惟德是亲。天道真的有这么好么？它真的能惩恶扬善么？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不变，什么是天？它究竟变不变。自然的天，真正的天，不是为统治人间而设计天。为统治人间而设计的天，也就是鲁迅讲的“造物”，也可以说是造化，是变的，并且怯懦地变着。
鲁迅 先生在《淡淡的血痕中》写道：
“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还有灭尽人类的勇气”。
这就是鲁迅对造物主的思索。一方面他看到了造物主的无比威力，暗暗地使天变地异、生物衰亡、人类流血、人类受苦，另一方面又看到他的怯弱，不敢毁灭一个地球，不敢长存一切尸体，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这是对造物主本性何等赤裸的揭露，对其怯弱何其鲜明的揭示，使它逃之无地，入之无门。造物主不仅自身怯弱，而且造出了同类，人类的怯弱者。他们饮着微醉的甘酒，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这把怯弱者心灵的辩证法揭示的何等深刻（亦即二律背反），造物主的同类——怯弱者，耽于思索，短于行动，逍遥混世，潦倒一生，他们虽然欲生，但不会成为叛逆的猛士，复仇的战士。而 鲁迅 先生大力呼喊的，便是这猛士，这战士：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痈，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鲜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这猛士，这战士，这复仇者，所搏击、战斗、复仇的对象便是这作为造物主者的“天”。天有它的威力，是真老虎；天又有它的怯弱性，又是纸老虎。在猛士、战士、复仇者眼中，“天”便由真老虎便成了纸老虎。因为这复仇者源自人间，血脉里流着人类的鲜血，洞见一切，记得一切，正视一切，深知一切，并且看透一切。他要让人类苏生或者毁灭，这又回到了哈姆雷特的命题“to be or not”。这样的猛士，这样的战士，这样的复仇者，在无声的中国会出现么？ 鲁迅 先生在《答托洛斯基的信》中写道：“……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 毛泽东 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是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在最后鲁迅写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光荣的。”是的，这样的猛士，这样的战士，这样的复仇者，在中国是会出现的，并且已经出现，使鲁迅得引为同志，并自以光荣。彷徨期的鲁迅，把希望仅寄托给了孤立的猛士，而到最后十年最终找到了民众。仇可复，天知否？
（四）自己的“野草” 难解的“复仇”
鲁迅不是哲学家，但是，他是有自己哲学思想的。他最精深的哲学思想都埋葬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野草》的文字并不美，多的是艰深与晦涩，就像遍地的野草本身，胡乱生长着。其中，仿佛有尼采的影子，有弗洛伊德的影子，有萨特的影子，但又不是他们。《野草》是鲁迅自己的，有许多难以对人言，或者无法对人言的东西在里面。《野草》是鲁迅自己的生命体验，不是匕首与投枪式的杂文，而是飞扬着大欢喜与大悲哀的生命的“诗”。如同毛泽东，在鲁迅心灵深处，总有一扇大门紧紧地关闭着，不向世人敞开，而《野草》便是鲁迅心灵幽秘处的大门微微露出的一点门缝，如果我们有孙猴子的本领，便可以进去的。就像李商隐的《锦瑟》一样《野草》中的每篇都是难解的，它把文字表达形象的功能推到了极限。这样的文字是平易的文字，又是最最奇崛的文字。如果你想走进鲁迅，却错过了《野草》，你便永远与他失之交臂了。写出《野草》这样的文字，鲁迅是心力交瘁的，甚至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每写一篇，他的笔都颤抖着，他的心都猛烈地跳动着。这正是他的彷徨期。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军阀混战的阴影笼罩在心头，新文化运动已成为往日的云烟，呐喊的声音已经沙哑，独立苍茫，他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他想到了孤独，想到了影的告别，想到了复仇，想到了墓碣文，想到了淡淡的血痕，甚至想到了生前死后。这是鲁迅思想最丰富，也最混乱的时期。他的思想，他的文字，在各个方面都到达了极限境界，也即是人类强权的境界。他越来越变得不可理解，他也不愿意别人理解。“入我门来一笑逢”，他没有这样的雅兴。他只是自己咀嚼悲与苦，爱与恨，伤与痛，不愿意打扰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打扰。然而，他毕竟死了，孤独的灵魂就要打扰他，打扰一个虚幻的他，他真的无能为力了。他说：“答我，否则，离开”，我不答，却要进去。
在鲁迅的《野草》中有两篇关于复仇的文字，极难索解，又非不能索解。我曾把鲁迅的复仇概括为没有复仇的复仇。这并不是真的没有复仇，而是方式与手段，目的与结局，与一般的复仇异样，无法用正义与非正义来区分。他的复仇，追求的是生命的大欢喜与大悲哀，思想的天马行空，精神飞扬的极致。这种复仇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静制动；一种是以忍止痛，大约可以这样概括。另外，鲁迅的复仇是少数个体对多数愚氓的复仇。
我们知道，在鲁迅的小说或散文中，总有一批无聊的看客。这是鲁迅一个特殊的发现。这些看客无聊至极，一有什么事，便簇成一团，围着看个究竟。说好奇行，说唯恐天下不乱也行，反正，无论发生什么，都只会成为饭后的谈资，无稽的流言。看客的目的也只是看，自己看别人，自己也被别人看。要找出其中的意义，大约也只有看客的麻木不仁，其实，真的，看客是没有什么责任的。可一旦人间的一切悲壮剧，都成为看与被看的示众，那么所有的价值与意义，正义与公理岂不消解了。即使刑场上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惊心动魄，也令人齿冷了，他毕竟被枉杀了。但是在这悲喜剧中，看客真的就那么无辜么？我开始怀疑了。我想到了《祝福》中祥林嫂的死，究竟是谁害了她？是她自己想不开？是她命苦？是周围的人欺侮他？是几个蛇蝎之人算计她？仿佛都不是。杀人不必用刀，害人未必自知。 王国维 先生在分析人间的悲苦剧制造者时，提出了极为精到的“共同结构之罪”。鲁镇的人看似个个与祥林嫂的死与无干，但是人人参与了制造祥林嫂悲剧的共同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人害死了祥林嫂，甚至包括她自己。细细想想，这“共同结构之罪”很类似于鲁迅的无物之阵，不过，一则有形，一则无形罢了。而很显然的，看客是这共同结构的组成者，是这无物之阵的制造者。之所以有这消匿于无形的悲剧的悲剧，完全在有了看客，看客的麻木不仁与无聊至极。所以鲁迅的复仇首先对准了看客。
我们先看一下可能的真正的复仇：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此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的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踊唇，使之人性茫然。……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要干什么？拥抱，异或杀戮。
于是，引来了密密层层地看客，拼命地伸长颈子，要鉴赏这拥抱或杀戮，然而他们既无拥抱之意，亦无杀戮之意。他们正是这样向着看客复仇。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失了生趣。”
他们对于看客的复仇成功了，他们的复仇成了精神的丰碑。看客被被看者捉弄了，胜利者成了俘虏的俘虏。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人在其中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鲁迅的第二篇《复仇》，讲的是耶稣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是要复仇的，他以忍着痛苦，背着十字架的方式来复仇。“他不肯喝那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耶稣是个怎样的人呢？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然而他只是人之子。我们先看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王。
“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
“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被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
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
“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引到这儿，我想到了小时候学的一首诗“我们坐牢，我们坐牢，我们要把牢底坐穿，高唱凯歌，埋藏蒋家王朝”。古代的圣女，面对焚烧她们的烈火，微微一笑，“上帝与我们同在”。我感到了一种很深的蒙难意识，我感到了一个民族最优秀灵魂的颤抖。耶稣就要蒙难了，在最后的晚餐中，他曾对使徒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出卖我”。对于出卖他的人，他没有恨，只有爱，犹如对所有的以色列人。他深爱着以色列人，但他仇恨他们的现在，悲悯他们的未来。以色列人捉弄了他，讥诮了他，钉死了他，而他正在对一切痛楚的忍耐中，向以色列人复了仇，“他即沉酣于大欢喜与大悲悯中”。
没有复仇的复仇结束了，然而鲁迅自有他的愤怒，他的咒诅在。
“遍地都黑暗了。
‘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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