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刘再复大摆乌龙阵

　　香港《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十八期上，刊登了李泽厚、刘再复的一篇对谈，标题是——《“五四”九十周年仍缺民主与科学》。我读了以后，颇有一些异议。
　　
　　一
　　
　　关于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李泽厚在第三部分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五四推出来的两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我高度评价孔子，但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要的科学与民主。”刘再复也说“我觉得，科学与民主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两大基本成果，五四把它‘拿来’，是拿对了。”
　　
　　但是，在第四部分，他们话锋一转，又一致声称要“告别启蒙”。刘再复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启蒙，而在于如何把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上。”李泽厚也说：“我认为八十年代后期直到今天，主要的问题已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改良和改革制度。”
　　
　　根据以上两个部分，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A、李泽厚、刘再复一致认为：现在中国最需要的还是民主与科学。——事实上，这一点从文章标题就可以看出。
　　
　　B、李泽厚、刘再复一致认为：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不再是启蒙，而是如何改良、改革和落实民主制度。
　　
　　然而，这两个结论不但包含一系列的误解，并且互相冲突。
　　
　　二
　　
　　先说A。我们现在谈民主与科学，在语义上，与前人有所不同。例如“五四”时期，一些人把科学当成科学技术或者科学理论，这是非常肤浅的认识。事实上，科学指的是“科学精神”。科学和民主一样，都是人的自由和理性的表现，而自由和理性却是前人所忽视的。照邓晓芒的说法，民主是“理性的自由”，是要用理性来规范的自由；科学是“自由的理性”，科学研究是理性的，同时也需要自由的土壤和空气。离开自由和理性，民主与科学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徒具形式而已。五四前贤对于这种关系的认识，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未遑展开，尚有可说；但到了现在，如果还不能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就不可说了。——李泽厚、刘再复认为“现在中国最需要的还是民主与科学”，这本身是不错的，只是要提醒，民主与科学的内涵，不是别的，它就是人的自由和理性。
　　
　　再看B。这个结论对“启蒙”的认识，至少有三层误解：
　　
　　第一、把“启蒙”看成知识分子启别人之蒙、启民众之蒙。——在李泽厚、刘再复看来，民主口号、民主观念在中国鼓吹了一百多年了，已经深入人心，无需再进行宣传、普及，故要告别“启蒙”。显然，他们并未真正理解启蒙的本质。事实上，启蒙的真正含义，不是启别人的蒙，而是启自己的蒙；不是洗别人的心、革别人的命，而是洗自己的心、革自己的命，这是个人的事情、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试看康德的定义，启蒙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又说：“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可见，启蒙就是一个人在自由意志下，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自身精神上不成熟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西方催生了哥白尼学说、牛顿理论，诞生了现代民主政治。中国上个世纪出现过两次启蒙运动（一个是“五四运动”，一个是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它们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把握上面启蒙的真正方向，多把启蒙当作一种知识分子救国救民、唤起民众的手段，而不是像康德所说的，“运用自己的知性”，探讨、追溯和检验从西方传来的一些知识和价值观念，这就未免与启蒙思想背道而驰了，最后半途而废，无一幸免。令人惊讶的是，想不到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李泽厚、刘再复二人，竟然在“启蒙”上，还没启蒙！可见至少对他们来说，启蒙是不能告别的。
　　
　　第二、把“启蒙”看成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李泽厚、刘再复说“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不再是启蒙”，言下之意是，启蒙在过去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任务，现在不必再事启蒙，至少是少事了。且不说这一论断是否符合现在中国实际，即在概念上，就悖离了启蒙的涵义。在康德看来，启蒙作为人类的自由本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任何把启蒙当作一个阶段目标、一个指导民众的教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反启蒙的。“五四”运动最终由英美式的个人主义走向苏俄式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就是一例。李泽厚、刘再复声称“告别启蒙”，殊不知，这等于告别人类的自由本性，势必回归奴役一途；等于告别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所呼吁的人的解放和思想的解放，最终导致愚昧一路。九十年来，中国人在人性方面、在思想观念方面、在文化心理方面，并没有进步多少、改善多少，我们现在回归“五四”，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告别什么，而是为了延续当时启蒙的香火，让它重新点燃中国人的理性之光。李泽厚、刘再复把启蒙当成过去已经完成的事，这种心态，既是远在美国、不懂中国现实的表现，更是典型的反启蒙心态！
　　
　　第三、把“启蒙”与民主制度对立起来。——李泽厚、刘再复似乎对制度很感兴趣，他们以为把民主制度一建立、一修补，便万事大吉，至于什么“启蒙”之类的，犹其余事也、已经过时也，这是很荒谬的。事实上，启蒙是因，民主制度是果。刘再复也说“科学与民主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两大基本成果”，但他却又要“告别启蒙”，可见他其实并未理清其中的内涵关系，信口乱谈而已。在我看来，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固然应该，但我们更要认清，制度建立与否，根本的乃是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启蒙，中国人个体自由精神伸张不出来，人格不能独立，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萎缩，民主政治又岂有可能？只有人真正启蒙了，民主政治才可能建立起来，否则即便安排了民主制度，也必定是不真而伪，民主花瓶耳。一百多年来，正是由于中国人启蒙得不够，故制度也者，至今尚在画饼状态中。李泽厚说他“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要的科学与民主”，我忍不住要反问：如果中国人一直处于蒙昧状态、压制状态，没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现代文明又将如何发展起来？而民主政治——作为人的自由精神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又如何建立得起来？民主制度，又如何能够落实？启蒙、启蒙，岂能告别？
　　
　　由以上分析，可见李泽厚、刘再复一方面说“科学与民主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两大基本成果”，一方面又说“现在中国最需要的还是民主与科学”，一方面却又说“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不再是启蒙，而是如何改良、改革和落实制度”，在概念上混乱不清，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真是大摆乌龙阵了！
　　
　　三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应该从人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人只有真的发了蒙，才能远离那懵懂的岁月，走向人的生活与征途，而不是牧羊的圈养、鸟笼的禁锢。
　　
　　我们，在路上。
　　
　　二○○九年五月四日

南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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