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像
现在，一个真实的鲁迅已经回归了人间。从神坛上走下的鲁迅，虽然没有了旗帜和主义的高扬，但是对于现实中的社会更有着及时的当下意义，当前中国文化的迷惘更需要鲁迅的这份清醒。的确，我们的文化正在喧嚣着各种各样的泡沫和气浪，目前一种所谓振兴国学、保卫传统的声张正在抢夺话语的制高点。国学和儒家，也正在各种目的和动机的喧闹中假汝之名，一种歪曲了儒家真义的邪教之说正在形成。这便是各种复古运动中出现的那位一夜暴名的教授到处散布的邪儒理论，并借助现代化的航空、印刷和扩音技术，向现代化刚刚启蒙的中国文化上空抛撒文化迷雾。
据有关媒体报道，那位名教授当前的日程安排胜过了美国总统，日夜穿梭于大江南北进行传道、授业、解惑。所到之处阐发的核心理论为：一是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安于现状，要善于接受现实，并从坏的现实中找到好的乐趣。二是要甘于贫穷，认为贫穷可以净化心灵，可以摆脱掉过多的世俗负担，从而达到快乐人生。三是在现实中要崇拜经典，要学会从容淡定，或者说逐渐消灭个人的发展欲望，培养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
这些理论主张，初看上去好象是为了给心灵提供按摩，或给心灵放个长假，虽然是以儒家的名义。但只要我们读一读鲁迅，便会发现历史在近百年前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年的鲁迅已经给过那些邪儒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面对鲁迅的声音，我们会如梦惊醒。这些年，只是由于时尚的眩晕，和物化的浩浩汤汤，人们或许在逐利中忘记了鲁迅的呐喊。时过多年之后的今天，不知为什么竟有如此之多的热捧在接纳这种邪儒的蛊惑。我还是只愿在商业意义上理解这种理论扩张，而不愿承认受众的真理性虔诚，否则，鲁迅会为他当年的努力而倍感失望。
鲁迅曾经考察过孔子的命运，结果发现孔子在世时，命运是很悲惨的。他曾到处推销自己的理论，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还经常被野人包围，或饥饿流浪无家可归，但是他死后，地位慢慢地逐渐提高了，最后成了中国第一大圣人。孔子认为，“天下之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是孔子在《论语·季氏》中的尊奉君权主张。又在《论语·秦伯》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国家观中，明确表示君主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民众是不能参与政治行为的。这种观点，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背道而驰，因为他的国家观是家庭的扩大，植根于以伦理为本质的政治哲学。鲁迅还发现，孔子的地位，完全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鲁迅的年代，孔子的地位徒然又涨，成为“摩登圣人”，是被三个人捧起来的，一个是想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另外两个便是杀人如麻的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所以，一些人常常要喊着保存国粹，弘扬儒教，鲁迅说，“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这是当年各色人物弘扬“儒学”的真实意图。作为当时的权势人物无非是借儒学之名要人们安于现状，不要革故鼎新，否则，按照三纲五常的标准就是大逆不道。因为当时正是新思潮在膨湃着少年中国的动人时刻，正是地平线上微露了民主与科学的曙光。有人不愿让这种曙光照耀中国，便以保存国粹、弘扬儒学的借口，变相对抗时代的觉醒。当年的鲁迅痛斥那些邪儒们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又在《十四年的“读经”》中说：“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因为鲁迅一代发现儒家已成为权势者随意借用的工具，对内有术，对外无能，并且把一个好端端的民族正在变为毫无生气的僵尸。所以，鲁迅、胡适等人才极力主张打开窗户，让西风吹进来，吹落身上的千年灰尘，以一个健康的心态拥抱世界。
只是现在又有人开始借用儒家和国粹的名义欺骗国人，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借儒教来解决，并无限放大儒学的作用。这里面，一些人的观点是发自学术上的真诚，无可厚非，按照鲁迅的说法只能算作“笨牛”，而另一些人，一些正在风光的教授则是一种大邀媚功。就说那位一夜成名的教授，每天在全国各地的演讲中，口口声声劝导别人坚守清贫，安于现状，放弃名利。而自己并未能践行自己的主张，也根本不愿践行自己的主张。这就是鲁迅对那些主张他人规范的邪儒们的洞见之处，鲁迅在《华盖集》里明确地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荀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不管他是什么文化，或多么神圣，最基本的是要尊重人的这三种权利。可以说，生存、温饱和发展是每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命权，如果任何一种文化以神圣的名义剥夺这种权利，便是对生命的犯罪，便是一种邪教。文化的目的和意义应该有一个底线，那么维护生命的这三种权利可以说是一种最低的标准。在这里，生存是第一标准，没有了生存，其它的还有什么意义呢？鲁迅说，我们需要的生存，决不是苟且偷生，是实现生命的权利。按照那位教授的观点，生存是不重要的，她说，“自古皆有死”，重要的是对一种虚幻的承诺保持信仰，在紧握进入天堂的门票时要露出快慰的幸福。同时，要每一个人不求什么温饱，她说了颜回未求温饱，而成为最快乐的人，更不要有什么发展的欲望了，想法多了，会痛苦的。
在这里，我们还是觉得鲁迅先生非常直率，他没有以什么道学圣教的名义迷惑我们，而是像一个先行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们真实的目标。鲁迅的年代，国人需要这三种基本权利，现在的年代又何尝不是如此。恰恰在当今社会中这三种权利又面临着挑战，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我们的一部分人是否面临着生存权的危机，那些因房地产开发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那些城市中的下岗而又无法自我就业的工人。面对他们，那位教授要心安理得地要他们保持信仰，并从中感到基本的快乐吗？还有那些没有住房，有病无法就医的绝对人群，也要让他们承受这些哲学的意义吗？或安于现状，在一种精神牢笼里麻醉自己。
我想，鲁迅先生主张的人的这三种权利不但是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并且还包含了生命本初的自由，当然，邪儒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是坚决反对这种权利的。亚当·斯密说：“只要不违犯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就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哈耶克也说：“在自由的状态下，每个人都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看来，人的基本权利便是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自由权，这也便是邪儒们极为敏感和不能容忍的。她需要每一个人都放弃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加入到一种“合群的”狂欢中，并掐灭每一个人的思想，去心安得得地崇尊“三纲五常”，以实现文化上的“巨型专制”。
鲁迅当年之所以尖锐地批判那些邪儒，是因为一些人以“保存国粹”的名义，借以恢复正在推翻的封建专制政体，和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家族制度。以及鼓吹独尊儒家，坚持以儒家学说来统一中国的思想，借以抵御新思潮，维护已经遭到了巨大挑战的封建思想统治。显然，这些文化复辟与人的基本权利形成了严重对立，也是胡适所说的中国实施现代化的致命障碍。尤其重要的是鲁迅彻底地撕下了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部分的面具，也就是把千百万人牢牢地钉死在虚无牌坊上的“节烈观”。鲁迅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种腐朽的封建文化可以说是对人的生命的最大摧残和伤害，是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漠视和剥夺，是建立在白骨累累之上的“人肉的筵宴”，是一个人吃人的封建社会得以维系的内在符码。鲁迅深刻洞见了这种文化的嗜血本质，以一管之笔向我们呈示了弱者的哀号、强者的凶残和伪道士的狰狞的朗笑。只是我们被这种文化奴役得太久，以致养成了那种合群的盲目的虚假荣誉。在鲁迅指出的这种深深的悲哀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相互屠杀的一些环节，都有着一种不自觉的对于旧制的维护，这也正是鲁迅在当下的意义。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灯下漫笔》）。
可是“掀掉这筵席”有何其艰难，即使有觉醒者去努力也会遇到困难千万重，并且有人为维护这筵席而大找理由，大唱赞歌，并在传媒的制高点上迷惑人们。告诉我们要“从容淡定”，要保持“信仰”，要充分尊重儒教，她说国家是爱你们的，有点儿贫穷、有点儿苦难算什么呢？另一些人则主张重新读经，开办孔子学院，好像以此就能根治社会的沉疴。中国之经我们知道是什么，肯定不是承认原罪的《圣经》，也不是解脱人生的《金刚经》，而是被历代帝王钦定的“四书”“五经”。正是以此经义，使中国的国民性出现了像鲁迅所说的：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即“太平盛世”中成为“顺民”，而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即乱世之中成为“暴民”。这都是一种灾民现象，正是灾民给统治者提供了统治基础，完成了一统专制的伟业，如此看来，我们的圣贤之经的确对一定的阶层有着现实的好处。关于主张读经者，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类的主张读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因为“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看来提倡读经者，自己是万万不会按照经中的标准行事的，只不过当作一种把戏而已，过去如此，今天又何偿不是如此呢？
与鲁迅的时代相比，当代邪儒一个致命的危险不是对于国粹的误读，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奴性。的确，在鲁迅的时代，那些遗老遗少们可以说与“国粹”有着天然的感情，拒绝潮流是为了维护心中形成的价值。而经过了思想启蒙运动的今天，那些进行文化复辟主张的邪儒则有着一种与权力的合谋。他们已完全不顾什么知识分子的品格，只在一种即时性利益中被主义收编，从而为之鼓噪。鲁迅的一生保持了对现实的批判和警醒，邪儒们则对现实进行热情地歌颂和维护。鲁迅主张实现人的精神的自由，而邪儒们则让我们把信仰牢牢地钉在儒家身上。并且邪儒们千方百计要求加大管制的力量，堵塞每个人仅有的自由。鲁迅的一生对中国人的奴役境地有着天生的敏感，并且对于争取国人的自由精神有着与生俱来的勇气和热情。这便与儒家的枷锁形成了天然的矛盾和冲突，正是这种冲突给予了鲁迅不竭的斗争力量和智慧。作为鲁迅，最容不得那些邪儒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个体生命的自由，“由于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为不曾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行动所提供的机会，所以我们也鲜能知道对自由施以特定限制究竟会使我们失去什么”（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在鲁迅的心中，由于陈旧的文化形式已经给人戴上了无数的精神枷锁，如不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打开这些枷锁，整个人生便永远是奴隶的人生。
鲁迅不但主张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要实现精神的自由，因为他认为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当人的生命价值与其它价值相冲突时应该首先尊重人的生命权，这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任何价值的实现都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然而，当代的邪儒教授，信逝旦旦地告诉我们“死不足惜，只要心中坚守信仰”，可惜，这样的乌托邦神话早已写进了偶像的黄昏。在鲁迅的文字里，我们尽情地释放了关于挣脱奴役的狂想，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在阳光下的自由会比虚假的光环更加美好。于是我们“对自由的成功捍卫，必须是以坚守原则为基础的，而且绝不能向权益之策做任何让步”（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因为鲁迅已经告诉我们：“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生命的路》）。那些捍卫皇权理论的当代邪儒们，在鲁迅的近百年前的声音里，有的只是渺小与卑拙，你坚守了现实的利益，但未来拒绝了你的媚俗。仿佛鲁迅就活在当下，如刀的文字像是昨天刚刚写出。
八十八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给当时儒气缭绕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空气，一代思想先哲们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近百年来，我们并未能完全沿着民主与科学的轨道进行，并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倒退。一方面是国家的崛起，另一方面是个人的全面禁锢，说明在我们整个民族的血液里，儒家形成的皇权一统思想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在“五·四”运动八十八年后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们终于明白，一个文明的社会，除了民主与科学，最重要的便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可以说，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最高境界。当代邪儒们是要求我们放弃自由，消灭个体，萎缩思想，然而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自由才是目的，国家只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手段，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之上的东西。而那位传播学教授却告诉我们，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去掉“食”、去掉“兵”，就是在忍受饥饿并遭到侵略的情况下，依然要保持信仰，把个体消灭在一种即将崩溃的符号之中。这是鲁迅一生最为警惕的一种国家主义危险，鲁迅透过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发现了国民中的劣根性，他想把束缚国人精神的绳索剪断，并告诉我们，个人需要心灵的自足和自由。唯其如此，每个人的创造力才能尽情地发挥，整个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唯其如此，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才能得到充分尊重，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地完成创造和上升。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限制。而俄国人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民主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作者是1840年写下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的美国和俄国，虽然作者未能看到他深刻的预言，但历史的发展证明，解放每个人的创造力才是一个国家不竭的动力。毛泽东也曾说：“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是完全的空想”（《论联合政府》）。然而，当代邪儒的理论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和思想全部放下，像当时俄国人一样，为一种至上的国家主义牺牲所有的人类理想。但鲁迅似乎早就预见了邪儒的轮回式闹剧，激励每个人以怀抱思想的状态理直气壮起来，从而树立个人的“自大”，尽力从“合群”的框架中抽出身来，以此完成文化的良性转向。
2007年5月6日夜于万条杨柳春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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