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央视春节晚会已成为民间社会的炮轰对象，取消春晚、还文化于民、构筑文化新格局的呼声与日俱高。尽管批评的声浪日紧、人群日众、言辞日切，然而作为央视的铁打晚会依然自负、依然不倒、依然上演丑陋。不知是批评的视角未能触及根本的痛处，还是晚会的主办者根本就对民间批评不屑一顾，或者充耳不闻，还是有强大的动力源泉。可以说，近些年来很少能听到对于央视春晚的正面肯定，多半表示愤怒的批评或者早已告别了对它的关注。春节电视晚会的诞生完全是时代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产物，20多年前由于电视文化的发展而诞生了这种娱乐形式，本来水到渠成、无可厚非。然而由于它以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牢不可破的垄断、主流文化的姿态、意识形态的渲染、歌功颂德的表情、无视生民的自傲凌驾于文化之上。在不断的红妆艳抹和“科技进步”之中，在不断的无耻重复和丑陋升级之中，终于无法包藏那些低级的病态和无聊，渐渐地已经呈现给观众一具文化骷髅。虽然观众各界早已认清了这种华丽装扮下的本质，但是始终未能撼动它趾高气扬的垄断地位，更未能实现网民的团结共识——取消春晚。在今年的春晚过去半个月之后，各种批评、声讨、咒骂仍然不绝于耳。看来，春晚的真正效果还是在春晚之外，在于它提供给人们的文化反省和注意力检讨。这也算是春晚的“溢出效应”，因为春晚的丑陋使人们辨别了真伪开始憎恶丑陋，并在丑陋的熏陶下增强了抵制丑陋的文化免疫力，又在丑陋的权力之下觉醒了文化权益。为此，在春意萌动、杂花未生之季，我们有必要对央视春晚现象做一理性梳理。好在“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一、春晚是利益寻租
本来我是多年来不看电视的，不看的原因是无法忍受电视文化带给我的心灵折磨，但为了了解春晚的真实面貌也必须硬着头皮去看。坦率地讲，每次看完都是一次痛苦的煎熬，其折磨程度与听那些小官员们的讲话一样令人浑身痉挛。出于职业要求，必须看完它的全貌犹如掏粪工人用手触摸粪坑的深浅。冷静地分析它的形成原因、运作程序和“永远正确”的坚持，不难发现的问题是承办者并不是不知道观众的感受和忍耐。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中潜藏着一定的利益逻辑和利益动机，并且已经形成了理直气壮的利益寻租。如果说演艺圈有一定的潜规则的话，春晚的寻租活动已是抛弃了规则的无规则，并把寻租活动无所顾忌地举到了阳光下。我们知道由央视办春晚是一种典型的官方办文化活动，在当前的文化体制下这种大型活动一般要由财政变相支付，并吸纳一定的社会赞助。虽然我们不能知道这台晚会的具体经费数字，但根据市台、省台晚会的经费额度可以推算央视的晚会花费会惊人一身冷汗。据有关资料透露今年的广告和赞助突破5亿元，减去5000万的成本，还赚4.5亿。承办者誓死热衷于这种娱乐形式首先是因为其中的利益诱惑，也就是说通过承办晚会的过程可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这种利益实现有着坚固的体制保证，因为经费并非来自自己的投资，也并非全部来自社会募捐，而是来自公民的纳税。承办者是在拿别人的钱来办别人的事。钱花多少是别人的，事办得如何也是别人的。这里面并不仅仅是承办费用的浪费问题，而主要是经费的是否全部“费尽其用”。由于文化活动成本的非量化考核特征，任何监督机制都很难形成特别有效的监督，何况在现有文化体制下根本未能建立足够的体制监督。因为对于文化活动成本监督的非有效性，所以在西方国家很少有官方出资举办类似活动，唯一的办法是承办活动者自己筹资，可以达到“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的效果。然而央视春晚作为一种高规格的官办文化活动一定也有高规格的费用保证，这是很少有人去计算它的成本与收益的，只是仅仅看到了它的收益效果，其成本由于长期的文化习惯反而忽略不计了。虽然承办者声称承办费用完全来自广告和赞助，但创办人员、演职人员的工资及补贴也是来自各地财政。这样一方面有体制保障的经费后盾，一方面又有没有边际的“企业赞助”。一味地批评它的产出效果反而让承办者更强调投入的不足，为其更大的利益寻租打开了合法路径，在实质问题上反而没有釜底抽薪。本来这种财政的转移支付应该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标，以此遏制其中的寻租行为，还可提高产出的效果。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集团已经尝到了寻租的果实，会采用各种手段利用利益建立起来的人脉资本捍卫自身的利益。由于央视地位的高度垄断性，在获得变相财政保证的同时，它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吸纳社会资金。因为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使双方的目的实现进行了合意捆绑，所以都不会在乎对方产品的文化品味和质量保证。可以说这是计划与市场双重机制下演奏的文化双簧，观众只看到了露出的嘴脸，而未能看透幕后的马脚。
其次是它的权力诱惑。由于央视是传媒的制高点，与地方台有着天生的非平等性，在多年来的文化层阶划分下，文化传播的媒介也借取了官本位的划分方式而分成三六九等。电视台自然也分成中央、省、市、县，每一层阶相对于它的行政层阶和行政管辖。在这种金字塔结构下，央视位于所有电视传媒的金字塔尖，自然是权威中的权威、强势中的强势、中心中的中央。由这种森严的等级设置和权力垄断，央视自然是天下老大任何受众不可小视。在这种等级文化里生活了几千的文化子民自然习惯了向上仰视、攀附权势。而春晚这一权力形式自然对于那些伪文化的热爱者们有着天然吸引。因为从不知真正的文化为何物，只知凭一项专业技能而成为人上人的艺术职业者们莫不把在春晚登台看作是向上攀附的最佳机会。由于众鸟争食，粘网自然有用。根据演艺界的潜规则，任何人要想一夜走红大江南北无不想方设法借助这一高地。这样一来，春晚自然成了颁发明星证照的衙门，拥有了在这一行业最高的权力。在权力体制的作用下，任何想得益于权力的人自然要投入一定成本，最后在投入与收益之间进行衡量。结果是投入成功结果自然成功，成功的结果远远大于投入的成本成为入瓮权力之网的不竭动力，造成了“成功”之路上的追求者们前仆后继。正是一群群在丑陋之路上的前仆后继者们不断上演着年复一年的春晚，至胜者怀着追求之路上的屈辱和辛酸，又把成本转嫁给新的追求者。在春晚的运作模式中公共权力与市场主体相互利用，一举成名的诱引与权力的潜在市场化，堂皇的文化传播与肆无忌惮的利益攫取成为中国春晚文化的独特景观。由利益寻租形成的体制保证，到利益链结盟的动力机制，无不粘附着一种娱乐文化腐朽之前的追逐要素，也无不透发着浓厚的、纯粹的商业气息。在此前提下，又由利益寻租的体制、利益链的形成机制形成了新的相互守护链条。每一个既得利益者无不牢牢把护每一个利益环节，以使其将自身的价值追求实现最大化，从而订立下相互利益关怀的攻守同盟。所以才出现“最高收视率”、“最佳节目”、“最受欢迎”、“增长23%”这样“群众调查”结果的真实谎言。才有一边是万人唾骂，一边是“广受欢迎”的晴空暴雨、深夜彩虹。可以说这种利益链的形成是一种新的组织行为的形成，新的组织行为的形成已经凸显了它的利益寻租优势，不但降低了个人风险，而且把这种寻租行为半公开化。实质看来春晚的运行模式承载的是一种公共权利资源，凭借公共权力参与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塑造了这一群体的利益集团。而利益集团利用体制改革和市场转轨的不到位又借助新经济体制的作用保护和发展这个利益集团，并利用既得利益继续巩固和发展利益的寻租条件。我想这种的官办文化为什么久盛不衰，而又不能独立行走，并非是它能够结出诱人的文化，而是承办者在承办过程中独自享受到的另一种果实。
二、春晚是文化怪胎
新时期以来随着整个社会变革和经济浪潮的席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病相，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一种信仰和价值来平衡。然而文化匆忙地担负了这一功能，只是由于文化及文化体制的未转型在这种历史承担中呈现了一种怪异的面相，文化的各种形式和国家话语铺天盖地，真正的文化已经退席。在所有的文化怪相之中，可以说春晚是最具病相的文化怪胎，浑身上下穿足了文化的美服，食足了文化的美食，挂满了文化的标牌，稍一举手投足便暴露了精神的贫困和灵魂的干瘪。如果说文革文艺是文艺者制造伪文化有着空前的迷狂，那是因为制伪者对于伪文化有着判断的真诚。他们可憎与可爱之处在于对自己坚守信仰的执着，并且这种愚昧的执着中拒绝商业利益，尽管这执着的信仰是如此荒唐。然而不同的是，春晚的文化制伪者已没有了文革文化制造者的文化真诚，已成为文化清醒的自我迷信，也就是文化制伪者自身根本不相信更不会践行自己承办的文化。这与“兆山羡鬼”有着异曲同工，那个满脸福肉的作协副主席热情地赞美了“幸福鬼”，但他自己根本不会去首先作鬼。春晚的承办者在每年的晚会中都没有丢下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田野”以及城市角落里的农民工，不仅承办者没有一个人去愿意成为歌颂的对象，并且连体察他们真实生活境况的道德勇气和艺术勇气也没有。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农民工、保安、保姆以及下层百姓在生存之路上历尽的各种辛酸。晚会中尤其利用那些伪农民的小品演员对上级歌颂的同时侮辱了全国几亿生活窘迫的农民。且不说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加大，二元结构更加对立，单就农村儿童失学、老无所养、病无可医、家无所保、水无可清就已经足以使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直面现实。每年春节回乡祭祖期间都能听到一些惨闻，为此，在这样的热闹喧哗场面里，无论如何我也无法轻松起来。我的故乡尚在省会城市的行政区域内，进入省会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尚且如此，更加偏远的地区可想而知。正当春晚华彩绝伦、铺天同庆的前夕，我的故乡一年仅22岁、刚刚结婚一个月的小伙子在水泥厂当炉工，一团碳火下来——瞬间——生命俱焚。连一声惨叫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由这家个体水泥厂赔付两万元“抚恤金”（因没有任何劳动合同）了事。另一中年男子则被一群不明身份的小青年打成重伤，在报警无效的情况下正是在除夕晚上住进了乡间寒冷如牛棚似的医院。这位中年男子没有别的仇怨，只是因为有黑社会团伙在他家的庄稼地里强行挖掘铁石，为此曾去交涉了几句就惹下此祸。另一20岁左右的小伙子因年底未能要回打工的工钱，一家人只等他回来买些年货，遗憾的是他觉得实在无法向家里人交待，一念之下在正定车站附近让列车碾成了碎片。在一张报纸的空白处写成的遗书也飘散在瑟瑟的寒风中。同村的另一户人家有弟兄三人因为过年要讨个吉利，都怕70多岁奄奄一息的老母恰好春节死在自己家里，都拒绝老母亲在自己家里过年。无奈之下，这位满头乱发的老妪走上了祥林嫂的命运，当春节清晨的爆竹炸响的时候，当人们迎接新春的第一抹朝霞之时，翻捡炮筒的玩童在草垛里见到了这位老妇的尸体。然而，在春晚的颂词里永远没有这些卑微生命的话语，更没有对他们关注的身影，只有理直气壮的文化撒谎。我并不是要强调在一个举国瞩目的晚会中要全部展览我们的苦难，也并未要让伤痛者在此陈述所有的伤痛。而是要求我们的节目不要太矫情，不要太虚假，不要太让人作呕，不要违背了文化的基本道德底线，不要太趋炎附势。而是要求我们的节目象一种文化，能够正眼看世界，能够正眼看人民，能够让人们有安然的欢乐。让安然安然得问心无愧，让欢乐欢乐得有底气十足。多少年来春晚告诉了我们一种什么样的事实，无非是城市的高楼拨地而起，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城市的居民阳光满面，农村的农民由于致富而西装革履、笑逐颜开。从这种场面看中国的幸福指数早已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早已没有了贫困和不幸，早已是和谐社会的理想乐园。可是每当坐在电视机前想通过这扇窗口了解一个国家的年度总结之时，任何一个清醒的、有良知的文化工作者都无法安心，更无法高兴起来。因为这种场面不符合他所了解的社会现实，而掩盖或拒绝承认这些现实不等于就消灭了这些现实。回避或者粉饰这些现实不仅不能使现实改变，反而因为回避和粉饰使现实变得更加惨酷。当然，在中国文化里春节应当喜庆，应当多报喜而不报忧，但并未说要过分夸大喜。过分夸大喜的效果无异于全国人民共吸一场精神鸦片，也许在观赏的过程中能够忘乎所以，但接下来则是全身的疲软和更加透骨的空虚。
其实，春晚不仅是一种变异的文化怪胎，更是一种以文化的名义对民意的强奸。怪胎是因为它盗取了文化的形式，并以文化的盛装垄断文化，从而扭曲和消灭文化。对民意的强奸则是它的生存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才能得以苟活。一方面可能我们确实高估了承办者的文化意识，高估了他们也是文化的清醒者，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不得已的原因而为。但在所有节目中文化启蒙策略的缺席足以说明我们把承办者当作了可以讨论文化的同类，只是他们未能接受我们的批评。然而事实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受这种理性批评的能力。承办者如同演艺者一样只是在一种物质化的追求层面放大了自身的欲望，他们的灵魂本没有多少深度，生命也没有多少广度，他们的欢乐观只是吃饱、喝足、玩够，然后接受灾民般的掌声。由于权力和地位给予他们的文化乔装，于是便利用这一条件发布“全民”的文化共识，动不动就以全民的名义去进行某种“感激”和“热爱”。作为“全民”的每一个分子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追求，只是他们大多数被条件和各种原因剥夺了表达的权利和机会。每一个个体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表达不一定能够达到集群的文化共识和文化规律。一个没有个体文化舒展机会的社会文化共识根本不是真正的文化共识，只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想象或文化干预。春晚本来是一种全民狂欢的娱乐共识，或利用共同媒体共识进行文化的个体交流或表达，借此寻找文化差异，或娱乐化文化的严肃性，在此进行精神的文化修补。但现在的春晚已没有了初创之时的单纯，是混杂了意识形态、权力寻租、商业利益和文化霸权的怪胎，虽然打扮得花枝招展，楚楚动人，但任何走近它的人稍不留意就会看到狰狞的本相和吸血的欲望。可以说狰狞是它的本质，虚伪是它的表相，说谎是它的生存手段，强奸民意是它的通势捷径。然而，这一切都是它自身在挖掘自己的坟墓，那些靠各种利益收买的掌声、收视率、奖项和表扬转眼便是为它送葬的丧钟。
三、春晚是精神致幻的太平自慰
在历年的春晚节目中肯定以小品和相声为王，此类艺术形式的诞生源于下层生活的深刻体验，从而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挖苦和讽刺。这本是这种艺术形式得以存在的艺术合法性，也就是讽刺、批判与揭露是它的生命。而春晚中只保留了这类节目的形式，则完全抛弃了它的精神，把本来的鞭挞社会变成了歌功颂德。更有甚者出现了对于弱势群体、下层民众、残疾群体的侮辱，完全背弃了艺术的基本良知。艺术的基本底线应该是同情弱者、抗衡强权、为了个体的自由争取个人权利，或者向世人展示世界和社会的真相，或者是对于命运的不幸表达深切的悲悯。然而春晚中的这类节目除了无聊的肢体互残之外，便是对于不幸的嘲笑，或炫耀自己成为人上人的光荣，以此践踏弱者痛苦的呻吟。与此并驾齐驱的是政治话语利用春晚形式的僵硬转嫁，构成春晚文化怪相的又一番风景。这就涉及到春晚的文化合法性问题，到底春晚是个什么玩艺儿？是娱乐还是主义宣传，还是政策解读，或者年度喜报，来年展望？或者由国家话语的大量植入已经四不象。正是由于政治话语在整场晚会中贯穿主题，使我们看起来更象是一种文艺宣传，或者是中国当代文艺传统中所谓的“寓教于乐”吧。这种僵硬话语的形式转嫁首先拒绝的是艺术的问题意识，以拒绝问题的方式来消灭问题，也就是艺术及其节目的进行已经有了预设的前提和结局。也就是节目创作是在一个主题干预下进行的，必须与僵硬话语保持高度的统一，在此条件下，至于艺术的规律要求之类早已忽略不计了。其次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既不能回应创作的艺术要求，也不能回应社会的强烈需求，必须回应某种话语的颁布效果，并把这种效果与艺术节目进行合理粘连。方针既定，必须如此。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再次成为政治的附庸。如前文中所说，由于承办者的动力机制和物质要求早已习惯并幸福着这种依附，况且道路的开始本不是为文化准备的。其三是这种国家话语的拒绝置疑，也就是象国旗、国徵一样不接受任何置疑和反思，接受的只是信仰。因此，春晚的所有歌声、赞美、描述、承诺都是具有一种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任何对其进行文化的反思都要承担相应的指责。正是这种至上性形成了它独特的垄断地位，当这种至上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然要保证这种至上利益的利益。至于公民的个人利益完全是为这种至上利益服务的，这也正是这台晚会历史以来从始至终贯穿的主题：它要求私权利的消灭和弱化，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如此才能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才能有一个令人刮目的民族，才能有一块令全世界不敢小觊的国土。
在这样的预设主题之下，晚会始终演绎了一种一统天下的文化观。因为国家是抽象的，只有在各种盛大的庆典、集会、阅兵仪式中才能展览国家的形象、显示国家的权威。东方民族自古便有着一种盛大庆典的传统，尤其中国的帝王将相莫不把盛大、华丽的庆典作为一统江山、江山永固的象征。因此，春晚在体制框架的操作下也全面继承了这套庆典文化的衣钵，流淌起一统天下、天下归朕的血脉。历年的节目中无不使用长城这样的文化符号，无不歌颂五十六个民族开成了一朵花，无不展示广阔宏大的南海北疆。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长城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帝王文化，它突出的是公权力的肆意挥舞，蔑视的是个体权利的奄奄喘息。它的宏伟是为了逼视个体的渺小，它的牢固是为了吞噬个体的柔弱。这虽然出自众多的下层人民的血汗，但正是下层人民用皮裂的双手、用流淌的血汗为自己垒成了这样的枷锁。但它形成的思维方式、权利观念一直横亘在一个民族的心中。不仅阻挡了一个社会的阳光与自信，还阻挡了个体权利的要求和伸张。每一个公民只有继续为它添砖加瓦，春晚中它的形象才得以屹立不倒。与此相应的便是多民族的统一，这种统一更难以经得住生命意义的天赋权利的叩问，统一的前提便是流血和对生命的扭曲。虽然那位军中歌手甜美的声音把它唱成了一朵花，但这朵花要靠无数的生命消失得以维护，靠鲜血进行浇灌。也许我们只看到了它盛开的五颜六色的服装和演员的笑脸，但未能听到花朵根部无奈的挣扎和微弱的呻吟。可以说这种花朵的盛开需要我们付出着巨大的代价，又不断面临着普世价值的质疑。春晚中对这一主题的喧染并不能阻挡文化的进一步觉醒，并不能阻挡人们对于花朵形成的价值测度。为了与花朵的盛开形成合理机制便是对于军队和警察的歌颂，对于国家机器的歌颂如果作为一种年度慰问也未尝不可，但整个晚会充斥的军警形象则让我们唏嘘不已。由于公民个体的脆弱性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利和权力组成政府，然后再由每个公民拿出一部分钱来打造成国家机器，以此来防御外敌。这种国家机器本不是展览给它的公民的，只是一种安全需要所形成的特殊职业，保卫人民，守卫国家本是它的天职，也是它存在的唯一合法性。然而晚会中不论是演唱者，还是题材、内容都离不开军警，演唱者中许多人是一身戎装，节目内容中更是离不开“警察叔叔”。按照我的理解，军队能打仗，打胜仗，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合格的军队，才能让纳税人得到放心和安慰。会唱歌，或者会演节目似乎不是它的职能所在，这些文艺演奏应该是地方的文艺团体。职能不同，定位有别，所以也就是分工的考虑前提。如果军人一味展示演艺才华，而教师展示打仗能力，公务员展示经商天赋，与医生展示烹饪技巧一样的令人意味深长。不言自明的是我们选择一位医生肯定不去看他的烹饪技巧，选择教师也更不会考虑他的打仗能力，那么为什么每年的晚会中都要展示军人的歌喉和警察的演艺呢？如果是一个行业的内部联欢无可厚非，反串的效果可能更增加娱乐氛围，然而，这是我们举国瞩目的一台晚会，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代表和内容已经成为晚会的主体？由此看出主创人员根深蒂固的权势依附和无视平民的傲慢的衰弱，一种衰弱的自大在支撑没有自信的迷信。在这一片猎猎军旗和钢铁长城中使我们沉浸在一种自恋的自大之中，从而达到一种太平幻景的精神自慰。按照正常的逻辑和文化心理来讲，人往往越缺少什么越愿意炫耀什么，越拥有什么越习以为常。这就是真正的实力者很少去展示自已的宝剑，只有武功不济的人才会常常挥舞着刀枪以便吓人。因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使我们刚刚摆脱了贫困的梦魇，就迫不及待地向人家展示我们的高楼和宝剑。殊不知人家的文明早已不在高楼和宝剑之上。高楼、花朵、长城、黄河里躺着的是我们的自恋幻觉和精神贫困，这台晚会恰恰把张力的枯萎进行了集中摹写。从晚会中政治话语的脆弱转嫁，到一统天下的文化遗垢，最后结出的仍然是太平幻景的精神自慰。或许这自慰是一种历史需要，对某种利益来讲也仅仅是一种历史需要。但公民素养的文化纠偏又在不断逼近，它虽然没有令人鼓舞的战斗号角和慷慨宣言，但温和而健康的文化成长恰恰正是力量所在，又是任何武器所难以阻挡的。
四、结语：不看春晚又如何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
对于春晚的尖锐批评和温和建议在每年形成了与春晚并行的风景，山寨春晚的出现可以说是这种批评和建议的放弃。这种转型可以说是对于春晚权威的有效消解，也是真正的文化发展路径。这里不仅有着创造主体的新鲜生命，还有着对于畸型文化的摒弃，同时也是每一个生命与生俱来的文化权利的回归和书写。关于春晚，本不该寄其过多的希望，因为它本不是文化的结果。只是寄希望者一直未能清醒自己的希望，愤怒者也是出于天真的善良，建议者因为自己的理性而设想春晚的理性。也正是有过多的希望者、愤怒者、咒骂者和建议者才铺就了它通向巅峰的石阶，当它凌空蔑视我们的时候，我们恰恰不知道是自己支撑了它的凌空地位。还是山寨春晚向我打开了真正的文化道路，原来央视的春晚是可以不看的。与其对之责备，还不如早点儿用脚投票。央视春晚是用国力来支撑的，挂满了各种国家元素，也许是更高层次的需要，或者是遥远理想的铺垫。但作为只拥有短暂生命的小民来说，我们可能无法等到遥远的宏伟理想的实现，我们更需要充满鲜活生命、真实言笑、日常话语和个人愿望的山寨。理想遥不可及，山寨温度可感。在山寨春晚中，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文化的主体，拒绝了宏大的主题叙事，写满了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对于生活的理解。也许，这种没有宏大主题和标准符号的山寨主题是一种真正的爱国主题，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爱国者首先是爱自己。如果每一个国民都不爱自己，由一群不爱自己的人组成的国家不知将如何爱国。在此意义上，山寨春晚促成了文化的进步，不管它有多么幼稚，但它诞生于生命与文化的真实，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看客。
2009年2月8日 正月十四 星期日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