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部影片都有相应的作者，但每一个影迷都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的影迷端坐在暗黑的电影院里，用热切的目光凝视着银幕。周围的环境仿佛梦幻，银幕上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
不是制片、导演和演员们创造了电影，而是影迷的无私奉献和疯狂激情创造了它。诞生于积弱国运和乱世之秋的中国电影，只有等到了它的影迷才算起步。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的艰难发生，也是一段痛苦享乐的心路历程。
一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作为单数的第一个影迷已不可考，但作为复数的第一批影迷姗姗来迟。在1923年底国制影片《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之前，中国观众的欲望投射主要集中在欧美各国倾销来沪的疯狂闹剧和侦探长片之上。从1896年8月至1923年底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西方人利用或匪夷所思或斑驳陆离的视觉奇观，部分满足了中国人从银幕上猎奇探秘的心理。然而，在这样一个欧美电影单向传入中国的时代，舆论几乎致电影及其观众于死地。
由于在1920年前后，输入中国的欧美电影大多是《火车大劫案》、《银行大劫案》、《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红圈》一类的盗匪片和侦探片，而上海等地的各种社会犯罪如诈骗、抢劫、绑架、杀人、放火以及各种社会毒赘如乞丐、娼妓、赌徒等，也始终居高不下，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现象，舆论很容易、也很希望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定的联系，进而将产生各种社会恐怖和不安的根源，归结为上述那些“有意诲盗”、“卑劣浅陋不值一顾”的欧美盗匪片和侦探片。实际上，到1934年，在评述1920年代前后输入中国的“舶来影片”之时，作者还为美国侦探长片列举出7大“弊端”，并明确地表示，这些侦探长片运到中国以后，“种恶因的是美国人，食恶果的却是中国人”，因为海上阎瑞生谋害莲英以及白昼抢劫、开枪拒捕、绑架肉票，还有1923年的临城劫车等案，多半采用的就是美国侦探长片中不断宣示的各种“动作”。更有甚者，还有作者发表文章，将扑克和轮盘赌这两种赌博方式的“风行”，都归结为外国影片输入中国之后的“魔力”。可以看出，当最早一批欧美电影闯进中国最早一批电影观众的视野之时，猝不及防的中国舆论怀揣前怕豺狼后怕虎的恐惧，更加倾向于将电影想象成毒害观众的十恶不赦的天敌。
好在到了1923年年底，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第一部轰动全国以至东南亚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在虹口爱普庐影戏院试映时，门票每张一元，是当时高等客饭的价格，一些外国片商也纷纷购买拷贝；《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使明星影片公司还清债务后还有双倍利润。潸然泪下的苦情和传统道德的遗绪，第一次征服了舆论，也第一次赢得了男女老少的芳心。无论是在十里洋场的高等戏院，还是在京腔京韵的茶楼酒肆，甚或俗语俚声的窄巷棚户，观众都在期待着两个非同一般的银幕人物：饰演寡母的王汉伦与饰演孤儿的郑小秋。正是这一对“孤儿寡母”，培养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批影迷；反之，也正是这一批影迷，造就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两个电影明星。
在1924年天津发行的《电影周刊》里，有文章谈到天津电影园放映《孤儿救祖记》的情形。作者描述，离影片开演还有20分钟，除了前两排座位尚有空余之外，电影园已经基本满座；影片开始后，作者不断地被感动得落泪，偷偷地扫视观众，很多人都是涕泪交流。此后不久，又有文章将王汉伦推举为“中国演员将来有为大明星之希望者”中第一位，因为她扮演的角色“形态逼真”、“恰得分际”，尤其是在“睹花伤心”一场，演来悲苦万分、痛泪直流，真是谈何容易！确实，王汉伦就是以这样真切的悲情打动了所有的影迷，即便是在几年后的南洋各地，也有众多的拥戴者。据电影史家沈寂记载，当王汉伦应南洋片商邀请，去南洋各地登台表演之前，就有很多影迷拥到她下榻的旅馆，要求目睹芳容。“王汉伦办公室”的办事员在门口挡驾，当场宣布：“王小姐在正式登台之前，不接见任何人；但是可以买一张由王小姐亲笔签名的照片，每张五十元。”影迷们虽因见不到王汉伦而倍感失落，但能得到一张由她签名的玉照也很高兴，便纷纷掏钱，一小时之内就卖掉200多张。尽管收入大都装进了片商的腰包，但王汉伦在华人影迷中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孤儿救祖记》提升了国产电影的声誉，苦情传统拯救了中国的第一批影迷。在痛苦的享乐中，中国影迷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走进电影院，尽情发泄他们的感情和欲望，挥洒他们的泪水和笑声。
二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跟范伦铁诺、小范朋克、丽琳?甘许、玛丽?璧克馥和克莱拉?嘉宝等好莱坞明星一样，杨耐梅、张织云、宣景琳、陈玉梅、胡蝶、阮玲玉、陈云裳以及金焰、高占非、刘琼等电影明星开始影响中国影迷，并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颇有意味的是，大量中外明星趣闻逸事的文字图片以及许多定位明确设计专业的影迷杂志，为影迷获取信息或表达心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到1937年，就有120种以上的电影杂志问世，包括《电影画报》、《荷莱坞周刊》、《影戏生活》、《电影明星画刊》、《银幕与摩登》、《明星家庭》、《影迷周报》、《影迷新报》、《影城》、《花絮》、《明星特写》等在内的大多数电影杂志，都是比较有名的影迷读物；甚至在1938年至1941年短短4年间的上海“孤岛”，也有50种左右的电影杂志创刊，其中，含有“影迷”二字的刊名就有《影迷画报》、《影迷世界》、《影迷良友》等数家。
梦幻好莱坞不仅催生了中国的好莱坞梦想，而且在中国培养了一批不可救药的好莱坞影迷。在1931年5月出版的《电影月刊》上，登载着一封半文不白的、由“中国上海”写给好莱坞明星琵琵?但妮尔（Bebe Daniels）的《情书》。《情书》内容如下：
琵琵吾渴念的人儿：
假使吾生长在美国，假使吾和你能有一分钟的会见，一分钟的谈话，那是如何幸福啊！假使你肯伸出你纤纤的玉手，纳入吾粗糙的掌中，吾愿意放弃天下一切的至宝；假使你给吾一个多情的微笑，吾愿以全部的青春奉赠。假使你再以一枚温柔的甜吻相许，吾愿意牺牲，甚至吾底生命。但是吾们非但关山万里，而且远隔重洋。把你的芳名低低唤着，但是这柔弱的声音，渡不过那辽阔的洋面。
实际上，经典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也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的全盛时期。包括琵琵?但妮尔、珍妮?盖诺、玛丽?碧克馥、葛丽泰?嘉宝等在内的好莱坞影星，她们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上海观众的身心。大到她们主演的每一部影片，小到她们豢养的每一只猫狗，影迷们都会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去往“高尚”、“伟丽”的首轮影院观看美国影片，在沙龙、舞场中谈论或在生活里模仿美国明星及其衣食住行，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社会时尚。在1931年9月《影戏生活》第1卷第36期上，便有好事者将26位好莱坞“明星的头衔”一一列举，其中，茂拉劳为“绝色妖妇”、威廉海恩士为“老面皮”、雷门诺伐罗为“贞男”、克莱拉宝为“热女郎”等等，不一而足。可见中国影迷心中的好莱坞，已是一片星光闪耀、神秘诱人的梦想天堂。
与此同时，中国影星的中国影迷也在与日俱增。1932年至1933年间，上海的《电声日报》和《明星日报》先后举行了轰动全国的“电影明星影片空前大选举”和“影后大选举”。尽管不无炒作和操纵的嫌疑，但两次下来，胡蝶均以超过1万张的得票荣登榜首，成为无人能匹的“电影皇后”。胡蝶在影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影戏生活》第1卷第46期提供的文章《蝶迷》为证：
“美人！美人！既能倾人城，又能倾人国；丽质天生倾人心。胡蝶！胡蝶！谁都不能敌，独步影坛无人敌！明星！明星！张三称明星，李四称明星；不是胡蝶不是星。胡蝶！胡蝶！琵丽不能敌，珍妮不能敌；足称中外美人敌。我爱！我爱！美既使我爱，艺更生我爱；不是胡蝶我不爱。胡蝶！胡蝶！艺既无人敌，美更无人敌；愿蝶永永无人敌。一张！一张！见张买一张，一张又一张；蝶照已藏百数张。蝶迷！蝶迷！人道我着迷，称我胡蝶迷；实实在在我不迷。”
“蝶迷”们观看一遍又一遍胡蝶主演的影片，收藏一张又一张胡蝶在场的照片，谈论一点又一滴胡蝶生活的断片。乐此不疲、无怨无悔。“蝶片”、“蝶照”、“蝶事”，烘托出“蝶迷”的痴心与苦情。但无庸讳言的是，是影迷的热情和拥戴，使大多数明星光彩照人；也是影迷的推波助澜，使大多数明星走上了肉体和精神的不归路。
在中国，明星如此脆弱，影迷如此伤心。
三
在中国，总有一种特殊的“影迷”，携带令人目眩的金钱和权力，轻佻地走向普通影迷无法企及的圣地。应该说，在“蝶迷”们心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国外的琵琵?但妮尔，也不是国内的阮玲玉，而是权倾当朝的国民党高官张学良和戴笠。
1931年11月2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刊载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题名《哀沈阳二首》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作爆出影星胡蝶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一段“公案”，尽管“公案”以误会起始，但折射出国人及影迷内心的隐衷。实际上，这种无法遏制的失落感和愤怒感，并非无的放矢。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多次提到抗战后期胡蝶与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戴笠的特殊关系。影迷心中的一代“皇后”，此时已不可避免地屈服于政治和权力。尽管早在抗战爆发之前，胡蝶就开始逐渐淡出影迷的视线，但戴笠的行为，肯定还会刺痛那些曾经狂热的“蝶迷”。
其实，早在杨耐梅、张织云尤其阮玲玉身上，影迷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来自金钱和权力的刺痛，并以超速的遗忘或极端的行为回馈他们的偶像。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主演《玉梨魂》、《诱婚》、《空谷兰》等影片而“艳名远扬”的富家小姐杨耐梅，一度是影迷眼里的“风骚明星”。按影星龚稼农的回忆，1925年，杨耐梅的生活琐事，就被具有好奇心的影迷渲染传播，弄得街头巷尾、茶楼酒馆，“人人无不以谈耐梅为见多识广”。这时的杨耐梅，几乎左右着上海滩最炫的时尚。在烫发之风刚刚兴起之时，杨耐梅就偕其好友华珊，别出心裁地把秀发烫得出奇的高，令人侧目；同样，各种标新立异、珠光宝气的服饰，经杨耐梅用过之后便会到处流行。然而，敢出风头的杨耐梅，也引起独霸济南的军阀张宗昌的注意。因慕杨耐梅艳名，张宗昌特派专人到上海，请赴济南一行，商讨所谓的“投资拍片”事宜。从济南回到上海之后，满载而归的杨耐梅组织了耐梅影片公司，春风得意、阔极一时。遗憾的是，获得虚荣的杨耐梅正在失去影迷的支持，缺乏力作的明星迟早要被她的影迷所抛弃。当30年后的杨耐梅在香港流落街头、沦为丐妇的时候，不知她的那些曾经的影迷在哪里？！
另一位“银幕艳星”和“悲剧圣手”是张织云。本来，为了感激导演卜万苍的知遇之恩，在大中华影业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拍完《战功》和《可怜的闺女》等影片之后，张织云便与卜万苍坠入爱河，接着举行了婚礼。然而，当风流成性的“茶叶大王”唐季珊出现在张织云面前，以私家汽车载着她出门兜风，并被影迷重重包围的时候，张织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借拍摄影片《玉洁冰清》时结下的怨气，张织云义无反顾地离开卜万苍，投入唐季珊的怀抱。可是，得到张织云之后的唐季珊，不久便故态复萌，跟联华影业公司最有才华的电影女明星阮玲玉同居，并由此引发阮玲玉自杀的悲剧。
阮玲玉的悲剧，不仅令社会各界叹惋，而且令所有影迷神伤。影迷们对阮玲玉的感情，在1931年8月《影戏生活》第1卷第32期一篇名为《谈我所认识的几位明星》的文章中显出拳拳之心：
“谁也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电影复兴时代中，她是一位灿烂的明星，她的表情可以叫做热而哀，在她的一笑里，充分地显出她的妩媚，令人陶醉；在表演悲哀的时候，具有令人心痛而怜爱的可能，又如《恋爱与义务》里，当杨乃凡（阮玲玉饰）在量她儿子和女儿的衣服的时候，她想上去热烈地拥抱，但忽发生一种警觉，使她顿时收回她已放的手，她的泪已在淌下来了，这种悲哀的内心表情，真能使人流泪。在这里，吾们立可认识她表演的功夫了，可惜她玉体消瘦，没有健美的体格，这我十二分的希望她快快的锻炼。”
阮玲玉的噩耗震惊全国，葬礼备极哀荣。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送葬的人流中，数量最大的一群，仍是那些一直担心着阮玲玉“玉体消瘦”、希望她“快快锻炼”的无名影迷。如果说死亡是一个电影明星的不幸，那么大量影迷伤心如绝的泪水，已将这种不幸打磨成一个电影明星的永生。
中国影迷，为享乐而痛苦，在痛苦中享乐。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宿命，在中国文化的天空里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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