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是让自己爽
是不是真正的高潮，要看票房成绩，看电影反应，如果后面不行，就是泡沫，希望后面的导演让电影观众真正爱看，而不是让自己爽！——《囧男孩》监制李烈
《海角七号》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2008年的台湾影坛，《海角七号》是无可争议的票房霸主，台湾电影走出低谷的标志性作品。在12月6日落幕的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影展上，《海角七号》与同为入围超过10个奖项的《投名状》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拿下最佳男配角、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年度台湾杰出电影等6个奖项，而《投名状》却独得了公认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坊间认为，本届金马奖之所以没让其大获全胜，是评委们对本土电影突然爆发的可持续性尚存疑虑。
其实，不管金马奖风向标如何摆动，以《海角七号》为代表的台湾本土电影在2007、2008年异军突起，已经不容忽视。
《海角七号》大热之后，其他有政府辅导金资助的电影挟势扎堆上映，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儿童片《囧男孩》3400万元新台币；被誉为台湾第一部反战题材的客家史诗电影《一八九五》2000万元；6月上映的《九降风》9月10日重映，两周票房也过百万，并在日本东京电影节上卖出300万元的版权。
进入11月中旬，在台北的任何一家电影院里看电影，你都有可能看到一个名为“国片新高潮”的短片，它由眼花缭乱的剪辑制作而成，然后进行理直气壮地宣布，署名为“行政院”新闻局。当然最热门的还属《海角七号》，继票房突破5亿元新台币之后，11月20日在香港强势登陆，单周票房就突破1000万元新台币，并且成为23日的单日票房冠军，力压此前不可一世的《007：量子危机》。
这一波台湾电影回暖潮背后，政府的身影不时闪烁。掌控电影事业的新闻局不仅推出宣传短片，还在台湾电影网上做了名为“2008秋，台片新高潮”的专题，由于该局决定每年度的电影辅导金的审核发放（《海角七号》和《囧男孩》各500万元，《一八九五》在“行政院”客家委员会获得3000万元资助），由其扶植的影片票房几乎全线飘红，当然乐观其成。
政府高官，不分蓝绿，频频现身影院为心仪的影片加油打气。号称一年只看一部电影的“总统”马英九携手林志玲出席《一八九五》首映式，近日又有消息称，他极有可能再次到影院观赏这部电影；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看完该片后呼吁“全台民众不分老少都来看，推动优质影片”，新婚不久的台湾首富郭台铭也带着娇妻进了影院；“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史亚平则为《九降风》站台推介；《海角七号》走红后甚至成为台湾官方的一种行销策略，“外交部长”特别邀请“副总统”萧万长及三十几个“外交官”到影院观看。
民间热得五花八门，《囧男孩》热映后，影片中的原创卡通人物“卡达天王”突然走红大街小巷，其他衍生产品如囧男孩公仔、名信片、电影卡、T恤衫等均热销。监制李烈说，这部电影的一个超级粉丝是个小学教师，先后带着学生连看了15场。网络追捧集中体现在各个影片官方网站的点击量：《囧男孩》64万、《一八九五》突破40万，《海角七号》除了在票房上屡创奇迹之外，其“部落格”（博客）点击量创造了单日40万的纪录，到12月1日达到980万人次的访问统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全台总人口的40%。
台湾电影在1980年代经历了一个高峰，以侯孝贤、杨德昌等为代表的导演成为那个时期本土电影的骄傲。在这个被称为“新浪潮电影”的大潮之后，电影业迅速滑向谷底，并且长期一蹶不振，回顾这段令人沮丧的日子时，曾经追随侯孝贤的《一八九五》导演洪智育甚至拒绝用“U型”下滑来形容，直接用了“V”，以强化影业景气坠落速度之快。
两个囧男孩。囧（jiong，三声），在古代表示窗户 明亮；在网络上是非常流行的象形文字，囗=脸型，八=两个下垂的眼睛，口(眼睛下面的)=嘴巴，代表了惊吓而使表情变形。这种网络象形文字2004年起源 自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是Orz，O=头，r=身体，z=跪着的腿，横看就是“失意体前屈”，随着使用之广泛，其涵意逐渐增加，既可以是对人的“拜服”、“ 钦佩”，也可以是“拜托！”、“被你打败了！”、“真受不了你！”。
《囧男孩》监制李烈在自己的影一公司创业之初之所以未曾涉及电影，出于同样的失望和恐惧。
台片低迷10年之后，李烈拿到了后来成为《囧男孩》导演杨雅喆的剧本，并在票房及口碑上大获成功。
各个电影制作团队之间串门互挺，《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先后带着演员到戏院观看了《囧男孩》和《停车》。大家都希望此次台片复兴不是昙花一现。
《一八九五》：日本人视角的抗日电影
《一八九五》不是大陆所谓主旋律影片，从类型片来讲，是爱情戏。客委会给我们资金，最重要的要求是，不要拍成过去那种政令宣导电影，他们强调片子的影响力，要真正占领市场，尽可能地争取到最多的观众。——《一八九五》导演洪智育
大多数台湾电影都是民间自己创意剧目，找政府要钱，申请辅导金。《一八九五》不同，是政府下单民间接单，“客委会”确定的项目，再公开招标，青睐影视公司中标。“客委会”投入3000万，青睐公司找来3000万—6000万的投资是台湾本土电影20年来仅见。
在“客委会”的电影项目之前，已经有一部讲述台湾1895故事的台湾电视剧《乱世豪门》。
《乱世豪门》2007年4月在横店影视城的广州街开拍，隔壁开拍的是大陆版的电视剧《台湾1895》，部分配角演员甚至同时出现在两个剧组的拍摄中。温升豪在《乱世豪门》中扮演一个虚构的富家少爷，因为抗日终至被绞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1895题材的电视剧，温升豪出现在电影《一八九五》的拍摄场，扮演真实的吴汤兴——一个客家抗日英雄。
相对于温升豪的顺理成章，洪智育担任导演则“纯属意外”。
洪智育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就叫《纯属意外》，是1999年获得500万辅导金，2000年完成的一部爱情喜剧。此后8年，他没有拍电影——他热衷的题材都要三四千万，而投资商只肯出1000万。“1000万我就是不拍。”洪智育认为自己可以做更精致的电视剧，何苦去拍烂片。
直到《一八九五》“临时从天下掉下来”，而且是政府的钱。“虽然是政府的片子，如果要用硬邦邦的一个历史、族群、爱国结构去弄，那电影根本不能看。”
1895，乙未年，台湾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这是入侵的日本人没有预见到的。虽然在马关谈判中，李鸿章试图诱使日本放弃割地台湾的企图，一再提醒伊藤博文，当地民风强悍、瘴气横行。日本攻台之役战死者164人，死于瘟疫的达4642人。死于疫病的包括日本军的总指挥官，近卫师团的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台湾战死一万四千多人。
洪智育认为自己拍的不是一部战争片，拍战争不是台湾电影的优势，洪智育希望《一八九五》的重心回到家里的这群人身上，回到男人们下了战场以后想什么：“这部分才是台湾电影的优势所在。”
在《一八九五》中，对割地的满清政府的怨，甚至对日本军的恨，都不像以前抗日电影那么激昂，但是对乡土、家人的爱却是强烈的、质朴的。
对一部可以归类为抗日题材的电影，《一八九五》罕见地采用了日本人视点的叙事结构。
青睐的人在东京的旧书市场上购得了森鸥外的日记。森鸥外日记成为《一八九五》的结构外套。明治年间的大作家森鸥外曾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在台湾停留不到3个月，在剧中他作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随侍医官，目睹了“接收”如何演变成“无差别扫荡”。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能久是带兵来接收台湾的，他最初当然想不到遇到义军的顽强抵抗。”洪智育说，“吴汤兴们就是被抛弃了，政府军很快撤退，客家人反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土地，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逻辑。”
洪智育首先将《一八九五》定位为一部爱情片，而不是战争片。这种诉求醒目地体现在电影海报上：“一个男人，对他家园的爱；一个女人，对她男人的爱；而所有的感动，刚好发生在1895年的台湾。”故事中的男女，一是吴汤兴和妻子黄贤妹，一是19岁的姜绍祖和妻子，他们的故事，都有历史记载。
由于资金所限，该片对战争场面的处理甚为节制，日军火烧甘蔗林围捕义军算是最大的场景之一。姜绍祖于此役被捕，其后在狱中服毒身亡。反抗军与日军的八卦山之战，应该是最大规模的战役，吴汤兴死于此役，在银幕上也是极其写意地处理。
《海角七号》的票房已经遥不可及，《一八九五》的目标就是挑战《囧男孩》3400万台片第二票房的地位。
“我们当然想进入大陆市场，可不晓得大陆观众爱不爱看。”《一八九五》的统筹叶天伦说。
《囧男孩》：不止儿童片
杨雅喆导演说，以前电影没有人敢做，做一步错一步。现在是台湾电影的一个机会。大家已经对台湾电影市场有推动的信心。
这些年轻导演都有很好的说故事的能力，熟悉好莱坞的叙事，不再艰涩地讲述远离自身的故事。——《囧男孩》监制李烈
为《一八九五》做发行的是福克斯，为《囧男孩》做发行的是华纳公司。台片所以要找美商公司发片，是因为台湾的院线基本都在对方手上。
《囧男孩》的公映比《海角七号》迟两周，华纳为《囧男孩》安排了高达6000人的密集试映，然后就是观众口耳相传，手机和网上相传。
华纳对《囧男孩》的预计是1200万，“结果我们远超。”李烈说，“观众哭到不行，你觉得很爽，因为你打动了他。”
《囧男孩》目前票房3400万元新台币。
大陆媒体呈现的李烈可能还是罗大佑的“爱人同志”，虽然他们已经分手9年了。对今年的台片新高潮来说，李烈是《囧男孩》的监制，是弄潮人之一。《囧男孩》是李烈制片9年史中第一部剧情长片，此前她都在制作电视剧。
看到杨雅喆的《囧男孩》剧本后，李烈迅速回忆起自己的小学同桌：一个脏兮兮的男孩子，穿着皱巴巴、洗得褪色的校服，喜欢欺侮女生，永远嬉皮笑脸吊儿郎当，她甚至立即记起了这个同学的名字和相貌。
“这种似曾相识的体验深藏在每一个成人内心，电影的叙述就是一个勾引的过程，能够引起成人世界的共鸣就是市场的成功。”
李烈说，之所以多年未曾涉及电影，出于对台湾电影的失望和恐惧：“杨导、侯导的后辈们希望继续他们的路线，但缺少同样的才华、天分和社会阅历，在风格上也没有创新，观众逐渐厌倦了艺术电影的模式，票房损失了虽然有政府的辅导金可以补回来，观众的流失却越来越严重。”
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背后，是好莱坞式西片风的兴起，娱乐元素和技术特效成为吸引观众的筹码，以迪士尼、福克斯、华纳等为代表的八大国际公司巨头逐渐控制了台湾电影的发行市场，此前专注于艺术电影的青年一代导演纷纷转入低成本小制作的商业广告、电视剧、纪录片等行业。
“以前投资电影是做一部赔一部，可谁规定艺术电影一定是不好看的？”李烈说。
新闻局的辅导金近几年没有太大变化，分新人组和旗舰组，新人组最高500万元，旗舰组最高3000万元。《囧男孩》拿的是新人组的钱。李烈又从一个朋友那里找来300万，自己投了700万，这是她从事制片以来最大一笔投资。全部1500万投在了一部“儿童影片”上。
“台湾的儿童题材电影很久没有人关注了。但这个片子如果只针对孩子，也有点冒险。《囧男孩》意图超越过去的同质化儿童电影，但我又怕观众真得把它当做一部儿童电影来看。”
两位囧男孩在学校常捉弄女生欺骗同学，而被老师分别称为“骗子一号”与“骗子二号”。
一号和二号恐怕是全世界笑点最低的两个小孩，讲什么事情都可以笑；同样的笑话讲十遍，他们可以笑十遍。
这两个“问题”小男孩带着同学做了一些既癫狂又充满想象力的事。一号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父亲是精神病人，他的日常生活依靠成人接济；二号则长期与父母分离，与开草药店的阿嬤相依为命。
一号与二号常捉弄同学，被老师处罚在图书馆粘书，他们因此翻遍了图书馆里的书，一号成了超强的说书人，二号是幸福的听众。两人常讨论前往异次元空间的方法，他们想到前往异次元的方法，包括收集到十台电风扇一齐吹，或者溜滑水道一百次。
日本NHK电视台10年来没有购买一部台湾电影，但是在今年的亚洲电影节上，买了《囧男孩》的版权。
《征服北极》：可笑的逻辑
中产阶级不愿意看那种非常沉重的故事，于是我转了个弯，将苦药包上一层糖衣，突然在影院放映时塞在观众嘴里，这样的纪录片才有力量。
所谓的糖衣，可以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故事。比如同样拍摄一个为非洲黑人失学儿童募捐的短片，你可以拍一个苍蝇乱飞的背景，再加一张肮脏不堪的脸；也可以抓取一个由于接受资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幸福自信的微笑。哪个效果更有力量呢？——纪录片《征服北极》导演杨力州
《囧男孩》里是一群笑闹、尖叫、无厘头的孩子。《征服北极》中的三个年轻人则在北极的帐篷里极尽搞笑之能事。
学生时期的洪智育已是当年重要的纪录片工作者之一。成为侯孝贤的助理导演和副导演之后，洪智育在1997至 1998年期间，与著名白色恐怖研究作家蓝博洲一起合作纪录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台湾思想起》，以精致的制作与强烈的影像风格，让严肃冷门的节目受到观众肯定，曾创下同时段全台湾著名SRT1.05的高收视率。
“纪录片兴起确实对剧情片复兴有帮助，过去特别小众，或者不是主流观众，但《翻滚吧！男孩》、《生命》都有上千万的票房，导演也可通过纪录片学习一些讲故事或拍摄的技巧。”李烈说。
从2003年开始，台湾影像界开始进入纪录片时代，根植于“现实世界”的纪录片逐渐改变过去游击式的小型放映模式和除了电视台之外放映管道匮乏的状况，频频走进电影院线进行商业放映。
《跳舞时代》是当年的代表作品，它讲述了日据时期193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故事，获得第4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吴乙峰导演的《生命》，反映1999年“9·21”大地震的死者与生者，拍摄时间长达五年，获2004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商业收入超过千万元台币。2005年林育贤的《翻滚吧！男孩》，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也复制了这一票房神话。《囧男孩》的导演杨雅喆也为公共电视台拍摄了大量纪录片。
2006年，杨力州凭借《奇迹的夏天》夺得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并创造了商业放映一周票房过百万元的纪录。
《征服北极》是今年金马奖的闭幕影片，于12月12日进入院线进行商业放映。
当《征服北极》的片约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杨力州觉得自己有可能从地狱中被拔擢出来进入天堂。
2007年《商业周刊》邀请杨力州拍摄的《水蜜桃阿嬷》，台湾17个电视频道在同一周时间里播出，让无数人流泪，也让杨力州陷入巨大的心理困扰，这也成为他在今年远走北极的诱因。
《水蜜桃阿嬷》讲述了一个充满仁爱与坚忍的悲情故事：在高山上种植水蜜桃的老阿嬷，儿子和儿媳因为40万元的信用卡债相继自杀身亡，留下7个无辜的孩子由她照料。杨力州把片子首先放给阿嬷一家观赏，其中沉默的孩子小涵，在后面偷偷地哭泣，活泼的小男孩看到片中的自己，忍不住说：“那个是我，他好可怜！”
全台自杀率超过全球平均值。在台湾，因信用卡透支而自杀，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商业周刊》希望通过对自杀现象的透视，关注“生命教育”主题，并募集捐款用于生命教育教材的制作和传播。
纪录片播出后，捐款竟然每天达到惊人的100万元台币，在募集到1000万元时却戛然而止，踩刹车的是《商业周刊》。
麻烦来了，首先是阿嬷的家族要求分得200万元的捐款，杨力州说，其实阿嬷本人没有提任何要求：“我们在拍摄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要求杂志社必须派出心理治疗师全程陪同，而且媒体、企业与愿意出钱的人资助孩子成长到18岁，并争取到企业的接收。”在半年的拍摄期中，阿嬷的心理得到平复，决定用正面的态度抚养孩子。
但社会开始怀疑杨力州的经费来源，其实拍片经费全部来自《商业周刊》杂志。于是原住民“立委”召开记者会，控诉《商业周刊》，质疑“汉人剥削原住民”。
他们的攻击让杨力州非常愤怒：“难道汉人就不能帮助原住民？现实的情况是，原住民往往不能帮助他们自己的族民。”
事件被放大成政治性议题，影响到“立法委员”的选举，“成为他们塑造正义形象的资源”，引发争端的原住民“立委”甚至都没去探望过阿嬷。“其实在维护原住民的权利这一诉求上，我们是一致的。”
极其沮丧的杨力州开始逃避：“我不靠纪录片为生，作为导演，我决定所有来自纪录片的收入都回馈社会，光靠商业广告，就能保证我很好的生活品质。”
这让他常常想起法国纪录片《山村犹有读书声》（To Be and to Have）的遭遇。这部忠实纪录法国偏远山区一所小学里师生互动的纪录片，在欧洲疯狂热卖，观影人数达数百万。后来老师开始要求得到补偿，甚至片中孩童的家长也纷纷要求电影公司必须回馈一定的金额，最后闹上法院，法官以“拍摄者并无要求被摄者演出，所以此老师并非电影的创作者”为由，判老师败诉。
因此，当2008年年初，他接到“桔子”游戏公司的邀请电话后，一口答应接受《征服北极》的拍摄，前提条件是公司必须将所有纪录片产生的赢利回馈社会。
“对游戏公司来说可能仅是一个励志片，对我而言，它是一个重生，我要走到世界尽头，哪怕是地狱也要去。”
三个台湾年轻人参加了第五届国际北极极限运动比赛，按规则要从北极圈步行到北极点，全程六百多公里，耗时长达一个多月，杨力州记录了这一过程。“桔子”公司出资6万美金赞助拍摄，他们认为，“这件充满了梦想和征服”的故事与公司的企业文化相契合。为了防止被北极熊攻击，公司还为杨力州买了商业保险，并聘请一位奥地利退伍军人做保镖。
来自全球九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加了此次徒步竞赛。杨力州与他们一样，要经受零下40度严寒，还有极限生存条件下残酷的心理考验。
在拍摄过程中，杨力州“不小心”收获了一些“其它的东西”：他偶然拍下几个来自欧洲的猎人“合法”猎杀北极熊的过程，让他吃惊的是，这些猎人竟然不是为了金钱和皮毛，而纯属出自个人乐趣。他们使用弓箭等原始的猎杀工具，使目标不至于立即死去。
5月，杨力州返回台北。查阅资料之后，他发现加拿大和美国居然均未立法保护北极熊。在加拿大，每年约有26%共计518头的北极熊被合法猎杀，法律只规定不准捕杀母熊和小熊，这显然是个“可笑的逻辑”；美国则出于阿拉斯加州石油开采目的不愿意立法保护，因为设立保护区需要圈出大片土地，这影响到美国的能源利益。
除了观察温室效应对北极地区的生态影响，杨力州关注的焦点是：“在由极端恶劣环境所造成的极端负面心态下，参赛者如何面对生存和挑战？”他观察到帐篷内极端乐观的心态，这与外界严酷的生存环境产生巨大反差，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生命观显然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路的尽头，就是新世界的开头”。“在北极，我每天都活动自己的每一根手指，我只关心自己是否还活着，不再理睬所谓的票房、影响力。”杨力州后来制作了一个10分钟的短片，讲述自己的生命感悟，就叫《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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