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南京！南京！》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首映礼，而一个星期后，这部耗费导演陆川4年时间的影片就将在全国上映，可是陆川却忘记了自己最初提出拍摄想法的时间，摄影师曹郁帮他回忆起了这个细节，在拍摄《可可西里》的间隙，陆川曾对他说过要拍摄南京大屠杀的计划。这一说法让陆川起了疑问，“我怎么会在可可西里就跟大家说要拍《南京！南京！》呢？那个时候才是第二部戏，操作的是700万的电影，这个是7000万，或许，拍摄南京大屠杀就是命中注定要做的事吧。”
■ 《南京！南京！》创生记
1 婉拒外国剧本
2005年初，国外电影公司送来“南京大屠杀”题材剧本，但陆川无法接受，剧本里西方人再次扮演起拯救弱者的“辛德勒”，只是这一次被拯救者由犹太人换作了中国人。“因为当时我的理念就特别强——我想拍中国人的抵抗。但是想拍中国人抵抗这个事，让我跟合作方分手了，他们觉得我想拍主旋律，其实不是主旋律，我是觉得中国人有抵抗为什么不拍呢？这事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事，中国人和日本人必须直面，想绕弯绕不过去，所以我把日本人放进来。”
2 艰难史料收集
陆川在北京郊区租了栋别墅，面对一整个房间的资料，开始了剧本写作。资料搜集过程中，陆川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现状让他很惊讶。一方面，由于70年前的中国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这使得有关屠杀受害者的调查与统计异常困难，加上国内的相关研究和调查工作起步相对较晚，一些史实已变得模糊。另一方面，我们已习惯于用一种哭诉的哀腔来讲述这段历史，而哭诉的声音是弱者的象征，对于旁听者是没有说服力的，于是他坚定地突出中国人在大屠杀中的抵抗精神。
3 立项遭遇“撞车”
2006年剧本完成申请立项时，陆川遇到了大麻烦，大家都在赶“南京大屠杀70周年”，那一年向电影局申请立项的同类剧本竟多达5个，外交部和电影局担心出外交事故，《南京！南京！》没有获得立项，但此时60人的剧组已经建立，选景和美术的工作也已展开，于是陆川和投资人覃宏通过各种关系疏通，通过4个月的游说才让剧本审查通过。陆川说“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
4 拍摄苛求细节
剧组在长春搭建了面积800亩的“南京城”，这座城就花费了1500万元的投资。之所以北上长春，是因为70年前的南京并不像现在这么温暖，景观与东北相似，有皑皑白雪。实际上，南京政府相关部门给剧组提供了一块拍摄场地，但是陆川很怕拍摄周期长，到时周围都变成绿色了，肃杀的气息便会消失。所以又仿照历史资料，复建了当年南京的部分城池和市区景观。除此之外，很多细节也十分考究，比如日军军服里的毛料都是做到最好。国内最大的民间抗战博物馆创建人樊建川，给剧组送来军服、军刀、手摇式警报器，甚至当年士兵携带的餐具等文物，拍摄现场所有的道具都是根据这些文物仿制而成的。甚至电影中，就连拉贝所撕碎的一张报纸，也是按照当年的一张德文报纸复制下来的。陆川甚至表示，影片上映后，如果有人挑出超过两个穿帮镜头，那他就觉得很失败。
5 剪辑超过16版
《南京！南京！》的拍摄周期长达8个月，而审查过程也有半年，陆川说他剪辑的影片版本超过16个，每一次审查，陆川也会发现片子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对于现在公映版本，陆川说，“肯定有些东西观众见不到，中国现在没有分级制，一部电影从老人到小孩都去看，有些镜头是不适宜的，但核心的表达没有损失，对于现在的审查结果，我感觉到非常庆幸，我感觉到很多人在帮这个电影，让它以很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会感恩。”他认为不会有导演剪辑版，导演版永远没有最终版好，剪掉内容只会放在花絮里。
■ 导演开“城”布公
黑白电影 不是学斯皮尔伯格
我对这个故事的想像就是黑白的，没法给它上颜色了，有人提出让其中一个人穿红衣，我说你一定是斯皮尔伯格派来的，或者哪个对手派来的卧底，等片子上映时就批评陆川抄袭。
新京报：影片为什么要采用黑白胶片拍摄？
陆川：我从没想过要拍成别的颜色，我对这个故事的想像就是黑白的，另外，观众也不需要看到色彩，需要看到的是这些活动的影像、这些事实。黑白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帮助，那就是对血的处理，如果是彩色片，我不知道这么多的血如何处理，四万人躺在地上，全是红色，给人生理上的刺激，但我特别讨厌断肢残臂，开膛破肚，讨厌所有这一切生理性的东西，我要的是一种仪式感，黑色比较恰当。我觉得规律是可以打破的，一开始几分钟看黑白可能比较强烈，再看下去就没什么了。当时有人提出让其中一个人穿红衣，我说你一定是斯皮尔伯格派来的，或者哪个对手派来的卧底，等片子上映时就批评陆川抄袭。
新京报：在创作时有没有去借鉴和避讳同类题材影片？
陆川：没刻意地去避讳，但借鉴肯定没有，我不允许美术部门去看以前的片子，尤其当你想要确立一种新的质感的时候。类似题材我就看过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美国拍的纪录片《南京》对我影响特大，素材太好了，因为它的故事和我最初的剧本一模一样，它让我决定《南京！南京！》不用一尺历史影像，让这个电影形成一个自己的空间，历史影像进去后会消减电影的影响。
新京报：为什么选取全景的视角，没有从一个更具体的个体切入？
陆川：我有很多机会去做那种传统的片子，但对真实的追求使你放弃一些东西。比如人物一散就会缺少故事性，但是这次我要去做一个群像，这个历史缺中国人的面孔。
新京报：你觉得《南京！南京！》可以打多少分？
陆川：如果放在2009年来说，我觉得85分以上，如果10年以后，我可能会打一个比较低的分，我想到了很多东西，现在好像拿不出来，也不能去展现，很可能夭折在半路上了，但在现在这个时代能够去推进的东西，我们都做到了一个极致。
标新题材 我讲中国人的抵抗
我们不是在写中国人的耻辱和伤疤，确实在写中国人的抵抗，而这种抵抗有的是激烈的，有的是悲壮的，有的甚至是软弱和卑微的，有的是无力和绝望的……
新京报：南京大屠杀似乎成为近几年来的一个创作热点？
陆川：其实有些东西貌似成为热点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这种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可能因为南京大屠杀70周年，有这么一个想法一下会上来，过了这70周年了，十几年都不拍一部，我觉得这种热其实并不是正常的。
新京报：你说南京大屠杀的题材不是拍得太多，而是太少，但也有人认为拍这种类型是在伤疤上撒盐，你怎么看？
陆川：因为他们还没看过片子，看过之后他们会发现，我们不是在写中国人的耻辱和伤疤，确实在写中国人的抵抗，而这种抵抗有的是激烈的，有的是悲壮的，有的甚至是软弱和卑微的，有的是无力和绝望的，但是这部电影中呈现的所有中国人都在抵抗，这点我认为是中国人活到今天的核心，我觉得这些事实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被抹杀和遮蔽了。南京的记者跟我打过电话，他们说“我们都知道南京城抵抗过啊，从来没人写，我爷爷打过仗，如果不是当时跟他们死掐，他们不会杀我们这么多人啊。”这事是谁想曲解也曲解不了的，我觉得这片子是重新给中国人立传，恢复中国人的历史存在。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这部电影只是个起点？
陆川：对，希望后人继续去研究和深化，比如南京保卫战就可以拍一个电影，现在的钱只够我拍一个巷战。那场战役汇总，南京城墙下面有个仓库，日军想站在仓库上平射，我们的战士拿绳子垂下来，都被日军的狙击手给打死了，有一个哥们什么都不管了，系根绳子从城墙上跳下来，跟蹦极一样，离地面还有一丈多，一刀砍断，一瘸一拐地冲到仓库，浇上汽油点燃。我原本剧本中有，但是城墙花了300多万也没盖明白，香港这边的公司也觉得难做，原本是保卫战多拍，巷战打得小点，刘烨先打保卫战后打巷战，最后只能割爱，把巷战拍大了。7000多万的总投资我确实用到头了。
日本演员 一线演员不敢来拍
这些演员是我在日本挑的第二批，第一批都没来，他们是二线部队，但也演得不错，一线部队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但是经纪公司都没让他们来。
新京报：你和日本演员交流过南京大屠杀吧？
陆川：他们觉得有屠杀，但有所保留，他们会觉得万事万物都有原因，但他们对这件事的忏悔是几乎没有的，我认为是这样。
新京报：他们表演怎样？
陆川：日本演员在这个戏里面你不会觉得他是演员，他们是在生活，咱们的演员就有表演的痕迹。
新京报：听说日本演员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陆川：这些演员是我在日本挑的第二批，第一批都没来，他们是二线部队，但也演得不错，一线部队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但是经纪公司都没让他们来，二线演员就像敢死队一样来了。
新京报：你在现场总提醒中国演员不能失败，为什么？
陆川：因为中国这些演员都是腕儿，内心的力量从起始阶段未必就超过人家，这些日本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演他们祖先的戏，会觉得不要给日本人丢人，会努力地把日本军人的素质表现出来，其实他们很抱团。所以我经常会跟中国演员说“我们要小心”，但是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
影片之外 哭诉不是我们的权利
眼泪好像并不能真正去软化西方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你用更强大的价值观、更强大的证据。70年后，我们的国家富强自信了，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语境来重新讲述这个事。
新京报：电影中日本军官角川的自杀，让人联想起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魏特琳和研究者张纯如，战争对人类的摧残超乎想象？
陆川：我讲我个人的体验，当你每天接触死亡的时候，你会觉得死亡离你特别近，触手可及，不会觉得它是陌生人，而且你觉得跨过这一步是特别轻松的，是一种解脱。像张纯如，确实是在有了孩子、名声鹊起之后，开车到郊外吞枪自杀，可以想象她的灵魂是怎样的黑暗。魏特琳跳海自杀，1941年回国的船上被人救起来，然后已经回到美国了，生活在阳光下，不应该感受南京的黑暗，但是她还是打开煤气自杀。战争给人的摧残像是一种毒药，慢性的，像癌症一样会扩散。
新京报：虽然电影不能给大家正确答案，但电影绕不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在电影之外，你想对中国观众说些什么呢？
陆川：我觉得有些事70年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用什么方式、什么姿态来解决？70年来，我们一直是哭诉，这是我们的权利，但是效果不太好。70年后，我们的国家富强自信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能够被整个世界认同的价值体系或对话语境，来重新讲述这个事情，这是电影想要做的一个探讨。我觉得70年的结论是，我们的眼泪好像并不能真正去软化西方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你用更强大的价值观、更强大的证据，更强大自信的讲述的语境去跟它平等对话。
新京报：你说电影要在日本上映，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陆川：我就是想让他们看到，因为我发现看过电影的日本人对此事都有重新认识，因此特别希望能在日本公映。如果能在日本公映，形成一个文化事情，这个电影可能会是一个桥梁，能让中日之间多一点沟通和理解。我希望中日关系别变成中东那样。我觉得现在能坐下来，能够通过电影把它讲清楚的，就用文化的手段把这事沟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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